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年大部分知青确实很惨，但是让当年知青惨的不是上山下乡，而是国家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大部分上山下乡的知青不但被社会抛弃了，还被伤痕文学给严重污名化了。 伟人时代选拔干部的标准是：又红又专，能和工农达成一片。 走资派时代重用干部的标准是：五类分子出身，视劳动人民为负担，所以才果断剥夺老百姓的铁饭碗。
网上，有人说当年的知识青年很“悲惨”，理由是他们本应该在大城市享受生活，读书考学，可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以及更好的人生辉煌。 “悲惨”既是一个状态，又是一个内心感受。不管是状态还是内心感受，站在不同角度去看，可能结论就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红军长征很苦，没有吃的，没有医药，还要天天行军打仗，穿的破衣烂衫，俨然一个花子队。 可另一部分人却说，红军长征，战胜了一个困难又一个困难，冲破敌人一个个封锁线，完成了史诗级的远征，是其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 黑龙江省一位志愿军老兵，早已被列入烈士名单，他却把所有证件藏起来，默默无闻地当一个搬运工。他的事迹被报纸宣传后，他却平静地说：“我的战友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从1949年到1976年，为了建设边疆和落后农村，无数大城市的中学生放弃高考，志愿来到西北和东北北大荒，成为一个建设者，他们豪情万丈，把建设边疆看做最自豪的事情。 当然，时过境迁，如果完全站在个人功名利禄的角度，到边疆，到落后农村，到国家建设第一线，不仅吃苦，更不会捞到“功名利禄”，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的确是“悲惨”的。 我没有当过知识青年，我们村接受的知识青年是1975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听见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广播着什么。村“革委会”大院和学校一个院子，我很好奇地观察了一些细节。 几辆草绿色大卡车，载着几十个半大的男女青年，还有他们的亲友团，很多人相拥着哭哭啼啼。 每个生产队分了五六个知青，住宿有村里统一安排，一般是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家，房子宽敞赶紧，一个大房子住几个女生；男生被安排到另一户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家。 校园里有一座祠堂，被安排成“知青食堂”，在北墙中间开了一个买饭口，知青们收工后，拿着饭票到买饭口打饭。 他们的饭菜质量远远高于本村的农民，他们经常吃肉，据说他们的伙食，国家拨款支付。平时在村里看见穿得罪漂亮的年轻人，差不多就是城市里的知识青年。 在生产队里干活，他们刚来的时候，连最简单的用镰刀割麦子都不会，需要有人教。干多干少，大家也不计较，只要实实在在干就行，因为生产队从来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当做劳力。 家里有背景的，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被接回城市；其他人则需要继续在农村干下去。但第二年，村里就开始大兴土木，给知识青年盖楼房了，上下两层，一共二十多间。 楼房落成后，方圆十里地的乡亲都来村里看热闹，这座楼房也成了我们小时候的一个骄傲。后来，知青回城，学生搬进楼房，成了我们的教室。记得有一篇文章说到这件事，很多人不相信。 刮风下雨，这些年轻人也不用去劳动，他们聚在一起，打扑克、看书，还有一个回民给我们表演，三十分钟把一个活鸡变成香喷喷的炖鸡肉。 几十年过后，还有几个老知青，再回来和大家见见面，叙叙旧，此时他们早已双鬓染霜了。村里也有人偶尔到城市找到他们办事。 如果要问他们“苦不苦”，他们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但肯定会是多种答案，有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也一定会有人说是一个“噩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豫剧三团的豫剧《朝阳沟》问世，一炮打红，成为河南戏曲历史上最成功的剧目之一。 《朝阳沟》里讲的就是两个高中生，回乡劳动的故事，他们从憧憬，到遇到困难时的彷徨，直到最后坚定地留下来，成为农村的有志青年。 1958年，天津青年邢燕子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宝坻农村务农，组建青年突击队开荒种地、发展副业，改变乡村贫困面貌。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其事迹，是新中国最早、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下乡知青典型，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成为五六十年代青年投身农村建设的榜样。 董加耕，江苏盐城高中生，主动放弃保送北京大学的机会，坚决回乡务农，运用文化知识改良农作物、发展乡村生产。 事迹被全国宣传，作为知识分子扎根乡土的代表，出席全国人大，激励大批青年主动奔赴农村。 史铁生，1969年赴陕西延川清平湾插队，多年务农、放牛，艰苦的乡村生活成为其创作根基 。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完整记录知青岁月，文字饱含对乡土、底层人民的共情，是知青文学、伤痕文学的核心代表人物。 梁晓声，60年代末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长期扎根北大荒垦区劳动。 他创作《今夜有暴风雪》《年轮》《雪城》等经典作品，全景式展现兵团知青的艰苦奋斗、悲欢命运，大众认知度极高，影视改编广为流传 。 知识青年苦不苦，悲惨不悲惨，我们可以读一下梁晓声、史铁生的作品。评价一段历史，不能想当然，自己不喜欢，就说天下人都不喜欢，就未免不合情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