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饭分三种情形:1、吃好:即吃得好又吃得饱;2、吃饱;3、温饱。至于半饥半饱、饥饿是现在野外生存训练的课题。长期吃不饱饭是要饿死人的。因此,黑毛泽东时代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吃不饱饭”了。当下,这类谎言还在流传。 不论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得进行生产活动,进行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只有在吃饱饭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劳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即使在旧中国遇到灾年,许多人也不过是半饥半饱生存。如果真的像某些人说的,吃不饱饭,饿得头昏眼花,还有力气干活吗?人类社会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吗?这种最能蛊惑人的说法是盗用了“饥饿感”。 前些年与一位同学闲聊,他说,上中学时没到中午放学我就感到饿了,这不是吃不饱饭是什么?我撇嘴一笑,伸出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您脑洞大开,行了吧。这就是有些人误把饥饿感当成了吃不饱饭。饥饿感是人的生理机能,否则,没办法吃下顿饭。因此,人们需要一日三餐。把生理机能的饥饿感当成吃不饱饭,不是蠢就是坏。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颇能蛊惑人心。我承认现在比几十年前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供应丰富,使得有些十几岁的孩子体重二百多斤。物质丰富带来的体重超标,将来对健康会有影响的。 从人均寿命也能看出端倪,民国时期到1949年平均寿命35岁,1957年57岁,1981年68岁。除了新中国卫生事业大发展,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以外,吃饱饭是首要因素。因为婴儿也需要吃饱饭才能生长。 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粮食累计减产30%,粮食产量相当于1952年水平,而人口却比1952年增长近一亿。加上其他因素,使1960——1962年发生了三年暂时困难。迫不得已降低粮食供应指标,副食品凭票证供应。1960年秋我上小学三年级,给我的感觉大多数人在温饱中生活;少数人在半饥半饱中。半饥半饱的人中,有少数人得了浮肿病。我母亲是其中之一。党和政府对浮肿病人采取了增加营养的措施。我母亲就是吃了街道办的“小灶”,没几天浮肿消退了。 中共中央一九六 O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泽东插话,严厉地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人祸”: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 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者增加了嘛! 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究竟是什么人热衷于用“吃不饱饭”诋毁前三十年呢?一类人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们对土改怀有刻骨仇恨,妄图恢复剥削制度,重新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他们是地主是“大善人”的主要散布者。还有一类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同富裕。因此,利用吃不饱饭来否定前三十年,实质是否定新中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再有一类人为了获取流量,编些虚无缥缈的故事,来博得眼球。 我就奇了怪了,那些说过毛时代吃不饱饭,已经活到七十岁的人,你是怎么长大成人的?又是怎么能传宗接代的?你们不觉得有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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