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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人家:谁喊出了“亩产万斤”的口号?

2026-5-30 10:47| 发布者: MZYT| 查看: 30| 评论: 0|原作者: 岸上人家|来自: 岸上人家

摘要: 1958年7至9月,《人民日报》大量刊发粮食高产“放卫星”、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刊载湖北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的消息,这也是该报首篇水稻亩产破万斤的相关报 ...
    1958年7至9月,《人民日报》大量刊发粮食高产“放卫星”、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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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刊载湖北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的消息,这也是该报首篇水稻亩产破万斤的相关报道。

早稻亩产超过万斤

春光社创10597斤高产纪录


    新华社武汉30日电 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队长甘银发和几个共青团员们合种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卫星”。他们的这块试验田共有一点六一三亩,28日收割,29日打完,共收干谷一万七千零九十三斤十二两,平均亩产达一万零五百九十七斤八两。

 

     这块试验田是块湖田,从一开始,试验田的主人就对它进行了精心的经营。去年冬天,翻耕了四遍,深耕一尺七寸多;同时,他们注意了施肥:在翻耕时,每亩施了三百五十担湖草;在插秧前,又施了五千九百四十担塘泥作底肥;在插秧后,每亩施硫酸铵六十斤作追肥。这块试验田是采用密植的,每亩平均七万五千兜。

 

     由于施肥足,稻子长得壮,分蘖多,穗子大,粒子饱。平均每兜有二十穗,每亩一百五十万穗,每穗一百三十五粒,稻穗最长的达八寸长。

 

    在收割的时候,中共应城县委特别派了代表前来给春光社祝贺。

 

    参加验收的有:湖北省早稻丰产验收组组长刘仁寿,中共应城县委验收组长刘家驹,中共应城县白湖乡委员会书记孙世雄,以及中共春光社总支书记和社员代表等共二十多人。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通栏标题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36956斤)》。
     在大跃进时期各类农业高产“放卫星”报道里,此文传播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为深远,是浮夸风标志性报道。
   (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王任重)

   1. 湖北麻城建国一社1.016亩早稻试验田,验收亩产干谷36956斤,为当时早稻高产纪录,地块采用深耕、大量分层施肥、超高密度密植等种植方式。

  2. 该高产消息传开后,多地群众、农业科研专家前往田间参观考察。

  3. 麻城县当年早稻整体收成向好,全县早稻平均亩产较往年提升,域内涌现多处不同产量层级的高产农田。

  4. 受丰产案例鼓舞,当地计划沿用深耕、足肥、密植的种植经验继续攻关高产试验。

  5. 福建南安海星社花生试验田实收测算亩产10535斤,刷新花生亩产高产纪录,并标注了丰产相关种植人员。


     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安徽多地上报中稻亩产一万二千斤至两万斤不等的丰产数据。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记述山东寿张全县推行亩产万斤指标,文章助推各地虚报高产,浮夸风由此达到顶峰。
  (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并禾密植挖掘土地潜力 广西四川云南中稻创亩产6万—13万斤纪录》的报道,该文是大跃进阶段反映各地水稻高产报道的代表性新闻。

    1.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大跃进最高纪录)

      时任广西第一书记 刘建勋


    2.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82525斤

     时任四川第一书记   李井泉


   3.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卫星人民公社:中稻亩产61584斤2两

    时任云南第一书记  阎红彦


    当天(1958.9.18)的人民日报还刊发了刘少奇同志在徐水的新闻报道。


      在人民日报大搞浮夸风放卫星之前,毛主席就已1957年先后两次批评《人民日报》。

     4月10日,约谈报社负责人,当面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报社负责人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因为4月24日毛主席又批注点评,认为该报理论薄弱,只能算作二流报纸。

    面对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大量刊发各地粮食“放卫星”、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毛主席先后三次约谈报社负责人,提出宣传要压缩空气、坚持实事求是,明确要求采编人员深入基层实地调研,纠正不实宣传。


    第一次,1958年11月10日郑州会议晚间,毛泽东约谈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直指《人民日报》浮夸宣传问题,提出“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他原话指出:“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依据虚报数字定计划、做供应风险极大。群众运动有主流也有支流,记者下乡调研不能偏听偏信,不能把事情绝对化。”同时要求报社调整宣传口径,采编人员下沉基层调研,停止刊发高指标不实报道。


    第二次,1958年11月30日,武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度约谈吴冷西、田家英,重申新闻宣传纠偏要求,强调:“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计划指标定低一些,让实际生产超过计划。”要求报社端正宣传导向,严控浮夸稿件发布,坚持客观务实报道。


   第三次,1959年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单独约谈《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进一步细化整改要求,原话点明:“近来报纸宣传脱离实际,指标宣传过头,宣传务必慎重,切勿随意鼓吹全面实现各类口号,宣传既要讲多快,也要兼顾好省,务必留有余地。”并要求采编人员常态化下乡调研,从严落实纠治浮夸宣传工作。


     当时宣传工作实行三级管理:党中央和毛主席统筹宣传大政方针,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对接分管中宣部日常事务;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主持部内全盘工作,副部长胡乔木直接分管《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报社内部,1957年6月至1958年9月邓拓任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二人分工主持报社日常采编运营 。


     毛主席三次约谈报社负责人之后,浮夸宣传有所降温,但受相关制约,整体整改见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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