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虎头山上的团结沟渡槽十分醒目，工程于1974年竣工，整体长120米、距沟底高度27米。 渡槽横跨团结沟，将上游水源引至虎头山区域，极大改善了这片区域的用水短板。
渡槽下方便是层层叠叠的大寨梯田，依托高位输水的优势，高处来水可以顺势自流，高效灌溉低处的农田。
晚年他遭受过舆论与政治层面的批判，但个人生活简朴、操守廉洁，没有查出任何作风和经济问题。
狼窝掌是大寨“七沟八梁”中最长、治理难度最大的一条干河沟，总面积87912平方米，沟深坡陡。每逢雨季，暴雨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常年频发。 在大寨十年造地规划里，村民们先后利用1955、1956、1957年三个冬春时段，分三次整治狼窝掌。1955年冬季，大寨群众仅凭镢头、箩筐、扁担、抬杆这些简陋工具，披星戴月、不畏严寒，吃着带冰碴的饭菜，修筑起30道石坝，造出20亩良田。可雨季山洪来袭，三十道石坝瞬间被冲垮，新开垦的土地荡然无存，一战狼窝掌宣告失败。 当时不少人说起风凉话：“卖豆腐的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吸取初次教训后，1956年村民二次动工，加深坝基、加宽坝体，不料1957年的洪水依旧摧毁了坝体，二次治理再度失利。
接连两次失败后，陈永贵潜心钻研，摸索出一套科学的筑坝原理：石坝修成拱形结构，提升抗洪冲击力；采用下宽上窄的形制，辅以灰浆灌缝，加固坝体硬度与稳定性；在石坝底部设置滴水坑，以此缓冲洪水对下游的冲击。由此总结出著名的造地口诀：“上窄下宽弓形坝，坝根要留滴水坑，碎石扎壕灰濯缝，外高内低水缓冲”。大寨民众历时27天奋力攻坚，三战狼窝掌，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
1963年，昔阳大寨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灾，全村窑洞大量坍塌、梯田土层大面积冲毁，而经陈永贵摸索科学筑坝法修成的狼窝掌30道拱形石坝却巍然矗立、稳如泰山，充分印证了这套治沟造地技术的科学性。 面对毁灭性灾情，大寨党支部没有向上伸手求援，陈永贵带领全体社员响亮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抗灾自救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不少向国家交售余粮、不减少社员口粮、不降低集体生产投入。全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昼夜抢修梯田、重建家园，大灾之年依旧稳产丰收。 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壮举传遍全国，毛主席充分肯定大寨经验，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系统概括大寨精神，高度赞扬大寨人民改天换地的奋斗品格。自此，大寨成为新中国农业战线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
当时国家财力薄弱，党员陈永贵带头冲锋、凝聚群众力量，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道路。反观部分条件更好的平原村庄，过度依赖外部帮扶，常年吃救济粮外出讨饭，集体劳动出工不出力，简直是两个极端的典型。
在当年资金匮乏、机械设备极度短缺的艰苦条件下，陈永贵立足昔阳县长远发展，积极动员全县广大群众，上马规划宏大的西水东调工程，全面投入高标准水利设施建设。他带领民众开山凿洞、修渠筑坝，联动整合区域水系资源，谋划实现跨区域引水调水，力求从根本上破解昔阳山地缺水的先天短板，真正做到功在当下、造福一方、惠及子孙后代。 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群众治水，也曾被部分人简单诟病为“人海战术”。但在物资稀缺、条件简陋的年代，不靠群众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又何来改天换地的基础设施？ 尽管西水东调马上就要成功了，因为一些其他因素被强制下马，陈永贵晚年觉得痛心疾首。时隔30多年，昔阳县面临生存困境，被迫启用了西水东调，也证明陈永贵的远见卓识。
还可以通过当时的具体数据，感受农村兴修水利的速度。 人民日报报道，1976年全国农村中小型水电站总量达五万六千座。其中1975年一年新建数量，已然超过此1949年到1966年17年间全部建设成果，农村群众办电成效卓著。
截至1978年，全国农村中小型水电站保有量达8.2万座，达到历史巅峰。 自这之后农村水电站数量不增反减，至1986年回落至6.3万座，八年间总量缩减近2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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