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齐 文
【摘要】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 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30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 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 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另来的材料也说8个人】。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31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
2、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 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 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 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 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33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 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 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 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35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 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第二章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管理图书 1、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建国之初，百业待兴。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来信都是毛主席了解和掌握全国形势的重要途径。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的报纸、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都送到中央来，他没时间、也没有必要都亲自看，就让田家英、彭达彰他们看了摘出重要的东西再给他看。他们二人忙得不可开交，报纸一多，也看不过来。我们新生力量一来，他们就分配给我们来看，我们看了摘编好内容，再由他们送给主席。所以，我进秘书室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 给毛主席看的报章内容摘要，原则上是要选重要的。可是，什么是重要的呢?当时也没个标准，我去请教从老区来的老同志，他们也都是凭个人感觉。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头版头条最重要、省委书记的讲话和报告最重要。所以他们给主席送的往往是报纸的第一版的内容。我在上海呆过，连蒋介石文告都看得多了，知道什么叫官样文章。我刚进中南海，当然还没有觉得地方领导的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只是觉得那些报告都另有正式文件，主席都看过的，再摘了去也是多余。所以，我就摘其他的东西呈送。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历史上的淮河流域曾经河湖错、沃野千里、富饶美丽，宋代诗人秦观在登泗州城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阳间。林梢一抹香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1194年，黄河南堤在河南原阳县决口，黄河水侵入淮河。自此开始，淮河就失去了原有的风貌。明、清淮河水患频仍，封建政权治理也不见有实际的效果，到了民国，还多次发生重大水患，上千万人遭难。没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淮河就又发生大水灾了。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1950年10月，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响应毛主席的根治淮河水患的号召，开始具体组织实施淮河治理。1951年5月毛主席又专门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我从上学开始直到进中南海工作，一直都爱看新书，阅读面比较宽，容易接受新思想，加上出身贫寒，自小对农村的事也略有所知。所以就对农村搞合作化的事情特别有兴趣，认定搞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我在上海时还看过苏联合作化、集体农庄的事，虽然不全明白，但也知道了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合作化就成了个全国全局性的事情。我想苏联是那样，我们中国也会是一样的。因此，各地报纸上只要是关于搞合作化的事情，我都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应该摘录一些给主席看。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一些老区搞合作化比较早，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它说的是山西省老区土改后发生了两极分化，李顺达搞了变工队，以后又搞互助组，现在又搞互助组走向合作化。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从中可以看出主席对革命成功后的农村多关心，对合作化、对集体化多么重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画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河北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画圈。 秘书室当时一共大概三十多个人，开始都是见习秘书，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就几个，大多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高才生。他们都很有学问，如有个韩瑞定，个子不高，燕京大学毕业，精通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某东欧国家等五、六种外国文字，在我心里就像神一样，非常了不起，我叫他小天才。这些大学生喜欢选摘“文学”、“小说”、“音乐家的故事”之类的东西报告上去，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席对那类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如这个姓韩的大学生，他摘选波兰大音乐家肖邦的恋爱故事和一些经济学家的奇闻轶事给主席，主席一般不会画圈就原样退回了。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一次彭达彰给我们开会，对大学生们说，你们要向齐 Benyu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彭达彰还要我给他们大学生传授经验，我年纪比他们还小，实在也讲不出什么经验来。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光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比如，有个过去的名人，现在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有点俏皮，我看到后觉得这个名人的意见、想法有内容，主席会关心，就送上去了，结果主席还真看，看了就划圈。田家英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有的人当然就不服气，说：“你送的主席都看，我们送的都挺重要的，主席怎么不看呢?” 其实这里面没有啥复杂的。我这个人就爱琢磨，从小见到无线电，觉得很神奇，上初中就自己鼓捣出一个短波收音机，收听很多同学都听不到的无线电节目，同学们奇怪，齐 本玉(那时我还不叫齐 Benyu)怎么知道那么多?现在，为毛主席搞报章摘要，我也开始琢磨，一开始，看到主席对我们的批复各不相同，我更开始琢磨，一琢磨就感觉到毛主席虽然也是大学问家，博古通今，还常常赋诗作词，但建国不久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让国家大定，他重视的东西一定都与全国大局有关，比如当时的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或者是怎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互助组、合作化;或者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比如我送的名人轶事、趣闻，那些趣闻、轶事里是带着意见和思想的，不是光逗乐的。所以，主席都划了圈，有的还点点划划一大片。时间久了，我摸到的脉络更清晰了，送什么主席都看，都划圈就一点不奇怪了。而那种无关国家大定、无关普通人民群众生活的东西，或者官样文章，当然引不起毛主席的注意。现在我还想，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都把肖邦的恋爱故事之类的东西当做大事，或者像今天某些领导的秘书那样，心中只有领导，没有群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建国之初短短几年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更不可能发生了。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们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红色新华通讯社，在成立的当日创办了《参考消息》油印小报，专门摘编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一些国外的消息，给中央最高领导参考。进城后《参考消息》更加兵强马壮，林克是主席的英文秘书，也是《参考消息》编辑组的组长【注7】。《内部参考》那时一直仅限党政军高级领导参阅，而且是比《参考消息》密级还高的一个中央最高层参考读物，后经过完善就搞得跟一本杂志厚薄差不多，每期大约100页，到1955年前后更成为一个很定型的内部读物。《内部参考》一诞生，就不再是像之前我们秘书室搞的那些报摘是专门给主席一个人看的。在文革中，主席对红卫兵的油印小报很感兴趣，曾专门叫“一组”的人给他收集各种小报。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历史关注的。
2、为毛主席管理图书 我搞的那些报摘主席都看，田家英开始重视我。有一天，田家英找我谈话，他说，你理论问题好像比其他人懂得多点，你来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吧!就是给毛主席做书童，主席要看什么书就给他拿去，主席看过的书退回来要整理好、上架，要借书就到图书馆去借……。田家英是领导，他发话了，我也不能不服从。管理毛主席的图书本来是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当时没当回事儿，还觉得受了轻视似的。心想，给毛主席管书，就跟过去管御书房似的，也还行吧。这个工作，我的前任是史敬棠，史敬棠之前是蔡沫。蔡沫在五六十年代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院长陈伯达一般都不去，蔡沫实际管的是院长的事儿【注8】。从这就能看出，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管毛主席的图书的，而我开始还瞧不上这这工作。实际上，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工作重要，什么工作不重要。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图书都是从延安开始慢慢积攒下来的，最早只有几个箱子，到五十年代初也只有五个小书柜，摆起来不足一面墙，一些重要的书一般要锁在箱子里。我对所有书都很有兴趣，每本书都翻，几乎把主席看过的那些书看了个遍，第一次真正知道毛主席是党内读书最多、也最会读书的人。党内没有一个其他领袖是像毛主席那样认真读书的。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出的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字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第二卷、第三卷主席批得比较少。应该说《资本论》第一卷，毛主席精读的，第二卷、第三卷是略读的。 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恩格斯谈科学社会主义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也是批得密密麻麻的。这些已经发表过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苏联的两本政治经济学，主席不仅看，而且找邓力群、陈伯达、田家英他们一起来讨论。讨论以后，主席有很多批示。这些批示现在由邓力群整理出来了，五大本。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示，能形成一本著作。现在有人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那是胡说八道。他不读经济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东西吗?批评他的人，读过经济学吗?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经济学吗?中央文献出版社应该把毛主席批示《资本论》的全部影印出来，驳斥那些说主席没看过《资本论》的人。还有《左派幼稚病》这本书，彭德怀自述里说，主席都翻烂了，然后送给彭德怀看。这本书后来哪去了?康生也看过这本书，他说：“这书大概给彭德怀吃了，找不到了。” 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这后面提到有本《毛腾记》，说是旧版的小说。这本书我不知道，是霍桑的?还是谁的?或者是中国的?】。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 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这些书我1968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都还在。 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 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也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书，咱们都得爱护!”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出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 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纪实》的书。 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释：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齐 ，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齐。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齐 ，只好叫你老齐 啰。毛主席XXXX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X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 注7：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8：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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