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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习中国强化国家战略牵引:制造业回归背后的战略转向 ...

2026-6-10 22:18|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36| 评论: 0|原作者: 由之说|来自: 由之说天下

摘要: 由之制作    美国发布制造业十年发展规划,一改过往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模式,强化国家顶层战略牵引,在产业治理手段上参考中国制造强国政策支持举措。  中国《中国制造2025》实践成效显著,验证了统筹规划对产 ...

由之制作

  [核心阅读]

  美国发布制造业十年发展规划,一改过往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的模式,强化国家顶层战略牵引,在产业治理手段上参考中国制造强国政策支持举措。

  中国《中国制造2025》实践成效显著,验证了统筹规划对产业升级的价值,但中美体制、市场结构差异巨大,中国模式无法简单复制。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成效有限,成本、供应链、基建、人才等多重壁垒阻碍产业复苏。

  此次转向,既是美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掺杂大国竞争、国内政治等多重诉求。放眼全球,国家统筹结合市场活力已成产业发展主流。面对外部竞争,中国应坚守既定战略,筑牢产业优势,稳步迈向制造和智造强国。

  正文:

  在转入正题之前,先做点铺垫。对于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我想起《美国为什么是美国》一文里这样一段话:美国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国家。

  它既有自由传统,也有权力现实;既有制度智慧,也有社会裂缝;既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也有深刻的社会焦虑;既强调个人主义,又依赖复杂的制度合作;既反对集权,又长期拥有巨大的国家机器。

  所以,真正理解美国,不能只看今天发生了什么,而要追问: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它的制度从哪里来?

  它的自由观念如何形成?

  它的社会为什么如此充满活力,又如此容易撕裂?

  它为什么既反感政府,又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

  如今,这一系列追问,在制造业领域有了全新的答案。长期坚守自由市场、警惕政府干预的美国,正悄然完成一次重大战略转向:结合自身发展困境调整治理模式,在产业统筹、要素调配、链条构建等实操层面参考全球成熟经验,依靠国家顶层战略牵引制造业发展。

  近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联合发布《2030和2035年“制造业美国”愿景》报告(以下均为趋势研判与中长期规划),直面本国制造业发展积弊,提出以国家产业战略为核心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份重磅文件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长期奉行自由市场模式的美国,开始调整单一市场主导的发展路径,将国家统筹纳入产业治理框架。中国深耕多年的制造强国战略与产业治理实践,成为其重点研究和参照的样本。一场围绕全球制造业主导权的政策博弈,已然迈入全新阶段。历经数十年接续奋进,中国科技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逐步构筑起韧性更强、竞争力更足的产业新格局。

由之制作

  一、美国新版制造业愿景:正视短板,锚定国家战略补位

  2026年5月,美国三大权威学术机构联合发布《2030和2035年“制造业美国”愿景》,为“制造业美国”项目规划未来十年发展路径,明确2030年、2035年两大阶段性升级目标,核心目标是夯实先进制造能力、重塑产业竞争力、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报告直指行业现存症结:“制造业美国”虽已形成成熟运转体系,但因缺少国家级顶层产业战略,造成研发资源分散、技术成果落地缓慢,制造业整体生产率被主要竞争对手反超。报告同时发出警示,倘若不及时调整政策框架、加快先进技术规模化应用,美国将逐步丧失全球制造业竞争优势。

  为此,报告提出五大改革方向,全程贯穿“国家统筹”思路:一是强化国家产业战略引领,计划两年内推出跨部门协同产业政策,补齐金融、规划、标准、人才等配套短板;二是健全技术转化与中试体系,搭建专业化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量产的产业链堵点;三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跨部门、跨科研机构协同治理机制;四是培育区域特色制造产业生态,激活地方产业功能;五是搭建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破解用工短缺与技能断层难题。

  在金融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国际合作等具体条款中,美国彻底转变以往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的思路,明确设立制造业专项融资工具、产业主权基金,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举措,以政策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美国正式扭转“重自由、轻统筹”的传统发展模式。

  二、对标参照:从美国新愿景回望《中国制造2025》

  美国此次政策优化与模式调整,业内普遍将其与2015年中国正式落地的《中国制造2025》相对照。作为制造强国战略的首个十年行动纲领,这份文件充分验证了国家顶层设计配合市场活力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与实践价值,也成为美国本轮完善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

  (一)《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背景与历程

  进入21世纪,中国稳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长期存在“大而不强”的短板: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高端产业链话语权不足,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传统发展模式难以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

  为破解发展困局,2013年起,中国工程院组织百余位院士专家开展专项调研,历时两年完成制造强国战略课题研究。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确立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部署五大重点工程、十大核心领域,分阶段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此后,国内多地布局试点示范城市与产业集群,政策、资本、人才持续向制造业集聚,构建起“国家统筹、地方落地、企业主体”的完备推进体系。

  (二)《中国制造2025》落地以来的主要成就

  十余年来,依托清晰的国家战略指引,中国制造业实现全方位跃升,多项发展指标领跑全球:

  体量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持续攀升,贡献率超30%,总体量接近欧美总和,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与强大产业韧性,历经多轮全球供应链波动考验。

  优势赛道实现弯道超车:十年间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超40倍,中国品牌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75%;光伏产业掌控全球八成以上产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万公里,占全球总里程近七成;特高压、船舶、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全面实现技术自主并走向国际市场。

  创新体系日趋完善:全国布局数十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打通研发、中试、量产全流程,逐步攻克多项基础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瓶颈,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稳步提升。

  人才与生态同步夯实:搭建分层分类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制造企业深度合作,打造出覆盖一线技工、工程技术人员、高端研发人才的完整人才梯队。

  事实证明,依托国家顶层战略统筹、多方要素协同发力,是后发国家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这一实践成果,始终受到美国学界与政策界的密切关注。2025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发布《中国制造2025十年评估》,公开认可中国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稳固了全球制造业强国地位;报告认为,长期坚持国家战略引领、打造垂直整合供应链、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核心原因,并建议美国出台对等的国家级产业战略。从国会听证、官方报告,到智库研究、政策立法,美国政界、学界、产业界已形成普遍共识:中国统筹型产业发展路径务实高效,值得结合自身国情研究借鉴。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中外发展模式并不具备简单复制的条件。中国模式依托超大规模统一市场、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高效协同的行政运行机制;而美国实行联邦制,国内政治极化、劳工结构、资本逻辑、利益格局与中国差异显著,其仅在产业治理工具、政策框架上参考外部经验,并不会全盘移植发展模式。

  三、深度评析:美国制造业新愿景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诉求

  对比中美两份制造业顶层规划不难发现,《2030和2035年“制造业美国”愿景》并非简单照搬模仿,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开展的针对性调整,背后是多重现实压力的倒逼。

  从政策内核来看,两份规划目标高度契合,均以做强先进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为核心,聚焦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生态、人才培育四大方向。但双方发展基础与推进路径截然不同:美国拥有全球顶尖的基础科研能力,短板集中在技术落地、中试配套、产业协同与实体融资环节;中国从传统制造业起步,主攻补齐基础工业与高端技术短板,着力构建全产业链体系。

  从政策导向来看,美国正在摒弃完全依赖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逐步修正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意味着美国延续两百余年的自由市场“制度自信”出现松动,产业政策重新回归政府决策视野并得到重视。过去,美国制造业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竞争,政府极少开展顶层规划与定向扶持,大量资本涌入互联网、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实体产业不断外迁,最终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如今,这份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设立专项基金、统筹跨部门资源,本质上是承认单纯依靠市场自由运转,无法维系制造业竞争优势,必须借助国家力量实施宏观调控。

  同时,这份规划也带有鲜明的大国博弈色彩。在国际合作相关条款中,美国提出“审慎排除与敏感国家合作”,意图通过重塑本土制造优势,巩固自身全球产业主导地位。除此之外,该产业战略也是国内选区政治、科技巨头、军工复合体等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并且与美国推动“友岸外包”、重组盟友供应链的整体布局深度绑定。总体而言,这份愿景是美国对数十年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全面复盘与系统性革新。

  四、美国制造业回流实际成效有限

  综合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劳工统计局(BLS)、科尔尼(Kearney)、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等机构2025—2026年现实运行数据,美国制造业回流整体呈现局部亮眼、整体乏力的格局。政策补贴推动下,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端赛道投资热度走高,头部企业加速本土布局,但产业整体复苏不及预期。就业岗位虽从历史低谷有所回升,2023年后增长便明显放缓,蓝领技能人才缺口长期存在,回流新增岗位仅弥补了过往外流岗位的三成多。制造业产值创下新高,但全球市场份额小幅下滑,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依旧偏低,科尔尼制造业回流指数连续三年为负值,对亚洲商品进口依赖度居高不下,产业净外包的整体格局并未扭转。

  深层来看,多重现实壁垒持续制约回流进程。其一,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美国制造业用工、土地、合规监管成本显著高于亚洲地区,本土建厂运营成本较亚洲高出30%—50%,大幅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其二,产业供应链形成强大惯性,数十年产业外迁后,本土上下游配套、专精零部件、特殊材料供给体系残缺,单一企业回流难以脱离原有全球产业链。其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大量工厂、电网、交通路网建成超过三十年,改造周期长、投入巨大,难以适配现代化量产需求。

  作为美国重点扶持的标杆领域,半导体行业的困境极具代表性。依托《芯片与科学法案》巨额补贴,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英特尔本土产线等项目落地,但进展远低于预期:台积电项目预算从最初120亿美元大幅飙升,投产时间一再延后,且当地缺少成熟的芯片封装、配套材料与熟练产业工人,先进制程落地节奏明显滞后;全美半导体产能增幅也未达预设目标,关键后端工序、特种原材料仍高度依赖外部供应链。多重瓶颈之下,美国仅实现高端制造领域局部补强,产业空心化的整体态势难以逆转,其参考外部经验、依靠国家战略引导产业发展的思路清晰可见。

  五、美国为何学习中国强化国家战略牵引

  一是虚拟经济无法筑牢大国根基。长期以来,美国经济过度依赖金融、互联网等虚拟产业,资本逐利之下不断脱实向虚。虚拟经济虽能带来短期经济繁荣,却无法创造稳定就业、夯实产业根基,更难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在近年集中显现:本土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薄弱,基础制造能力持续衰退,大量前沿技术陷入“研而不产”的困境。美国各界逐渐形成共识,强大的制造业才是大国立足的根本。参考多国经验,以国家战略引导资本、人才、资源回归实体经济,成为修复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

  二是大国博弈催生战略转型。当下全球竞争,早已超越单一经济比拼,演变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国依托制造强国战略,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不断突破,深刻改写全球制造业格局。美国传统制造业优势持续收窄,生产效率增长乏力,产业链完整性不足。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制造业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通过出台国家级产业战略、完善扶持政策、打通技术转化链条,全力补齐产业短板。主动优化产业治理模式,既是应对外部竞争的被动之举,也是谋求变革的主动探索。

  六、《2030和2035年“制造业美国”愿景》对中国的反向启示

  首先必须承认,美国是一个有强大纠偏能力的国家,它的霸权形成无不与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密切相关。

  美国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借鉴全球产业治理经验,这一转变为全球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中国下一步升级智造强国提供反向启示。

  第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国家顶层战略不可或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极易造成实体经济萎缩。结合国情制定长期稳定的产业战略,统筹调配各类资源,是制造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中国需一以贯之坚持制造强国战略,保持政策连续性,持续巩固全产业链优势。

  第二,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必须双向协同。美国坐拥全球顶尖科研实力,却长期卡在“实验室到量产”的转化环节,这也是其大力布局中试平台的核心原因。中国在技术落地转化上具备优势,仍需持续补强基础研究,攻克高端核心技术瓶颈,实现研发、转化、产业全链条协同发展。

  第三,产业竞争本质是体系之争,生态构建重于单点突破。美国着力打造区域产业生态、跨部门协同机制与全链条人才队伍,印证了现代制造业比拼的是综合实力与系统能力。中国需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完善金融、人才、行业标准等配套服务,持续强化产业生态优势。

  第四,保持战略定力,从容应对全球产业博弈。美国政策转向,预示着全球制造业竞争将愈发激烈。面对外部竞争与遏制,中国无需盲目跟风,应坚守自主发展道路,持续深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以硬核产业实力应对各类挑战。

  作者手记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思想史,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从未真正平息,其本质是自由市场理念与国家干预逻辑之间的持久拉锯。20世纪后半叶,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导,产业政策被视为对市场效率的冒犯而长期边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反思之声开始浮出水面,但直到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疫情暴露供应链脆弱性,支持派才真正扭转话语格局。如今,赞成者强调市场失灵与国家安全逻辑,认为没有国家战略牵引的制造业必然空心化;反对者则坚守新古典主义阵地,警告政府干预将催生“朋党资本主义”、扭曲资源配置且难以善终。这场争论的吊诡之处在于:两党在实践中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行产业补贴与保护主义,却长期羞于承认其产业政策的实质,意识形态与政策现实之间的断裂至今未解。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成效的起伏与大国博弈的深化,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与边界的辩论将更加激烈;而美国能否在“国家战略牵引”与“市场活力保持”之间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中间道路,仍是这个时代最具不确定性的政策课题之一。

  从抵触国家产业干预,到主动出台十年产业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牵引,美国制造业的政策转向,再次印证了这个国家复杂多面的特质:一边坚守自由市场的传统理念,一边又不得不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破解现实困境;一边警惕权力集中,一边又主动推动跨部门统筹协同。这种矛盾与摇摆,正是前文所描绘的美国,在产业领域最真实的写照。

  近期欧盟也呈现相似趋势,接连出台多项产业法案,对外政策趋于强硬。这既折射出西方经济体的集体焦虑,也印证了《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规划的科学性与实践价值。事实证明,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家统筹与市场活力有机结合,已成为全球制造强国的共同选择。

  人类毕竟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制造业的竞争永无终点,新赛道、新挑战始终接踵而至。美国此番主动变革、奋力追赶,对我们而言,既是外部压力,更是前行动力。立足当下,中国唯有坚守制造强国初心,深耕技术创新、加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生态,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同时补齐发展短板,方能在全球制造与智能制造的新一轮角逐中牢牢掌握主动权,稳步迈向世界制造和智造强国。

  回望历史,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箴言言犹在耳。世事轮转,恰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美国谋求再次伟大,中国矢志民族复兴,二者并非必然冲突。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中美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这话很在理,问题是美国知行不一、言行相悖。未来十年,大国博弈料将更为激烈,终将见证全球格局的走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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