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当代毛主义革命哲学》 作者：A猫同志 第一章：资本主体性
我们读到这段，总是会困惑：资本为什么不是“物”？资本为什么不是“中性”的？ 这就得回到我们当代的语境中寻找答案——资本这个词被滥用了。一切都可以是“资本”，你的身体、你的生产工具、你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资本”。所以当回想起所接触的一切事物时，自然就会有一种最根本的困惑，这些事物被称之为“资本”，可他们却也没动，没有产生“新的价值”，它们又为什么不是“物”、不是“中性”的呢？ 这些疑问是一个贯穿当代社会的“巨大陷阱”。本章将从根本上出发，去了解我们是不是被资本社会创造出来的语境与环境所改变了。 一只碗，一只碗在我们的日常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不会动且是中性的“物体”。可你拿着它去市场上想要交换的时候，它就成了你的“资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因为这个物品参与进了“人的社会关系”中去了。一个简单物品参与到“社会关系”中时，它的属性将会变得复杂。从原材料到生产到运输到销售，都离不开人的运作。这些复杂的关系与这一只碗相连接，而且必然无法离开人的社会生活时，那便成了“资本”。所以”资本“从根本性上论述时，是一定包含其社会属性的。 社会，似乎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但这”一只碗“的加入，变成了人与人与物的关系。当碗足够多，多到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中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时，资本社会就诞生了。这是历史，也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的本意，是要论述“物”加入社会关系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后人将其解读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这等于把物放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之前——这是可悲的，也是危险的。更有甚者，发展出了“唯生产力论”，认为只有物质条件极大丰富时，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等于说：人必须等待物质成熟，才能获得解放。这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彻底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
当“物”加入到社会关系之后，人通过物、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超额的利润与地位时，”拜物教“也油然而生。他们认为是物品使他们成为了“超然的存在”，从而选择性的忽视了社会中其他人的地位与存在。他们将“物”奉为了“神”，最终是“物”获得的超然的地位，主导了社会关系，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拜物教的发展史，也是“物”成为”神“——拥有类主体性的发展史。并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成为——”资本主体性“的完全形态。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物的作用与价值局限在“使用与交换”上，货币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也是初中课本上所描述的：“货币是等价交换物”。此时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物品“，并通过最基本的“交换”来丰富自身的物质需求。物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下，人与人创造劳动的价值相匹配。虽然人与人之间有攻伐与掠夺，但人依然处于“支配”物的的关系中，这时期的物也是处于基本的交换关系中。此时的反抗 与斗争存在于“侵占”与“反侵占”，也是社会关系中攻伐与掠夺中的常态。物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拳头的武装’，是胜利者的史书上永远的座上宾。——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所以，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把“劳动与创造”变成“生产与规范”的过程。资本家的诞生，意味着人的劳动被直接转换成价值的交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不再属于自己，从一开始就被掠夺，然后以低价出售给资本家——只因为资本家控制了“劳动的过程”。人发现，谁控制了物，谁就掌握了定价权。直接控制物，不再需要通过交换，也不再需要通过人。 这个过程，也是物因为资本家而逐步凌驾于劳动者头上的过程。物成了价值的目的，而不是人的目的。资本家通过社会关系，变成了“价值的判断者”。说白了就是：物不再需要经过人（劳动者）就能进入社会关系——物直接进入社会关系。这一时期的抗争，是血与泪的抗争。被屠杀的土著留下血的痕迹被泥土掩盖，被抽打的黑人奴隶也只剩被风干的泪痕。面黄肌瘦的黄种人枯骨碎在田间。而他们现在更需要有人去”记得“。 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成为主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不再是使用工具，而是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流水线的速度决定了人的劳动节奏，人必须适应机器的运动。劳动不再是个体技艺的展现，而是重复、单调的机械操作。 此时，人仍然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人也被这个“生产环节”物化了——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资本社会给这个“零件”取了个名字，叫“劳动力”。 机器主导了生产，社会生产力进入爆发期。人的劳动价值不再由人自己决定，而是由机器决定。劳动彻底变成了机器的生产价值。于是，物的生产开始决定人的价值，物的“存在”已然超越了劳动者本身。 在工业革命初期，工人直观地感受到机器对肉体的支配，于是发生了卢德运动——破坏机器。这是最原始的反抗形式：人对抗物。但它没有理解物背后的社会关系，因此被镇压后很快消散。 而这个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有的人支配物——资产阶级，有的人被物支配——无产阶级。那么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一众先行者便被这个时代所孕育。他们所带领劳动者反抗的，就是这个‘阶级社会’——一个少数人连同物起决定性支配的社会。
随着斗争经验的积累,工人逐渐明白，压迫他们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控制机器的资本家。于是，工会、罢工、政党相继出现。反抗的对象是具体的“人的社会关系”——资本家、资产阶级国家、帝国主义列强。 马克思和列宁为这一阶段提供了武器：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垄断、资本输出和金融寡头统治。他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 此时资本家是一个阶级，国家是一个整体，帝国主义是几个大国。因此，反抗必须通过建立对等的“整体”来实施——工会、工人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
当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相继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建立了一个不一样的“整体”。从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变成了对面那个“不死不休”的无产者阵营联合体。 所以，战后美国可以和纳粹达成“回形针行动”——秘密将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转移到美国，以避免其技术落入苏联之手。之前不死不休的帝国主义对抗，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联合体。 跨国资本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全球资本帝国不再是幻想。资本因此可以顺利穿过以往国家的边界。由资本帝国带来的私有制，开始穿透一切边界。“物”主导的社会关系，由此凌驾于“人的政治关系”之上。至此，资产阶级这一政治实体，也要听命于“物”的社会关系。 当“物”凌驾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上，世界性的跨国资本形成的“资本主体性”便有了雏形，其已然拥有了超然的“神位”。这时还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阵营，但只是国家之间、政治体之间的联合吗？我看是未必的——美国再强也无法“统治”世界，而“资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属于它的统治。
20世纪后期，金融资本主义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资本开始大规模脱离生产环节，进行自我循环。高频交易、共同基金、指数投资、衍生品市场——资本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次买卖，不需要人的干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预见到资本独立化的趋势。但他没有看到，这种独立化可以发展到人的意志几乎完全失效的程度。一个共同基金的投资者无法决定资金的流向，市场规律（波动、周期、恐慌）像自然力一样支配着人的财富和生活。此时，物已经不再需要人作为操作者。算法代替了交易员，量化模型代替了投资决策。 冷战背景下，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属于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了资本，物拥有了主体性，并开始凌驾于国家与阶级之上。你以为是美国掌控“美元霸权”?其实是“美元霸权”掌控了美国。是不变的‘资本主体性’，掌控了美国。因为即使美国崩溃，全球资本体系也不会崩溃。总有人会站到那个位置上。不变的不是国家，而是“资本主体性”本身。 当政党对政党，阶级对阶级，整体对整体。此时又有什么来对抗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体性“呢？那当然只有——“人民主体性”。在东方的土地上也有这么一个人，只有他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只有他，在城门上高喊：“人民万岁！” 苏联，现在先回到苏联与“资本主体性”上。列宁建立的苏联在此时仍然停留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中、停留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体对抗之上，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上。而此时列宁已经不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一切都看上去”百废待兴“。然而她即将要面对的是这个跨国的、 拥有“资本主体性”的资本主义体系。 当我们现在再回想起苏联，回想起那个官僚化、异化、停滞的苏联，她至少提供了一个“全球资本体系”之外的选择：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领土、有军队、有计划体系的整体——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阵营，一个可以与全球资本体系相抗衡的存在。 苏联的存在让资本的全球化受到阻碍，让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看到另一个选项。更重要的是，苏联在形式上宣称自己是“人民主体”——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权力核心，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逻辑的道路。尽管这一宣称在实践中不断被官僚化侵蚀，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体性的否定。结果，留下的只剩一声叹息。
苏联的解体，不能简单地归因为“资本比它更快”或“效率更高”。用利润、速度、竞争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本不以这些为目的的社会形态，这种解释，是被“资本的尺度”蒙住了双眼。让我们忽视了苏联对“资本主体性”最大的威胁——苏联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整体，试图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去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道路。 然而苏联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自身的人民主体性发生了异化与塌陷。官僚阶级逐渐异化为新的统治集团，劳动者不再能控制生产，也不再能参与权力运行。毛泽东反复强调“继续革命”，但这一主张在苏联的实践中被搁置，官僚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成为拥有特权的阶层。苏联便不再是“人民主体性“的代表。同时她也没有融入全球资本体系成为“资本主体性”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以利润为目的。 苏联最终成了一个没有主体的空壳：一个既不真正服务于资本、也不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巨大行政机器。 官僚化是缺乏“继续革命”机制的必然结果。当人民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运行之外，当监督和罢免沦为形式，当“人人都是先锋队”变成一句空话，苏联就从“人民主体”退化为“官僚主体”，最后退化为“无主体”。这个空壳无法凝聚人民进行抵抗，也无法灵活应对资本的渗透。 苏联不是被资本从外部“打败”的，而是自身的主体性塌陷后，内部出现了无数裂缝。资本从这些裂缝中渗透进去，从内部瓦解了它：
苏联的瓦解，不是因为跑得慢，而是因为它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跑。它原本的跑道是“人的解放”，不是“增长竞赛”。而它一旦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跑道，就已经输了。 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没有发展出“人民主体性”的整体，只是一具空壳。 而一具”空壳“又怎么能对抗”资本主体性“呢？ 在1991年的那个飘着雪花的冬夜，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一个拥有“资本主体性”的全球社会形态完成了。私有制开始了无阻挡的穿透：穿透国家边界（跨国公司全球调配产能），穿透国有制（私有化浪潮），穿透集体组织（工会被削弱，政党被收编），甚至穿透家庭内部（债务、消费主义、教育贷款、住房抵押贷款）。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苏联。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个领土性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可以从外部抗衡“资本主体性”的道路。无产阶级也再次失去了政治实体，沦为被“物”掠夺的对象。 此时，“资本主体性”不再被人的意志所左右。全球范围内再也没有“以人为主体”的实质性阻碍了。苏联作为最后一个”外部整体“解体后，剩余的矛盾——罢工、福利抗议、环保运动、身份政治——全部发生在资本体系内部，可以被吸纳、收编、局部改良，人的反抗的意志在此时已不再构成根本威胁。 这也是拜物教的完成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国家将“物”推上了“神坛”，让“物”在社会关系中凌驾于任何政治实体之上。资本由此获得了类生命、类主体的特征：它有自我扩张的目的——增殖；有选择能力——流向高利润区；有强制性——不适应的被淘汰；有全球性——无国界。它没有意识，却产生了“类主体”的宏观效果。 回顾抗争史，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理论指导下的斗争，都预设了“整体”的存在。马克思分析“国家”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列宁分析“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毛泽东分析“人民”作为革命主体。这些预设不是错误，而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合理反映——因为敌人确实是整体的，对抗的力量也只能是整体的。而当苏联解体后，这个前提动摇了。 在面对的全球”资本主体性“时，旧概念纷纷失效：
旧组织模式的失效——先锋队、大型工会、国家计划——也失效了，当敌对的整体已经庞大到无法抗衡，当资本变得无固定坐标、无领土边界，这种模式就只剩下“无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模式本身没有解决“如何防止自身异化”的问题。先锋队可能变成新的官僚，大型工会可能被收编，国家计划可能僵化。苏联的教训表明：没有内在的继续革命机制，任何无法形成有效“人民主体性”的新整体，都会塌陷。 因此，当代反抗的任务，不是重建另一个空洞的整体，而是要真正以人为主体，生长出完整的“人民主体性”社会。 最后，“资本主体性”究竟是什么？是指资本在运动中表现出的、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的、类生命、类主体的宏观效应。它不是资本有意识，而是无数资本单元——企业、基金、投资者——在追求利润增殖时，通过竞争与合作，涌现出的集体效果。 我们为什么指出这个全球的“资本主体性”？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解决掉一个打手，还会有新的打手出现”。统治阶级曾能限制资本的扩张，而如今沦为“资本主体性”的附庸。推翻一个独裁者，资本立刻扶持另一个；反对一个跨国公司，它的位置被另一个取代。因为真正的敌人不是具体的个人或整体，而是“资本主体性”本身。 所以，抗争的对象不再是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某群人，而是“资本主体性”在全球化下的完成形态。这要求我们重新分离“人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体性”。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经典理论揭示了拜物教的秘密，指导了人主体的伟大抗争。但它们的“整体”预设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真理。当苏联解体后，拜物教发展到完成形态，资本获得了类主体性，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穿透这层遮蔽。
回到本章开头的那个疑问：我们是不是被资本社会创造出来的语境与环境改变了？答案是肯定的。那个“巨大陷阱”就在这里：我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物、支配物，实际上，物已经通过“资本主体性”反过来支配了我们。身边的一切——你的身体，你周围的所有东西，包括那只碗——在这个无处不在的市场面前，全都被变成了“资本”。 我们的思想也被改变了。我们不再思考如何支配物，而是想方设法让一切都产生价值。我们不再问“这个东西怎么用”，而是问“这个东西能产生多少价值”。我们开始用价值衡量一切，连我们自己的存在，也被打上了“存在价值”的标签。于是——我们被物支配了。 所以当资本主体性成为现实，我们的分析概念也必须随之转变。本书要做的就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建立一个现实的、能对抗“资本主体性”的理论，为反抗、斗争、实践打好基础。从根本上反抗“物”凌驾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异化与改变。让“人”不再成为“拜物教”的信徒，不再跪倒在“物神”之前，让“人的主体性”真正站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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