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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秋之际，国内掀起了亩产放卫星的高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浪更比一浪高。一些主政地方的大员，生怕卫星不够大，亩产甚至到了120万斤。 当时，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任新华社社长，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任中宣部副部长。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宣部；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负责大政方针。 1958年冬至1959年春，毛泽东先后在郑州、武汉等地三次约谈胡乔木、吴冷西等，提出新闻宣传要“压缩空气”、恪守实事求是原则，要求新闻采编人员下沉基层调研，纠治浮夸失实的宣传报道。 1959年1月，毛主席便委派田家英带队赴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实地调研，实测粮食亩产、摸清真实收成，核查社员口粮、人民公社运行实情。 经过毛主席约谈，浮夸风等相关宣传有所降温，但受限于客观实际条件，比如县官不如现管等，整体改观不大。 迫不得已，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亲笔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写了一封党内通信。 9月19日到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惠浴宇同志，书记陈光同志，农村工作部部长孙加诺同志以及各地、市委负责同志的分别陪同下，在江苏省视察工作。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稻棵，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少奇同志在访问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是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他们搭一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生活虽很苦，干劲却很大，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1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著的《领袖画传系列·邓小平》 。在227页右下角提到了一些内容。 大跃进时期，邓小平还深入吉林省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当听说一块水稻试验田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时，邓小平十分吃惊。他说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 "七千人大会"由毛主席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 1962年1月30日下午，毛主席在讲话中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勺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这时候，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林彪元帅站出来讲道：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林彪讲完话，会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又过了很多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引自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引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关于“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有如下表述。 193页—194页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 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注明：1973年中国钢铁产量约是2500万吨，基本实现了赶超英国的目标。）
"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熟悉小岗村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56年起，小岗村就开始领取救济粮，耕种所需的种子、农具、耕畜均由国家无偿提供。1956年到1978年间，该村从未向国家上交过一粒粮食。每逢农闲，村民还会结伴外出乞讨，他们并非徒步远行，而是扒火车前往江浙、皖北一带。 这样的待遇，算不算严重打击了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小岗人的生产积极性堪称中国农业改革的晴雨表。大包干第一年，小岗粮食产量就达到13.3万斤（500余亩），总和超过了以往五年、甚至十几年的产量。 推行大包干，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大创举。凤阳县实行大包干仅一年，就终结了当地自元、明、清至中华民国延续600年的逃荒乞讨史。 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并未提及“大跃进”运动的责任归属，只阐述了运动中总结出的新认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须做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相关内容表述笼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