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毛泽东的第二次批评毛泽东的第二次批评，既为第一次批评留下了文字材料，也是一次新的理论升华。因此，第二次批评所展开的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在8月13日召开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进一步批评了“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的这次讲演在中央档案馆存有记录稿，记录人或整理人署题为《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题下有“（注：记录不完全，其中有遗漏的地方）”字样。大概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延安干部会议的名称、地点与出席人员毛泽东的这次讲演于1960年首次公开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该文的题注说：“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几个要素都有提及，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并未详细给予说明，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关于会议名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该文的题注说是“延安干部会议”，而据参加此次会议的吕正操回忆说：“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具体扩大到了哪些人下文详述。会议地点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这在中央党校校史上有记载，其他同志的回忆也很明确：“当时这讲演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的。”由于是扩大的干部会议，参加者众。当时与会者朱寨描述听讲盛况时说：“听讲演的干部，连大礼堂的门口、窗下和周围的山坡上都坐满了。毛主席的声音是通过扩音器送到外面的。”因此，所谓会议地点说是在礼堂内外恐怕也是可以的。 至于有哪些领导同志出席，吕正操说：“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都出席。”但笔者查寻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的活动，《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彭真年谱》等均无他们出席会议的记载，只有《杨尚昆年谱》在8月13日条目中有：“听取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杨尚昆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总部的日常工作。 吕正操之所以说是“扩大的干部会议”，是因为他认为这次会议也是“为欢送各路人马”而开的。他所称的“各路人马”，亦即党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于12日决定选派大量干部奔赴敌后根据地，其中大部是赴东北的干部。《任弼时年谱》载：8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由中组部集中在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前往东北工作”。朱寨的回忆中直接点明，听讲演的干部，“主要是即将离开延安开赴敌后根据地去的一大批干部”。朱寨甚至认为，“似乎这个讲演是特意给这些干部作的”。有人是听完讲话几天后离开延安的，而有人则是第二天就离开延安开拔了。吕正操回忆：会后第二天“清早，我和孙志远就离开延安，奔赴绥远前线”。而朱寨则是“听了这天讲演后不几天，我们就出发了”。 朱寨回顾当时毛泽东讲演时的体态语言时说：“毛主席讲到为了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进犯的敌人‘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的时候，是很激动的。讲到这几句话时，他激昂地提高了声音，一只手臂推向前方，做了一个坚决有力的大手势。这给我们听讲演的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时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的杨献珍，在参加党的七大过程中，认真记录了中央负责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几次讲话，会后还作了整理。为了准确无误，他又找了几份笔记，进行核对。中共七大以后，他又记录整理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连同大会期间的讲话记录一起印了出来。日本投降后，各地负责同志离开延安时，他给每人发了一份，供他们学习、传达。“全国解放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杨献珍把他整理的记录稿全部交给了编委会。其中的《愚公移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已由编委会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四卷。” 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也以一定方式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肯定。曾担任毛泽东图书管理员的逄先知在回忆编选情形时说：“《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声势。毛主席在通读第四卷的时候，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意气，油然而起。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第二次批评中关于时局、方针与原子弹问题的核心论述毛泽东在开篇中，先是分析了最近几天远东时局发生的极大变动，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定，其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今后面临的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在分析时局的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我、蒋、美的方针。关于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毛泽东也分析了蒋介石的方针：“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至于美国的方针，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毛泽东告诫世人说：“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为了保证中国人民的中国的胜利，要不懈奋斗，特别不要怕美帝国主义和它手里的原子弹。 在毛泽东约7000字的讲演中，与不要怕原子弹问题相关的内容约500字，分量不可谓不重。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关于原子弹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毛泽东一语中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特别举了盟军驻东南亚最高指挥蒙巴顿的观点说：“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毛泽东应该是从《解放日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的。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在第三版以《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是远东战局转折点》为题，转发了路透社的评论：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蒙巴顿今日宣称：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他警告：“日军尚未被击溃，而且是供应甚好，装备优良，证明是顽强的军队。”蒙巴顿预言苏联参加亚洲战争能够担当消灭日军的大部责任。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对此，毛泽东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毛泽东最后说，我们要有所准备，准备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打内战，应付各种复杂局面。 马克·盖恩有关延安的回忆马克·盖恩，加拿大左翼记者，20世纪20年代就到过上海，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为西方多家报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在日本工作15个月并有《日本日记》出版。战后，美国政府在麦卡锡时期制造的《亚美》间谍案中，马克·盖恩是6名主要嫌疑人之一。从其自述中可知，1945年和1947年他曾到访延安，与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毛泽东等进行过有关原子弹问题的讨论，记录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重要思想观点，与毛泽东的两次批评都有一定关联。 马克·盖恩回忆：“在我抵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问我是否愿意同一些领导人讨论日本问题，特别是原子弹投下广岛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来华前曾在日本工作15个月。除毛泽东外，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那里。我告诉他们广岛的可怕情景：在一刻之间，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一个炸弹。一些领导人恐怕现在美国会用一两个原子弹来毁灭延安共产党根据地。” “数天后，毛泽东会见了高级的党干部，问他们：‘原子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的同志为什么把原子弹看得那么神奇呢？是资产阶级影响。武器决定一切的想法，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当我见到毛泽东时，他知道我的讲话，指出我是错的。他说，帝国主义者发明这个武器来唬吓意志薄弱的人，但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还说：‘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对核武器的弱点的看法是正确的。” 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的诗与人生》一书中，也有关于马克·盖恩回忆的描述。到延安的第二天，马克·盖恩见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定一等。根据他的请求，刘少奇谈了广岛问题。在马克·盖恩讲了广岛的实情之后，“大家沉默了许久”。刘少奇说：“原子弹吓不倒我们。”刘少奇列举了战争期间日军曾出动几百甚至上千架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并没有打赢战争。刘少奇还说：“重要的一点是炸弹是否打垮了人民的精神。我们的经验证明，任何东西也不能打垮中国人民的精神。”马克·盖恩说，“其他的干部都赞同这种看法”。他还提到陆定一举出斯大林格勒的例子并得出结论：“美国人以为广岛的原子弹可以把世界吓住，然而被它吓倒的只是一些胆小鬼。” 两天后，马克·盖恩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关于原子弹，毛泽东是这样讲的：“听说您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谈了。据说您在广岛看了之后印象很深。不过那确实是美国在广岛的企图。就是说，那是吓唬人的办法。我们不害怕，用原子弹征服中国太原始了。美国人可以向中国的一万个村庄投一万枚原子弹，但是中国还有足够的村庄。人民要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竹内实所引马克·盖恩的文章，出自1963年9月6日的日本《东京新闻》。 马克·盖恩在文章中，很重要的就是记录了刘少奇“原子弹吓不倒我们”和毛泽东“用原子弹征服中国太原始了”的内容。这与毛泽东当时关于原子弹的认识的思想是一致的。考虑到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10日，毛泽东找《解放日报》负责人谈话，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次“着重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也会讨论到原子弹问题。竹内实对马克·盖恩的文章评述说：“毛这次谈话中说‘用原子弹征服中国太原始了’，因此原子弹这种现代文明的新式武器反而成了无用之物。”“它虽然是解放区这个生活圈内的思想，但不久全中国解放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亚非等殖民地，抛开讲‘原始的’时候的时间、场所上的固有条件，已被定型化了的这种抵抗思想的轮廓，进一步变宽，进一步扩大而成为一种主张。”（全文完） (来源《党史博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