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积极发动了“大跃进”不假，他毕生希望中国能够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确有其事，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他相信那些“天量”的“高指标”？他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明显超过客观可能性的口号究竟是什么态度？ 《春秋》杂志在1988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的文章（以下简称“梅文”），作者是一位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同志。本着为故者讳的原则，我们姑且称他为梅副秘。梅副秘在文章中声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很赞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但是，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对此却不以为然，为此还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 梅文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李达和毛泽东争论的过程： 1958年，毛泽东再一次来到武汉，这一次，毛泽东是为了陪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正在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谈话的时候，梅副秘和李达来到东湖宾馆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谈话结束后，就叫人请了梅副秘和李达进来。李达进门还没打招呼就说：“润之，我今天可要单刀直入了！” 毛泽东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幽默地问：“奥，鹤鸣兄，什么事这么严肃？是不是‘鸿门宴’？” 李达却没心情开玩笑，认真地说：“润之，你说说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梅副秘没想到李达口气这么冲，忙解释：“这句口号只是武汉大学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 可能因为李达语速太快，毛泽东没听清楚，他对梅副秘说：“小梅，你把这个口号给我写出来。”梅副秘拿起笔写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来看了看，就说：“鹤鸣兄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只不过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如果现在公开批评这个口号，可能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李达情绪有些激动，直接打断毛泽东的话：“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是不是就是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最不欢喜有人打断他的话，也强硬地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辩论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就比如说，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但也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你不能火上浇油啊......” 毛泽东这时候有点生气了，但还是耐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看你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你看浙江人多地少，但能够卖余粮，而新疆、内蒙古和西藏，这些地方地广人少，却要吃供应，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李达听了却更不赞同，说话更带了火气：“润之，我认为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主观能动性没有发挥的问题，主要应该是客观条件的问题。你现在脑子发热，高烧到39度了，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听到这样尖锐的话，也生气了，站起来说：“你烧死我好了！我看今天你也发烧了！” 由于梅副秘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描述，所以被有些人认为“可信度”高，而将此作为毛泽东搞“浮夸风”，并且听不进不同意见的证据。 但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很快就受到质疑。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大跃进”时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看了梅文后，在1989年的《春秋》杂志发表《满篇谎言———评梅副秘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毛泽东三次武汉之行，全面驳斥了梅文的说法。王任重说，梅副秘当时并未参与与毛泽东视察相关的活动，其所写文章“毫无事实依据，信口开河”。或许是认为“真理在手”的原因，王任重还在文章中“理直气壮”地说，如果梅副秘不服，可以站出来与自己“对质”。但遗憾的是，直到于梅副秘于1992年去世， 他也没有对王任重的批评做出回应。而王任重也同样在1992年去世了。于是，这场“笔墨官司”便成了一桩没有结果的“历史悬案”。 那么，“王说”与“梅说”，究竟孰真孰假？
第一，梅副秘的回忆看似细节拉满，但其实经不起推敲 首先，虽然卡斯特罗非常崇敬毛泽东，毛泽东关于革命和建设的几篇主要文章一直是古巴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必读内容。1964年，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回国时，卡斯特罗还特地托他给毛泽东带了一件礼物——一支在“猪湾事件”中所缴获的美国手枪，卡斯特罗特地用西班牙语在枪体上刻了“毛泽东”三个字。现在，这只手枪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但是，卡斯特罗和毛泽东从来没有见过面！直到1995年，卡斯特罗才第一次访问中国！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将近二十年！何来1958年就在武汉会见卡斯特罗一说？ 那么会不会是梅副秘因为自己没有亲自参加会见，印象不深，而把人名记错了呢？可能性也不大。据梅副秘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在毛泽东视察湖北时能随便进出其住所，是代表省委全面“对接”毛泽东的，说白了，就是到毛泽东身边担任联络员的。按惯例，在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之前（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其他人），湖北方面都会具体承担来访者在接待、安保等方面的责任，而作为“联络员”的梅副秘不仅需要参加有关会议，而且还会协调一些具体事务，那么，且不说如此亲身经历的事情应该印象很深，就是他的工作笔记上也一定会有相关记录。梅副秘怎么可能记错来访者的姓名！ 所以，这就从侧面论证了王任重的说法。王任重说：梅副秘当时仅仅是一个副秘书长，根本不可能跟毛泽东、李达三人相处并且聊这么多！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历次来湖北，都是王任重亲自陪同，根本没有安排梅副秘专门“对接”毛泽东这么回事。王任重还说，梅副秘的字里行间好像他跟毛泽东很熟，实际上根本不熟，毛泽东只接见过梅副秘一次，而且是其他工作上的事情。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58年，毛泽东分别在4月、5月、9月、11月，四次到过武汉。其中，4、5月两次到武汉时，“大跃进”还没有全面铺开，不可能和李达发生关于“大跃进”的争论。 毛泽东9月10日到武汉时，北戴河会议”刚刚开过，“大跃进”正如火如荼，而《人民日报》也才于8月27日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从正常的心态分析，他和李达若真为此有过争论的话，在这个期间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此时这个口号正热，正有话题性。但仔细一分析，又可以排除这个可能。这是因为，一，正因为“北戴河会议”刚刚把“大跃进”的炉火烧得正旺，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的后遗症还没有显露出来，很多人都积极地投身于“大跃进”中，根本没人质疑其正确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当时我们哪个不发‘热’？”事实上，经历过“大跃进”的人都知道，对“大跃进”的怀疑之声是在1958年底，1959年初才渐渐兴起的。也就是说，李达即使此时对口号有异议，也最多只是“学术”上的看法不同，绝不会因此而“怒气冲冲，更到不了进门既不寒暄，又不打招呼，就向毛泽东“开炮”的地步。二，毛泽东这次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会见外宾！即使梅副秘记错了外宾的名字，但总不至于连毛泽东有没有会见过外宾这事也不记得吧。第三，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开完“北戴河会议”后南下视察的第一站，只待了5天。按照通常的接待原则，这样的情况下，湖北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的视察做准备工作和安保工作，双方需要沟通的多是时间、行程等接待方面的细节问题，而这些，往往是通过央地双方有关人员当面交流的方式进行的，很少有在中间设一个联络员“中转”的。更何况，这五天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不离左右，如果毛泽东有事的话，自然是“耳提面命”即可，更无需搞一个什么联络员。既然梅副秘没有机会担任他自己所说的“联络员”，那么，别说作为一个副厅级干部（那时设有“大区”，武汉就属于中南局），他本人想见毛泽东也不容易，就算李达要见毛泽东，也没有任何理由必须通过梅副秘！更不可能拉上梅副秘一道了！ 那么，梅副秘所说的事情是否会发生在11月份呢？ 为了在这里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这次在武汉停留的时间较长，从11月15日到12月13号，共待了28天。既然中央在湖北开会，湖北方面作为东道主，自然要承担大量的会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影响省委的日常工作，湖北方面安排一个人统筹处理中央交代的工作，同时协调省委各部门倒是很有必要的。应该说，作为本来就是做协调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梅副秘很可能确曾在这期间负责过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联络”工作。
通过“联络员”沟通的内容自然不是“决策”层面的东西，自然也是不需毛泽东本人过问的。也就是说，确如王任重所言，梅副秘即使担任了“联络员”，见到毛泽东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最重要的是，这次武昌会议本来就是纠正“浮夸风”的。毛泽东在会上、会下、会前、会后都用了很多精力为形势“降温”，他再三强调，“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不要“务虚名，而受实货”。比如，11月21日，针对《内部参考》关于河北省安国县搞了个“千亩天下第一田”，计划亩产2万斤的报道，毛泽东在大会上说：“（这事）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达还会明知故问毛泽东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态度吗？毛泽东还会为此和李达发生激烈的争论吗？ 第二，从李达对“大跃进”的态度来看，他没有和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的思想基础 李达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期盼着国家能走向繁荣昌盛，同时，他也深感，旧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除了政治腐败、制度落后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落后。所以，他听了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宣布，中国的钢产量方面将在15年超过英国，20年超过美国后，可谓是辗转反侧，激动不已。1957年12月31日，李达在武汉大学的《学习简报》上发表《元旦献辞》，豪迈地说：“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再经过大约15年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阵营就将要把帝国主义阵营更远地抛在后面。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阻挠，世界的未来总是属于社会主义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兴奋，感到自豪吗？”；1958年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大跃进达到了高潮。”李达就在这个月发表了文章《整风运动的辩证法》，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讲述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5月以来，我们凭借这种民主的新形式，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跃进。”“亿万农民蕴藏着的劳动潜力，异常深厚，一旦发动起来，有如原子爆炸，连锁反应，蔓延全国。”“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奇迹。关于粮食增产的指标，各地英雄的农民争取3年、5年、7 年的期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福建争取7年成为千斤省，广东争取10年成为千斤省。全国农民千方百计要实现增产指标。他们要苦战 3年，争取改变农村的全部面貌。所有这些豪迈的计划，在党的领导下，完全有把握可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这种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是能够使农民充分发挥劳动创造性，使产量跃进到非常的高度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仍在继续进行，截至目前，小麦的最高产量已达每亩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产量则更已达到36000多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大面积丰产，今年早稻增产了800亿斤，而农业生产的潜力的发挥还不过刚刚开始。”“几年来的实践，特别是1957年冬季以来，农业生产大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及其他一切事业大跃进，完全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1958年11月7日，李达更是在武汉大学庆祝十月革命41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激动地指出：“我国今年钢产量肯定会超过1070万吨，比去年翻一番，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在农业方面，我国小麦的总产量已经由去年的4200亿斤跃进到8000亿斤，超过了美国27亿斤。美国一直吹嘘它是‘小麦王国’，现在只好让出‘王位’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达仍然拥护“三面红旗”。1960年元旦，他在武汉大学校报《新武大》上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文章中说：“国内的形势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 年是在 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全国人民鼓足了冲天的干劲，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有声有色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有如波涛澎湃，万马奔腾。” “这些无可辩驳的生动事实，充分证明了1959年是继续跃进的一年，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一年。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跟在他们后面随声附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下死劲攻击我们，污蔑我们，把我们在1959年所做的事情说成漆黑一团，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于我们伟大成就的恐惧心情。如果说，敌人的称赞就意味着我们做了某种傻事的话，那么，他们的咒骂和攻击不是恰好证明了我们做得完全正确吗？”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对“大跃进”的整体看法。李达即在1960年2月撰文指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卓越贡献中创造出来的工作方法新形式之一……李达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至在1958年5月就相信粮食亩产达达到了36000斤！这样心境下的李达，可能对毛泽东“发火”，说毛泽东“脑子发热”吗？ 可见，所谓李达与毛泽东争论之事，虚构的可能性极大。 第三，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的来历和毛泽东对它党的态度 早在1958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看出了“虚”的苗头，他在本是为全面推动“大跃进”而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说：“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切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更是多次要求报刊在报道中要冷静，不能道听途说，要实事求是，要注重调查，记者要“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但不知何故，有关报刊却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而是继续“高调”宣传：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第二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斤6两，平均亩产3537斤7两5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亩产750斤的三倍多”；9月18日，又是《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其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为世人所知就因为它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本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出自湖北省鄂城县的。1958年新年期间，“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鄂城县委宣传部的秀才们更是激情澎湃，他们在县委大院门前的春联里加上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字面内容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却让很多人感到“提气”。中央办公厅派到山东调研的一位同志在一封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书记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生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于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措施是在施足了水，施足了肥，深翻土地的基础上放手密植。一亩谷子由过去的3万多居株密植，到10万、20万、40万、50万株”。《人民日报》编者读了这封信后认为，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便在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并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通栏标题。此后，这个口号就在全国蔓延开了。 那么，毛泽东对这个口号是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反对这个口号是无疑的。这无论是在吴冷西等无数领导人的回忆中，还是《毛泽东年谱》中对他在这个时期大量“泼冷水”式讲话的记录中，都可以知道，他虽然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也可能存在不愿公开否定这一类口号，以避免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心态，但他从来没有相信过“天量”似的产量报道！更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提到过这个口号。比如，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8年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汇报。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明确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毛泽东仍然坚持：“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毛泽东相似的表态还出现在天津、河南等地。无疑，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也决定了，他为这个口号与李达发生争论的可能性很小。 综上所述，王任重的文章更有可信度，而梅文倒有可能“纯属虚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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