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2年6月20日，九十五岁的“词坛泰斗”乔羽老师因病逝世。《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我的祖国》（1956年）、《刘三姐》（1956年）、《人说山西好风光》（1959年）、《牡丹之歌》（1980年）、《难忘今宵》（1995年）是其代表作，闻名中华大地。 乔羽认为，好歌之所以能经受住岁月的考验，久唱不衰，关键在于它能够表达一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心愿，和绝大多数人的心灵合拍，能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感情共鸣，绝大多数人心底最美好的感情共鸣。他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因为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 2 1927年，乔羽出生于山东济宁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他的童年就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危难，使人早熟。少年乔羽充满感情地看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些历史典籍，那多不平等条约，那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他既愤慨又郁闷。 1946年，乔羽十九岁，中学毕业两年。当时他处在人生选择中，某天一位姓王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找到他和另外四位同学，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到共产党开办的北方大学去读书。按照规定必须是秘密出行，乔羽也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就拿了地下党开具的介绍信，由组织秘密安排，跟着当时从济宁往太行山运送后勤物资的马车，进入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创作班内。1948年底，北京即将和平解放，乔羽和同学们奉党组织命令进驻北京长辛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乔羽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上，仰望国旗，热泪盈眶。那时，他二十一岁。那是全国劳动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的日子，也是他感觉扬眉吐气的日子。从此，他为新中国而努力生产精神食粮。1955年，那首纪录片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他的成名作。 1956年，经典红歌《我的祖国》，是乔羽的巅峰之作。当然，这首歌是电影《上甘岭》里面的主题歌。 《我的祖国》，是乔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写成的。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胜利，而乔羽记录了这种情况。 那段时间，电影《上甘岭》导演邀请乔羽写一首插曲。最初乔羽写不出来，而当时电影已经拍完，等着歌词。导演十分着急，经常到乔羽住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里面来喝茶。其实，那是急着要歌词。乔羽叫导演勿催促，他尽快开动脑筋写就是了。文学创作，是需要灵感的，否则，作品苍白无力。 一天，长春下着大雨，乔羽在招待所院内散步，就突然想到不久前看到的长江。乔羽是山东人，过去只看过黄河，熟悉小麦、高粱，但没见过水稻。头一次看到长江两岸一片片稻田，水流滚滚的气势，让他产生灵感，感慨新中国的蒸蒸日上，于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从他的心头奔涌而出，那真是一种油然而生的美妙心理活动。 艺术可以无国界，但是艺术家有祖国。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体内都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血液。所以乔羽曾说，艺术家应该是有两个翅膀的大鹏鸟，一个翅膀代表的是坚定不移的爱国心，一个翅膀代表的是光辉灿烂的佳作。 “祖国”这个话题是永恒的，和“爱情”是永恒的话题一样。为人民说话，为祖国说话，为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讴歌，是作家神圣的职责。历史给了乔羽机会，创作带给了他惬意。因为他毕竟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国的方式，为他深爱着的祖国写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贡献大小有区别，但责任感都是一样。 3 乔羽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玉食，高堂华屋。而是看作普通百姓每日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简陋却温馨的小小院落。 乔羽认为，不论是从政、从文，如果脱离人民群众，自己的心态就会处于轻浮境界中，人一旦摆架子，就虚空了；正如我们党什么时候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各方面事业就会兴旺，我们的艺术家什么时候和群众心贴心，文艺事业就是一派繁荣，反之，人民群众就不买账；作家必须把读者当上帝，演员必须把观众当上帝，文艺作品要照顾大多数人的感情，让大家喜欢接受；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事业中去，这是一种行善。 1994年，乔羽创作《算盘歌》：“下面当一，上面当五，一盘小小的算珠，把世界算得清清楚楚。哪家贪赃枉法，哪家洁白清苦，俺教你心中有个数，三下五去二，二一添作五，天有几多风云？人有几多祸福？君知否——这世界缺不了加减乘除。”诙谐里面带着讽刺，警示贪赃枉法者。乔羽明白反腐败得人心，不反腐败不得人心。 乔羽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方面积极进取，都是好事；问题在于，你进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的官当得就很好，但那些贪官污吏就是败类，那些脱离群众的官，甚至被普通老百姓唾弃；我们党的干部如果清正廉洁，我们的国家就能够走向强大。 乔羽在一首歌里写过这样歌词：人啊，你们要警惕，要当心，一念之差往往使人悔恨终身。愿人人都能堂堂正正做事，愿人人都能清清白白做人，愿我们的世界永远清新明丽！ 4 显而易见，乔羽的创作高峰在新中国初三十年，例如《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我的祖国》（1956年）、《人说山西好风光》（1959年），歌词内容都是歌唱新中国，那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成就实实在在，因为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公而忘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年代。 新中国的后四十年，乔羽基本无经典作，《牡丹之歌》（1980年）、《难忘今宵》（1995年），还有《夕阳红》（1988年）、《爱我中华》（1990年），虽然含有艺术价值，但是内容空泛缺乏社会价值。这也不怪乔羽，因为客观生活就是这样。缘由，不言而喻。岂止歌词无经典，全部文艺作品里面也没有经典。当然，“伤痕文学”倒是动人心弦，然而那是“歌爹文学”，那是哭丧，明眼人看过后感觉晦气，鄙夷不屑。近年，莫某因为创作的“暴露文学”（美化日寇、谄媚资本主义国家，丑化社会主义祖国、诽谤开国领袖）获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颁发的诺奖，遭广大爱国主义者唾弃……写到这里，我心里又感叹：为什么用民脂民膏，养肥了莫某之类异己分子，他们的言论行动，就是吃饭以后砸锅；党和国家重用他们，他们恩将仇报，设法拆台，似乎要把祖国变成苏联那样……对于内奸，国家应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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