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又逢一年端午佳节。当网络上铺天盖地刷满“端午安康”，当商家们把包裹着消费主义外衣的天价粽子摆上橱窗，当各路文人墨客又开始在象牙塔里无病呻吟地“缅怀”屈原时，我却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与深深的讽刺。 在那些小资产阶级文人和传统封建士大夫的笔下，屈原被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一个只会“行吟泽畔、形容枯槁”的郁郁不得志的文弱书生；一个因为没有得到楚怀王临幸与重用，便满腹牢骚、最终无奈投江的“忠臣怨妇”。他们极力洗刷掉屈原身上的战斗锋芒，试图把他塞进那套“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牌坊里，甚至把他异化为一个供后人伤春悲秋的无害文化符号。 但是，只要你真正读过毛主席对屈原的评价，你就会像被一道闪电劈中天灵盖一样，瞬间看穿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阉割！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开篇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毒害他们……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理论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 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正是这样对待屈原的。 今天，我们要拨开这层迷雾。在缅怀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楚国人的同时，我们必须去读懂另一位更伟大的“楚国人”——毛泽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读毛主席，你根本就不配懂屈原！ 一在毛主席那首著名的《七绝·屈原》中，开篇第一句便犹如惊雷般炸响，彻底粉碎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为屈原涂抹的脂粉气：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这是何等气吞山河的阶级论断！ 在那些满脑子阶级软骨病和奴性思维的儒家士大夫眼里，《离骚》是忠臣的哀鸣，是才子的哀怨。但在那个毕生致力于推翻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领袖眼中，《离骚》根本不是什么凄凄惨惨的无病呻吟，而是一把刺向腐朽统治阶级心脏的利刃，是向整个没落奴隶主贵族集团宣战的战斗檄文！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楚国的上层建筑早已经被一群贪腐、没落、只知争权夺利的世袭贵族（即靳尚、子兰之流）所彻底把持。他们对内残酷剥削底层民众，对外在强秦面前摇尾乞怜、步步退让。 屈原是什么人？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试图实行政治改革、试图限制旧贵族特权、主张联齐抗秦的杰出政治家。 当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时，他立刻遭到了整个剥削阶级统治集团的疯狂反扑与联合绞杀。那些政客们剥夺了他的官职，将他流放。而屈原在绝境之中，拿起了笔。 毛主席为什么说那是“杀人刀”？ 因为文字一旦具备了揭露剥削本质、批判阶级压迫的真理性，它就成了最锋利的武器！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骚体诗具有民主色彩，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这把刀，杀的是楚国腐朽贵族的威风，斩的是剥削阶级虚伪的道德画皮！ 把诗歌当成风花雪月的消遣，那是资产阶级没落文人的做派；把诗歌化作批判现实的武器，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观。 老人家这句“手中握有杀人刀”，一扫千年来咏屈诗作中的酸腐之气，直接将屈原拉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血肉战场！ 二在对待屈原“被流放”这段历史的认知上，毛主席更是展现出了超越古今一切文人的宏大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只是一种表象的因果联系。而毛主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受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同志们，读到这里，难道你们没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既视感吗？ 在那些封建士大夫和今天的公知精英眼里，离开权力中心、失去高官厚禄、被赶到乡下和底层泥腿子待在一起，那是天塌下来的“迫害”，是“斯文扫地”，是必须痛哭流涕控诉一辈子的“苦难”。 但老人家却以一贯冷峻的目光指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阶层，是绝对孕育不出伟大作品的！ 只有被“开除官籍”，只有被迫“下放劳动”，只有让屈原真正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去亲眼目睹劳动人民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去亲身感受楚国大地的千疮百孔，他的灵魂才能完成真正的涅槃！ 《离骚》、《天问》、《哀郢》，这些千古绝唱，根本不是坐在雕梁画栋的庙堂里憋出来的，而是屈原在流放的泥泞中，与楚国底层人民的血泪交织在一起凝结而成的！ 回头再看看我们经常提到的那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所谓的“公知”“买办文人”。老人家为了防止他们蜕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剥削阶级，为了让他们像屈原一样去“接受社会生活”，仅仅是让他们下乡干了几年农活，他们就如丧考妣，写了整整四十年的“伤痕文学”来叫冤！ 在流放中，屈原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了对国家和底层命运的终极悲悯，铸就了不朽的“杀人刀”；而那帮现代精英在“下放”中，却只看到了自己特权的丧失，只顾着哀嚎自己吃不到手磨咖啡的矫情。 这就是伟大与渺小的阶级分野！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对屈原情有独钟，却对那帮拒绝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嗤之以鼻的根本原因。 三老人家那首绝句的后两句，更是将个人的命运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势，完成了一次绝妙而悲壮的缝合。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什么是“艾萧”？那是臭草，是杂草，隐喻着社会上那些自私自利、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什么是“椒兰”？那是香草，隐喻着坚持真理、大公无私的革命者。 屈原当年面对的，是整个楚国朝堂上“艾萧太盛”的绝望局面。满朝文武都在向强秦屈膝投降，都在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疯狂出卖国家利益。屈原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椒兰”，最终还是被彻底孤立、排挤、绞杀。 而毛主席写下这首诗的时间，是1961年秋。 那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节点？如果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显微镜去看，那个时代的国际风云，与两千年前的战国末期何其相似！ 当时的国际共运舞台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彻底变节。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抛出了“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妄图用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方式，来换取所谓的大国苟安。在苏联的带头下，国际上大批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纷纷倒向了修正主义的泥潭。 而在国内，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党内一些人也开始动摇，甚至出现了各种要求向国内外反动派妥协的右倾论调。 这不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艾萧太盛椒兰少”吗？！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对苏联老大哥的撤走专家与陈兵百万，面对国际上修正主义阵营的大合唱，中国共产党就像当年那个站在汨罗江畔的屈原一样，显得无比孤独。 但是，毛主席没有选择像楚怀王那样去妥协，没有选择像那些修正主义党派一样去当“艾萧”。老人家握紧了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杀人刀”，以一种“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壮与决绝，带领中国人民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迎头撞向了那个由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构筑的黑暗铁幕！ 他是在赞美屈原，更是在召唤全党：在真理面前，在原则问题上，哪怕全世界都变成了“臭草”，我们也必须做那株宁折不弯的“香草”！哪怕粉身碎骨，也绝不向剥削阶级和投降派低头！ 四屈原是伟大的，但屈原的伟大带有深重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在继承屈原精神的同时，又必须在诗词的意境中对其进行彻底的阶级改造。 屈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虽然同情人民，但他找不到拯救楚国的出路。因为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底层的劳动人民还处于一盘散沙的客体化状态，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屈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的醒悟上，当君王彻底昏庸，当旧体制彻底烂透，屈原的浪漫主义最终只能走向破灭与绝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写下的千古绝唱：“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在屈原的笔下，下凡的神灵（帝子）是双目失神、满面愁容的；眼前的景色，是秋风萧瑟、落叶纷飞的悲凉衰败之象。这本质上，是屈原作为个体，在面对庞大且不可撼动的腐朽体制时，那种无能为力的阶级悲鸣。 但在两千多年后，当另一位“楚国人”——毛泽东，同样站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写下《七律·答友人》时，一切都变了！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同样是写“帝子”下凡，同样是写“洞庭波涛”。在毛主席的笔下，“帝子”不再是愁容满面，而是乘风而下、身披万朵红霞，充满着胜利者的光辉！洞庭湖的波涛不再是萧瑟的落叶，而是“连天雪”般的排山倒海！不再是诗人的独自哀歌，而是中国千万觉醒的劳动人民发出的“动地诗”！ 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壤之别？ 因为老人家找到了屈原没能找到的那把终极钥匙——人民！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屈原是一个孤独的觉醒者，所以他只能在悲愤中投江；而毛主席是亿万工农群众的领袖。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亿万最底层的劳动者相结合时，那股力量足以掀翻三座大山，足以改天换地！ 毛主席用“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彻底终结了屈原“目眇眇兮愁予”的千年悲剧。这是政治气象的跨越，更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孤臣孽子情结的彻底降维碾压！ 五今天，我们纪念屈原，到底在纪念什么？ 难道是纪念他那件宽大的长袍，还是纪念他投入江水时的那一圈涟漪？ 如果只是把屈原当成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来祭奠，那就是对屈原精神最大的亵渎。 毛主席说：“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这个“跃”字和“冲”字里，没有半点文人笔下的软弱与逃避，只有像共工“怒而触不周山”一般决绝而刚烈的战斗姿态！ 屈原用他的死，宣告了他与那个腐朽、肮脏、吃人的旧楚国统治集团的彻底决裂！他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对投降派和既得利益集团最沉重的一次精神刺杀！屈原没有死在汨罗江里，他只是化作了一把悬在所有剥削阶级和买办文人头顶的“杀人刀”！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握有杀人刀”的精神。 当你看到资本不断榨取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甚至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美化成所谓的“福报”时； 当你看到那些端坐在象牙塔里的公知学者，搬出一套套精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贫富分化披上“合理”的外衣，甚至将普通劳动者讥讽为“低效耗材”时； 当你看到某些人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帝国主义的科技封锁和贸易大棒，吓得双腿发软，恨不得立刻跪地求饶、重弹“造不如买”的老调时； 你就会明白，两千多年前的那些“艾萧”并没有绝迹。他们只是换上了西装，拿起了公文包，潜伏在我们的经济、文化、甚至舆论的各个阵地中。 如果我们放下了手中的那把“刀”，如果我们放弃了用阶级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艾萧”彻底包围、彻底毒杀！ 老人家一生都在读《离骚》，即使在敌机轰炸的防空警报声中，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的枕边依然放着那本《楚辞》。 他这是在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这个国家：绝不能丧失批判的武器，绝不能向腐朽势力妥协，绝不能在修正主义的糖衣炮弹面前放下阶级斗争的警惕！ 跋1965年的那个血色秋天，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剧。 当时的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拥有数百万党员的第三大党。但他们的领导层，却没有像屈原那样拥有“一跃冲向万里涛”的决绝，更没有毛主席那种“手中握有杀人刀”的清醒。 他们患上了严重的阶级软骨病，幻想通过在议会里的妥协，幻想与印尼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右翼军阀搞所谓的“和平共处”，来换取合法的政治地位。他们主动放下了武装，放下了批判的武器，甚至交出了民兵的枪杆子。 他们以为对“艾萧”展现出宽容，就能换来“椒兰”的生长空间。 结果是什么？ 在美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右翼军阀苏哈托悍然发动政变。面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反动派没有丝毫的怜悯。短短几个月内，至少五十万到一百万进步人士被极其残忍地屠杀，尸骨填满了雅加达的河道。 印尼共产党几乎被连根拔起，印尼的无产阶级从此彻底沦为国际资本和国内军阀的奴隶，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这就是放下“杀人刀”、这就是对剥削阶级抱有幻想的下场！ 历史的教训，是用成千上万劳动者的鲜血写成的。 当我们今天在端午节吃着粽子、看着龙舟的时候，不要忘记汨罗江底那个绝不妥协的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个把屈原精神锻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利剑的伟大老人。 记住！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只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那些满脑子买办思维的“艾萧”还在企图篡夺劳动人民的果实，我们就绝不能放下手中那把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杀人刀！ 迎着风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才是对屈原、对老人家，最真正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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