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位山东老乡存在历史的交集。观察二者的命运浮沉，我们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规律：一个荣，另一个必枯；一个枯，另一个必荣。 武训与李进，两个名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因一场轰动全国的历史调查而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人都出生在山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武训生于鲁西堂邑县（今冠县）武家庄，李进则生于鲁东诸城。一西一东，相隔数百里，共同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文化论争中一对意味深长的对照符号。
电影《武训传》海报 武训（1838—1896），行乞终身创办“义学”三所，被清廷赐予“乐善好施”匾额，赏穿黄马褂，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长期被尊为“义丐”、“千古奇丐”，1951年后评价反转，1986年在其逝世90周年之际又正式恢复名誉。 李进，在新中国文化领域曾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两人虽相隔半个多世纪，在一九五一年那场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运动而产生了历史的交集。 据跟随李进参加武训历史调查的毛泽东的警卫李家骥回忆，此次调查，是江青第一次用“李进”这个化名，自此以后成了她的笔名。
《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列举的调查人员名单，李进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主席对这个调查非常重视，按于光远的说法，李进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她送到了火车站。 调查团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初奔赴山东，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实地调查。他们走访了武训的故乡，查阅了地方志和族谱，访问了当地老人，搜集了大量口述资料和文献档案。 调查过程中，李进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和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 关于李进的工作态度，李家骥回忆： 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对这项工作很认真负责。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钟惦棐等和几个老乡唠嗑。 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 她的胆囊炎犯了。 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总之，一切很顺利。 毛主席对李进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是满意的。李家骥回忆： 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 关于调查是否存在为了服务政治、结论先行甚至蓄意编造不实之词，是否存在群众知道调查团的来意，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而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的问题，李家骥说：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李家骥回忆了访谈中的具体片断：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钟惦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问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跟老头老太太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这些片断，本身就是对提问者的有力回答。
部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献资料 武训与李进，虽同为山东人，虽同出于社会底层，但二人的人生轨迹、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种对比，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两条道路的根本分歧。 先看出身。武训出生于鲁西堂邑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早亡，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求生。武训自幼便因家贫而无法读书识字，十四五岁便到地主家当佣工。他亲身经历了不识字的痛苦，因不识字而被地主赖账，辛辛苦苦干活却拿不到工钱。这种切肤之痛，也是促使他立下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宏愿的原因之一。他的人生早年，体会过封建剥削制度的沉重压迫，但武训对压迫的认知始终停留在“不识字”这一表层原因上，他从未追问过：为什么穷人会不识字？为什么地主可以赖账？为什么制度本身是不公正的？穷人读圣贤书又能解决哪些问题？他的视野被牢牢限制在个人经验、个人奋斗之内。而他本人也的确通过“奋斗”实现了阶级跃迁：虽然始终打着乞丐名义，发迹后的他成了地主和高利贷盘剥者。 李进的出身同样带有浓厚的封建压迫色彩。她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李德文是当地一个小地主，母亲是妾室。在封建大家庭中，作为庶出的女儿，李进和母亲饱受嫡庶之别的歧视与冷落。父亲去世后，母女二人被迫离开李家，靠母亲做佣工维持生计。李进目睹并亲历了封建家庭内部嫡庶之间、男女之间、主仆之间的森严等级。这种寄人篱下、受人白眼的童年经历，在李进心中种下对整个封建制度和旧式家庭结构的仇恨。她后来投身革命，与这段刻骨铭心的早年经历有着深层的精神联系。 以武训的聪明，武训是否只是“被压迫而不知压迫之源”，我们不下结论，虽然始终打着为穷人的名义，他发迹之后却成了事实上的压迫者，李进则是明确的“被压迫而深知压迫之所在”——这一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二人日后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 再看政治选择。尽管二人都深受封建压迫之苦，但在面对压迫时所选择的道路却截然相反，武训选择了一条保守的、改良的道路。他没有质疑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没有反抗剥削制度本身，而是试图在现有体制内寻找一条出路。他行乞积资，所创办的义学教授的仍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培养的是能够进入封建科举体制的读书人。他经常性的动作是跪求地方官员和士绅支持义学，以一种近乎自虐的卑微姿态换取统治阶级的认可。他的行为逻辑是：承认现存秩序，努力融入这个秩序，通过个人奋斗粉饰制度的缺陷。在政治光谱上，武训甚至比改良主义者更保守，因为改良主义者至少试图改变制度的某些方面，而武训丝毫不敢质疑制度本身，他只想在制度的缝隙中努力钻营，客观上为穷人（准确地讲是地主阶级内的穷人为主）争取读书的机会的同时也实现个人的曲折升迁。 李进则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她少年时代便离开家乡，先是到济南、青岛求学做工，后辗转至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在上海时期，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完成了从一个受压迫的庶出女子到自觉的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奔赴延安，投奔革命大本营。在延安，她参与了文艺整风运动，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洗礼，并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与武训的跪求妥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进代表的是一种反抗的、颠覆性的革命力量。 如果说武训的政治姿态是“跪”，那么李进的政治姿态则是“斗”——前者向权力下跪以乞求恩惠，后者则要打倒旧权力以重建秩序。 这一“跪”一“斗”之间，浓缩了近代中国底层民众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 在文化取向上，二人的对立更为尖锐。武训所办的义学，教授的是封建正统文化。他崇奉孔孟之道，认为只有通过读经科举才能改变“贫寒”子弟的命运。他“为贫寒”的口号富有欺骗性，实际上他的义学主要服务对象是地主和商人子弟。武训调查团发现，“崇贤义塾”在头七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还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的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 而蒙班，才是真正对穷孩子们有点作用的“义学”。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 李进则自视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先锋。从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到延安文艺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化运动，她始终站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前沿。她所推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她看来，武训所代表的封建文化正是革命所要扫除的对象，武训行乞兴学所传播的儒家经典，正是束缚人民思想的枷锁。李进的文化逻辑与武训恰好相反：不是用统治者的文化去“教化”被统治者，而是要彻底摧毁统治者的文化，代之以被统治者自己的文化。 武训与李进之间的对比，绝非仅仅是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个人对照，它更深刻地象征着近现代中国文化主导权的消长与更替。观察二者的命运浮沉，我们会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规律：一个荣，另一个必枯；一个枯，另一个必荣。晚清如此，民国如此，1951如此，1966年如此，1986年也如此。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主导地位的变迁。
清廷为武训赐匾“乐善好施” 晚清至民国时期，武训被奉为“义丐”、“千古奇丐”，受到从朝廷到民间的广泛推崇。清廷赐匾赏匾，民国政要题词赞颂，陶行知等教育家更是大力提倡“武训精神”。在这一时期，武训所代表的——通过个人道德完善和慈善行为来弥补社会制度缺陷——的文化理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是私有制社会的文化逻辑：不触动剥削制度本身，而是寄希望于个人的善行和道德感化。 此时党内一些人也不能免俗。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抗战时期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1951年的武训批判，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与之相适应，无产阶级文化也开始了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全面进攻。武训从“义丐”变为“大流氓、大骗子”，正是这一文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 武训之“枯”，象征着私有制文化、封建文化主导地位的暂时终结；而李进之“荣”，则是她通过领导此次调查而崭露头角，逐步站在文化领域的前列，象征着无产阶级文化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前进的。文革结束后，李进等人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而死去近九十年的武训则开始得到重新审视乃至被“平反”。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消息 1980年,《齐鲁学刊》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文章写道：“武训何罪，还不是因为他忍受屈辱为穷孩子办了义学吗？这有什么罪……”随后，该文被国内多家报纸转载。 1983年，改革先驱万里在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为武训恢复名誉。1985年6月，万里的同乡兼同学、柳林武训师范学校前校长张绍虞亲赴北京，向万里反映有关武训的问题。万里明确指出：“省里有权为武训平反。哪个朝代办教育都是对的。武训办学还有罪吗？”同年9月6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随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具体工作逐步展开。 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再次印证了那个规律：一个荣，另一个必枯；一个枯，另一个必荣。李进之“枯”，伴随着武训之“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