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5日，毛主席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主席这首七律，核心意思容易理解，就是劝郭沫若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别倒退回去推崇周代分封那套旧制度。 毛主席推崇《封建论》，有何深意？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对周制和秦制的辨析，论证了分封和郡县两种制度的利弊得失，认为郡县制是历史的进步，大一统、中央集权才是长久之道。秦亡于暴政，而非郡县。 能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毛主席，对中国社会骨子里的问题看得透彻。分析阶级问题，是对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一次诊断，然后才能开方治病。封建中国之“病”，表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制度脱离了治理。封建制度与社会治理实际“两张皮”。万历皇帝彻底死心，也是因为他虽一国之君，却不能行使绝对权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包括解决底层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是权臣酷吏，是藩阀豪绅，他们僭越了皇权。官有封建，吏无封建，掌握老百姓温饱、讼狱等人生命运的，都是土豪劣绅。第二，国家脱离了百姓。国家概念之于百姓，只有徭役和赋税，饥荒之年，百姓只能消极抗法，他们对国家没有感情，政治是“肉食者谋之”。国家有难时，他们只会冷眼旁观。八国联军、日本鬼子敢侵略中国，也是因为看清了封建中国之“病”。 从中国之“病”看农民运动，就像毛主席一样，会得出不同结论，是“好的很”，而不是“糟的很”。因为这是农民群体反抗封建制度剥削的觉醒，是参政意识行为的萌芽，是把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前提。 看到了“病”症，就要有药方。毛主席认准的药方，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中央集权，为人民服务，而不能倒退到周朝，实行分封制。集权，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死活的大问题，比如天灾之年的饥荒，比如讼狱和战争问题。因此，他推崇法家，因为法家能够让秦军成为虎狼之师，能够解决战力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也能够解决讼狱刑责问题，让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成为一体，让关系百姓生死之事更有规矩可循。徙木立信，就是以“法”取信于民。只有取信于民，才能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以党和国家的形式，捍卫自己群体的利益，参与社会治理，而不只是革命的看客，不是被统治者“治理”的对象。国家是人民之国家，政治是人民之政治，保家卫国，才能成为人民自己的事情。 克己复礼，一厢情愿恢复周朝制度，是空谈头脑之中的理想之国，并没有直面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多民族融合，利益格局纷繁复杂，老百姓生活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儒家的慈悲和愿景，还必须辅之以法家的霹雳手段，比如实施经济上的土地资产重组，实施军事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重生。不搞土地革命，不进行资产重组；或者不去抓“枪杆子”，没有一支人民军队，就不能打破人剥削人的旧制度，就不会有千百万贫苦百姓的当家做主。多数人的问题，是大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什么是佛？什么是魔？连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需要都解决不了，空谈什么主义都是白扯。因此，从毛主席的观点来看，解决多数人的问题，必须打破少数人的固有利益，这是历史的正确方向，是大势所趋，而不能“返文王”，开历史倒车，重回地方割据的周期轮回。 历史之辩，于今仍有裨益。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国家之慈悲，在于以民主而强力的法度，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是一个整体。换句话说，社会治理，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需要体现人民性和社会性，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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