编者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有人掘开“资本弄权”的大坝时，王朝更替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历史从此将走向血腥和黑暗，非伟人降世不可阻挡！ 资本家是没有家国大义的，不管是哪里的资本家，他们眼里没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只有自己的利益。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塑造了一群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江南清流，与之对立的皇权征税、严党理政，全被刻画成压榨百姓、祸国殃民的存在，仿佛整个大明的祸乱，都源于中央集权的过度盘剥。 可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呢，皇权历来是向着百姓的，而官僚集团和资本是向着自己的利益的，天然和皇权与老百姓站在对立面。 明朝的江浙地区，是举国公认的财赋重地，土地肥沃、商贸繁盛，当地士绅靠着隐田逃税、大肆兼并土地，敛聚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却始终钻尽制度空子、拒绝承担对应的国家税赋。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缺口越来越大，所有的压力全数转嫁到北方底层百姓身上，普通农户被苛税压得喘不过气，江南士绅却坐享太平、敛财不止。 剧中所谓的江南清流，从来不是心怀天下的忠良之臣，不过是江浙官商利益集团的朝堂代言人。他们高喊为国为民的口号，拼死反对矿税、商税，本质上护的是江南豪强的一己私利，半点没顾及天下苍生的安危。这和明末东林党误国的套路，完全如出一辙。 以江南士人为核心的东林党，结党把持朝堂大权，一边废除工商税，纵容江浙富商疯狂敛财；一边加重农税，逼得底层百姓流离失所。哪怕到了国家危亡之际，这群文臣依旧只顾圈层利益，一边大肆造神洗白，捧孙承宗、袁崇焕，把闭门守城的宁愿防御战吹成宁远大捷，把袁崇焕私斩大将、养私兵抗旨、欲带兵入京城的死罪洗白成千古奇冤，只为牢牢把控朝堂与边务权势；一边坐拥巨资却吝于捐银救国。崇祯帝一生宵衣旰食、勤勉理政，却始终被这群文臣蒙蔽算计，最终自缢煤山，那句血泪交织的“文臣皆可杀”，正是他看透江浙士绅伪善面具后，最绝望的绝唱。 近期爆火的《太平年》整部剧通篇渲染吴越钱氏的仁政，把政权首领塑造成不恋皇权、轻徭薄赋、一心保境安民的圣君典范，将偏安割据美化为民生至上，就连纳土归宋都被吹成千古大义，营造出江浙一片富庶太平的盛世假象。可正史之中，钱氏政权根本没有这般高光。 其一，钱氏为了稳固自身割据势力，毫无气节可言。他们不仅向中原政权俯首称臣，更是主动向契丹纳贡称藩，奉行契丹年号，以藩属之礼讨好契丹，靠着卑躬屈膝换取一方割据安稳，全然不顾国家格局与民族气节。其二，钱氏治下百姓，根本没有剧中那般安稳度日，反而饱受苛捐杂税压榨。史料记载，吴越田赋是后续北宋的3-5倍，身丁钱极其繁重，小到柴草、蔬果、鸡鱼蛋类，无一不征税，百姓稍有欠税便要遭受鞭刑，甚至民间被逼出溺婴避税的惨剧。 说白了，所谓的吴越太平，从来不是底层百姓的太平，只是江浙士绅与商贾独享的盛世。 《大明王朝1566》把江浙士绅抗税避税的私利行为，包装成为民请命的大义；《太平年》把钱氏称臣割据、横征暴敛的黑历史，美化为保境安民的格局。两部作品都在刻意弱化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拼命消解大一统的历史意义，把地方豪强的圈层私利，拔高到远超国家大局的高度，用假意体恤百姓的话术，掩盖抵触中央统筹的真实私心，内核始终是江南资本利益至上，国家大局靠边站。 从明末东林党操控舆论、造神袁崇焕、孙承宗，到《大明王朝1566》美化江南清流，再到《太平年》洗白吴越钱氏。本质上都是官僚集团和资本既要又要，既要掏空国家，又要抹黑皇权，甩锅给皇权与中央集权。 历史从来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工具，崇祯帝用整座江山覆灭的代价，才看清了江浙士绅和江南资本的伪善。 如今我们多次民族与文化的存亡危机，也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洗礼，更应该看清资本的真面目，不让历史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