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这部创作人员含泪打造的作品，让无数观众回报以泪水，而我被其深深打动的正是阿嬷说的：做人要有情有义。 电影中的情义既包括最忠贞的爱情，也包括最朴素的互助精神。 郑木生深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但国民党军到处抓壮丁让人去送死，郑木生只好匆匆离家，下南洋躲避灾祸，妻子叶淑柔则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夫妻这一别，谁料再无相见，再见已是阴阳两隔。在这数十年的时光里，夫妻被江海所隔，不得相见，但靠着一封封侨批，木生不断用侨汇托举在大陆的家庭，还与妻子互诉相思之情。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这一封封侨批是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鉴证，也是任何山盟海誓所比不上的。
在异国他乡打拼的郑木生不仅有情，也有义，而这种情义正是那个年代所有下南洋的中国人最珍贵的品质。 下南洋不是去度假，而是九死一生的苦难，没有人头脑一昏就坐船去“过番”。潮汕地区因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穷人家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只能“过番”。潮汕俗话：“当到无，去暹罗”，意思就是家里穷得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典当完了，那么就下南洋去泰国谋生吧。 但自从英法列强火烧圆明园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直接让下南洋变成了一部中国人的血泪史。《北京条约》规定允许列强招募华工出国，自此各种人口贩子争相把无数中国老百姓，或连哄带骗或强拉硬拽去当畜生卖，史称“卖猪仔”。洋人还把当年在非洲的运奴经验移植到中国来，把一条条运奴船变成一座座地狱。 据《华工出样史》记载，19世纪猪仔船的死亡率常年维持在30%到50%之间，遇上恶劣天气、疫病爆发，死亡率可以飙到70%以上。到后来中国老百姓又遇上抗日战争，日本人接替洋人，继续强逼华工出海，为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工作，再后来就是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去做苦力，老百姓又被迫过番。 经历一个多月，九死一生的旅途后，大难不死的潮汕人终于到达南洋的土地，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活下来了，因为此时的他们极度虚弱，如果没有救济很难活下来。当地的潮汕人因为有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为了帮助同胞，早在码头熬好了免费白粥，下船的人吃到了这口白粥才算真正活下来。这碗白粥就是潮汕人的情义粥，也是他们在南洋的第一节情义课。 下南洋只是“赚碗食”，那些什么“橡胶大王”、“白糖大王”、“锡矿大王”与绝大部分华工毫无关系，他们更多的是干着各种艰苦劳累、危险丛生的劳作。在电影中，郑木生在泰国的工作就是踩三轮车，载客挣钱。他们在当地无根无基，很容易成为殖民者、当地人和其他外来人员欺辱压迫的对象。木生去别人家地盘载客，就被异国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幸得老乡解救，才得以保命。这种险恶丛生的生存环境，让潮汕人紧紧抱成一团，情义的精神就受到了极度的推崇。“做人要有情有义，没情没义的人不要交往”，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生存哲理。 郑木生的情义不只是简单的敬老爱幼，互帮互助，打抱不平，还有对中华文化血脉的传承，这是在南洋的潮汕人非常伟大的功绩。因为生存环境恶劣，社会地位低下，潮汕人不被当地的南洋文化和殖民者待见，殖民者希望潮汕人如同蝼蚁般存在。但人越是在逆境中，就越是需要精神文化的支持力，因此潮汕人用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社会标签，用文化的精神力支撑自己活下去。这种文化的传承，再加上潮汕人的情义精神，就让南洋的潮汕人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精神魅力，谢南枝就是最好的代表。 谢南枝角色的成长就是这种独特精神滋养的结果。她虽是暹罗出生的潮汕二代，但同样不被当地人接纳。她和父亲二人依靠经营一家小旅馆谋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谢南枝在工作中早早成熟，经营有方，一点也不输男人。谢南枝的旅馆就是底层潮汕劳动人民的歇脚地，日常所见的潮汕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慢慢感染了她，她也开始学会去关心帮助其他人，这其中郑木生的经历对她的影响是最大。不论是郑木生辛苦踩单车挣钱，用侨汇养家，还是郑木生与妻子叶淑柔一封封互诉相思之情的情书；不论是郑木生想方设法让小孩子们读书写字，传承中国文化，还是郑木生在火场中救出南枝父女的行为，都慢慢的让南枝转变，让她也变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当木生舍己为人，不幸牺牲时，南枝犹豫了，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噩耗告诉木生的妻子。但当她站在银信局准备给叶淑柔寄讣告时，周围潮汕老乡的情义又让她获得了精神上的突破，她决定隐瞒这个真相，准备成为郑木生，用他的身份口吻给他的妻子寄钱报平安，让他的家庭能够继续维系下去。至此，谢南枝与郑木生的感情就超越了爱情和友情，变成了战友情。 谢南枝一人养两家，开支飞涨，她只好拼尽全力去打工挣钱，业余时间还勤学文化知识，冒充木生给他的家庭寄去侨批。就这样，谢南枝以一己之力支持木生的家庭18载，直到被一封阴差阳错的信所打断。谢南枝一人养两家的情义是朴素、纯粹的，没有小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却依然能打动观众，而这种最朴素、最纯粹的情义是世界上一切伟大情谊的基础，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那里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才华横溢的革命家，但由于生活压力所迫，恩格斯为了革命大局，只好选择放弃自己最爱的革命事业，去最讨厌的商业场赚钱，以养活马克思全家人。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马克思全家流亡伦敦。1850年代，马克思全家挤在两三个房间里，六个孩子相继出生，三个夭折，生活困顿。为了让马克思不用为了碎银几两，奔波劳累，影响《资本论》等著作的编写，恩格斯不断用自己的薪水去支持马克思全家。 1852年9月8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保姆患神经热。因没有钱，我不能请医生。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女房东赶我……..。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磅……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有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恩格斯收到消息后次日就寄来四英磅，五天后他致马克思：“我现在考虑一个节省几英磅的新计划,如果成功，我想我能在下月初以前，......再寄给你一点。”此后几年,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有一张一英磅、二英磅、五英磅或十英磅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 恩格斯就如同谢南枝一样，一家养两人，前后持续15年，直到马克思经济条件好转后，恩格斯才从生意场上解放。他辞职那天，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领着孩子在恩格斯公司门口不远处，等候迎接他的归来。当恩格斯走出大门，把商人的打扮脱去后，大喊一声“我终于解放了”时，燕妮的泪水滚滚而下。恩格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家，把宝贵的15年都献给马克思全家，这是何等的情义啊。没有恩格斯对马克思全家的无私帮助，我们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资本论》等等伟大的革命理论书籍，甚至还会影响到后续一系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友谊的最感人的神话故事。 既然情义如此珍贵，就应该越多越好，但现实情况却是，这种朴素、纯粹的情义越来越稀少了，因此当人们在电影中看到这些讲述情义的故事时，才会令人感动。那么情义为何越来越少呢？ 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可以找到答案。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其取得统治的地方，“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迸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现代社会，一切都在向“钱”看，道德向后转。人与人之间原本纯朴的关系变成了精算关系，久而久之，人们之间自动疏离，互相提防，联系弱化，形成所谓的原子化社会。 在职场上，打工人和老板之间是劳动雇佣关系，打工人之间是零和的竞争关系，在这种大家都在拼命自保，有的人甚至想踩着别人上位的环境下，很难发展出纯粹的情义。在大城市的住宅楼里，即使人们离得很近，门挨着门，但我们还是不知道邻居叫什么名字，大家平时都是大门紧锁，基本无往来，这种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心理阻碍人们扩展联系。爱情也早已成了奢侈品，高额的彩礼和婚后成本，让爱情变成了男女双方的精算活动，连亲情也在人们不断背井离乡，寻找工作机会，贴补家用中逐渐淡化。情义就这样被资本主义打成稀碎，变成越来越珍贵的东西。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在这个情义稀缺的年代，我们呼唤情义，但电影中的那种情义是旧时代乡土社会的情义，且这种情义也只局限于穷苦人之间的互相帮扶，无法触及导致人们穷苦，劳累奔波的社会制度。要想摆脱这种悲惨命运，就必须在旧的，朴素纯粹的情义基础上，把革命理想主义纳入进来，变成革命情义，让穷苦人在这种革命情义连接下开展革命斗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历史上，我们的革命先辈就是与被剥削被压迫的老百姓建立了革命情义，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党才能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结束中华民族“卖猪仔”“下南洋”的悲惨命运。 只有这种为了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情义才是我们当下最珍贵的情义，为了重建和发展这种革命情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