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朱德和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自左至右）在延安 在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聚集着五位被党内尊称为“苏区五老”的老共产党员。依年龄排序，他们是：1876 年5 月27 日出生的何叔衡，1877 年2 月1 日出生的徐特立，1884年4月27日出生的谢觉哉，1886年3月5日出生的董必武，1886 年3 月20 日出生的林伯渠。五人在苏区党内，不仅年龄大、入党早、资格老、相知深，还都与毛泽东私交好、公谊厚，并且终生不渝。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五老除何叔衡未参加长征、长眠于中央苏区红土地外，其他四老均随毛泽东平安抵达目的地。徐、谢、董、林加上吴玉章，又成了享誉党内的“延安五老”，延续着他们和毛泽东的革命情谊。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在工作学习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生活交往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堪称党内同志关系的模范和标杆。 大抵在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才得知何叔衡已经牺牲的消息。虽然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毛泽东依然禁不住为何胡子的牺牲默哀、长叹。谢觉哉证实老友的凶讯，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6 周年纪念会上，对牺牲同志致哀，主席数到何叔衡名字时。谢觉哉后来专门写了《忆叔衡同志》（1942年5月12 日）一文，悼念这位兄长加战友。徐特立后来回忆起何叔衡道：“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何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他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 徐特立到陕北，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可谓“从一而终”。毛泽东对这位青年时代的老师充满敬佩之情，在徐老60岁生日来临之际，特地写信向老师祝贺。信中他深情地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他由衷地称赞徐老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表示愿意继续向徐老学习，也愿意全党同志向徐老学习。1947 年1 月，延安各界为徐老祝贺70寿辰，毛泽东又欣然题词称颂他是“坚强的老战士”。 徐老对毛泽东也极为尊敬，经常要求大家向毛泽东学习。徐老常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当过毛泽东的先生，但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泽东是我的终生之师。他还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而且还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真是知人之论。 谢觉哉离开瑞金后，大多数时间还是从事党的民政、政法工作，与毛泽东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延安时期，为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建立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曾与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以及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多次通信商量，且态度极其虚心、诚恳。1941 年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边区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提出几个论点，“就正于你和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谢觉哉次日回复毛泽东，率直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的当然也是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他们还多次互通书信，研讨边区财经民生问题。 1951 年夏秋间，谢觉哉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内务部部长身份，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分为中央老根据地、湘赣边老根据地等9 个分团，访问老苏区人民。访问团为老苏区人民带去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以及主席像、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纪念章、慰问信等礼品，令老苏区人民深受感动。回京后，谢觉哉即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了报告，对此行进行汇报。稍后，他又向中央政府写了访问团工作报告，对南方老根据地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对策。不妨说，谢觉哉此行于公（国家）于私（毛泽东）都不辱使命。 董必武在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在紧要时刻、紧要关头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负责重大工作任务，并且不辱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5 年9 月，陕北出现严重的“肃反”错误，不但削弱了根据地各部门的领导力量，妨碍了根据地各项事业，而且形成恐怖气氛，干群恐慌，连军队内部也产生紧张不安情绪。中共中央获悉后即命令中共陕甘晋省委，立即停止逮捕、审查和杀人。旋即于11月初成立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主持对陕北“肃反”案件的审查，董必武被委任为该委员会书记。他秉持一贯的重调查重证据原则，和其他委员一道努力工作，很快查清这是个错案。月底，中共中央据此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了一批错案，解救了刘志丹等许多负责同志。 1937 年春，中共中央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组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抗大增设第四大队，招收和培养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训练和审查从国统区到延安的党员及曾经与党有过关系的人员。鉴于第四大队的特殊情况和工作需要，中共中央选择了享有“万人师表”美誉的董必武担任大队政治委员。董必武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抗大教育的指导思想，把政治教育、改造思想放在首位，经常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徐、谢、林诸老等到第四大队作报告。毛泽东还担任了第四大队的唯物辩证法课程。在董必武和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第四大队学员的学习取得良好效果，有不少人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人才。 此后，无论是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政法工作，还是主持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董必武都与毛泽东保持了密切联系，愈发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1960 年11 月，董必武视察瑞金时赋诗四首，就由衷地表露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历久弥新。其中二首云： 昔日红都迹尚留，公房简朴范千秋。 叶坪沙坝遥相望，谒者频来总乐游。 瑞金恰是井冈俦，革命摇篮地势优。 创议发于毛主席，至今影响及他洲。 毛泽东对董必武也尊敬有加、高度评价。1944 年1 月3 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在重庆为董必武举行庆祝60岁寿辰活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于是年元旦发去贺电，对董老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1月3 日，董必武给中共中央发去谢寿电，表示愿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 林伯渠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到受命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都有幸在毛泽东左右工作，直接与毛泽东交流、商讨对各种问题、政策的看法，而使彼此益发了解与信任。 1940 年以来，为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和节约运动。林伯渠以身作则带头响应，首先在边区政府机关报上贴出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并将它附在向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关于开展这两项运动的打算的信上。毛泽东看后甚以为然，立即回信说：“来信诵悉”，“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1945 年3 月28 日，中共中央为林伯渠60岁寿辰举行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贺函盛赞林老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当日，林伯渠复函中共中央，感谢党对他寿辰的祝贺及对他的勉励与关怀，表示要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不息。 林伯渠在60岁生日的前几天去看望毛泽东，谈话间问道，像他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显然，只有多年共事、相知极深的挚友，才会忘却年龄差距，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互相启发。 毛泽东和苏区五老均已驾鹤西去多年，但他们各自的家国情怀、高尚品德、革命意志，他们相互间的赤诚相见、荣辱与共、矢志为党，集中反映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操。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已化作党的宝贵精神遗产，福佑后人，光照千秋。 (来源《党史博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