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说法的看法 草上飞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开始的，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关于这场革命的争论仍在继续，可见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还是需要开放言路，让人们在深入考证和探讨中，最终求得一个公正合理的结论。基于这样的态度，我对有些说法，作了一点考证，现叙述如下： 一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错误发动的，现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及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提供了许多的证据，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毛主席一个人发动的。别的可以不信，《毛泽东年谱》是不能不信的，因为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年新出版的，具有权威性。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产生，《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录的： “4月14日、17日至月底，多次审阅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草上飞注：该文件最后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6页）这里是指1966年4月毛主席多次审阅了 “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稿件。 “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人。”（《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9—580页） “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82—583页） 以上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产生过程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行为，是“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参与制定者除了毛主席（审阅）、陈伯达（起草）等人外还包括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等等一系列中央大员。文件起草后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制定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发动的，这才与历史事实相符。虽然毛主席在整个文件的起草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都是举手赞成的，这就变成了中央集体的意志，就不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了。所以，毛主席并没有什么过错。 二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毛主席对国内阶级状况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了“左”的理论、路线和方针。这种说法是对党的集体领导作用的忽视，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是《五一六通知》、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前一个文件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第二个文件是周总理主持中央全会通过的。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主要是包括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的。这两个文件又是集体审查通过的，说是毛主席个人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理论、路线和方针”是不太正确的。应当说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其中毛主席起了主导作用。 三是有人说是《五一六通知》产生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种说法也是有待斟酌的。由上述录入的《毛泽东年谱》第二段记录的事实可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设立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产生的程序完全合理合法，这是其一。其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产生后只是具体落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具体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它没有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之外另起炉灶提出违背这两个文件精神的政策和方针，那么“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说法，就有点站不住脚了。何况，至今也没有看到他们拿出任何能证明自己观点的事实根据来。 四是有人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社会动荡”和“历史悲剧”。这就夸大了文化大革命的不足。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存在不足的，这在一个数亿人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正视并即时纠正就是了，事实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也是这样作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不足绝没有达到“社会动荡”和“历史悲剧”的严重程度。我今年80岁，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我要说说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尉然成风。我所在的生产队的稻子被人放倒了，但不知是谁人割的，整整齐齐摆放在田里。原来是有人不要名也不图利，只讲为集体无私奉献，当人们睡觉以后在月光下做的好事。这样的事在生产队并不是个案，而是经常发生的，在全国早已形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更无法计数了。由此，当时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究竟怎么样是可见一斑的。这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经典案例，是灵魂深处的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生动写照。这和“社会动荡”、“历史悲剧”怎么沾得上边呢？还有，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根本不知道防盗门、防盗窗，防盗网、监控等设施为何物又有什么必要？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单位是没有保安的，学生上学尽管翻山越岭，也是不用接送的。一个七万多人的区（原宜昌县土门区，那时的区是县里的派出机构），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他是我的一位亲戚，名叫习祖会，他告诉我，他经常闲得没事做。可以说那时的刑事案件少得可怜，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昂扬向上，全体公民的素质在“斗私、批修”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升华，阶级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坏人坏事不敢露头，社会治安空前良好。那样的空前盛世怎么竟成了“动荡”和“悲剧”呢？ 还有一些说法不再一一叙述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总结成绩，吸取教训，以利更好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应当允许人们进行实事求是地考证和探讨。只许说它坏，还要说成跟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坏，这就有违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了。这不是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不利于对真理的探讨，不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 真理是不怕争论的。以上的几点考证是个人的观察和考证，只想提出来一起探讨，存在什么问题，请网友们指正，也请高人指点迷津。 2026.05.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