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

 ——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郭沫若

                   亲爱的同志们！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欧美及日本各类物美价廉、随处可得的工业制成品如潮水般涌入。面对悬殊的物质差距，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潮。当时不少人打着短视的算盘：自主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直接引进国外生产线或购买成品，却是立竿见影的捷径，获利快、经济效益显著。

     这种急功近利、幻想以市场换技术的思潮，对投入高、周期长、回报慢的国家高端战略科技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在这一片萧条中，以钱学森、任新民、王永志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1985年，因经费拮据，负责载人航天医学研究的507所被列入撤销名单。钱学森态度强硬地表示：“坚决反对解散507所！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正是他的据理力争，才让中国载人航天的种子在寒冬中得以幸存，为后来的“神舟”飞天留下了珍贵的火种 。

   70年代初，中国启动自主大飞机研制，起步时间早于欧洲空客。1980年，运-10成功首飞。由于“四人帮”此前参与该机型研发，在其倒台后，运-10被贴上派系斗争产物的标签。

    此后国内转而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合作，中国自主大飞机研发团队被迫解散，而麦道始终没有向我方转让核心技术。麦道高管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没有运-10的研制基础，麦道不会选择在上海合作；但如果运-10还在继续，麦道的飞机就进不了中国。”

   在此之后，我国累计投入数千亿美元采购波音、空客客机，航空产业发展一度被扼住咽喉。

     如今国产C919的发动机和航电系统需要向欧美企业购买。2025年原本计划生产75架，但因欧美卡脖子、发动机供应受限，全年仅完成15架；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只交付了3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