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前几天，我们深聊了一下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改革甚至停办传统高考，聊了聊老人家为了防止阶级固化、防止出现“精神贵族”的良苦用心。 结果，不出所料，这篇触碰了某些人阶级利益与认知底线的文章，引来了一群所谓的“理中客”和“反贼”的围攻。 其中有一条留言极其傲慢，也极具代表性。 那个人在评论区阴阳怪气地挑衅说：“既然你把工农兵大学生吹得这么神，那你倒是给我列举一下，有哪个科学家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列不出来，就说明那个时代就是在毁灭教育！” 在这帮人的潜台词里，工农兵这三个字，是和“愚昧”、“粗鄙”、“反智”画等号的。 在他们的精英主义视角下，没有经历过类似于科举般的分数内卷、没有在象牙塔里脱产泡过几年的人，根本不配沾染“科学”这两个字，更不配被称为“科学家”。 这是一种极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傲慢。 既然他们把脸凑过来了，那我们今天就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铁拳，还有铁一般的事实，好好把他们这张散发着腐朽精英气味的臭脸，彻底扒下来。 一 想看名单是吧？想看工农兵大学生里有没有科学家是吧？ 那就请这帮人竖起耳朵听好，睁大眼睛看清楚。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党组书记，世界著名的物理化学家、纳米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1974年，他作为一名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作的普通知青，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 他，就是如假包换的工农兵大学生。 请问那位反贼，中国科学院的最高掌门人、统领中国最高科研机构十年的老帅，算不算你眼里的“科学家”？ 陈竺。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血液学专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他在白血病治疗领域做出了世界级的突破性贡献。 1970年他在江西农村插队，当了一名赤脚医生。1975年，他被推荐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他，也是如假包换的工农兵大学生。 郑树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的肝胆胰外科及肝移植专家，推动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国际化。（当然，这个人备受争议。） 1973年，他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进入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学习。 侯凡凡。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内科学和肾脏病学专家。 1968年参军，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学习。 还需要我继续列举吗？ 在这个名单后面，还有一大批两院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掌舵人、国防军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甚至包括今天在共和国高层航发、航天系统里的众多中流砥柱。 他们在新中国最需要科技人才的年代，脱下工装、放下锄头、洗去泥巴，走入大学，随后又撑起了中国科研的半壁江山。 那些妄言“工农兵大学出不了科学家”的人，不仅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狂热信徒，更是连最基本的百度搜索都不愿意去做的无知狂徒。 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脑海中那个被公知洗脑、被伤痕文学固化了的虚假历史幻境。 二 打完了脸，我们必须往深了挖。 为什么这帮人会对“工农兵大学生”带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仇视与蔑视？ 因为这触及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最核心的统治密码：对知识定义权的垄断。 在传统的资产阶级乃至封建士大夫的观念里，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 知识，必须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科学，必须是高高在上、在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为了发表几篇洋文核心期刊而存在的。 他们认为，脑力劳动者天生就该比体力劳动者高贵。“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他们心中的宇宙真理。 而毛主席当年推行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恰恰是一把砸碎这种认知霸权的大铁锤。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指出： 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脑体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的基础。 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系统仍按旧社会的逻辑运行，用一套繁琐而脱离实际的考试制度筛选少数人，使其脱离工农，成为专门的脑力劳动者并享受高薪与特权，那么，这些人终将结成新的特权阶级。 毛主席看透了这一点。 他老人家发现，建国后的前十七年，高考和教育系统正在逐渐偏离无产阶级的轨道。城市干部的子弟、旧知识分子的子弟，凭借着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资源，轻易地垄断了大学名额；而广大的贫下中农和工人子弟，却被那张分数试卷无情地挡在门外。 长此以往，上层建筑将被这批“精神贵族”重新占领。 这时候的知识，就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他们用来论证自己高人一等、用来继续剥削工农的合法性凭证。 三 所以，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的本质，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教育平权运动，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次暴力中断。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是毛主席给那代大学生定下的基调。 这叫什么？这叫知识与生产劳动的彻底结合。 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模式，根本不是反贼们想象中的“什么都不学”、“交白卷”。 恰恰相反，那是中国教育史上最硬核、最贴近现实生存的“应用科学”时代。 他们实行“开门办学”，把课堂搬进工厂的车间，搬进农村的田间地头，搬进部队的演兵场。 学机械的，不靠死记硬背黑板上的公式，而是直接去拖拉机厂，跟着老工人一起拆解发动机，解决实际的机床改良问题； 学农业的，直接去试验田里搞良种培育，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学医学的，下到公社，培养出了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惊叹的“赤脚医生”体系，用最低的成本，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硬生生拉到了70年代末的68岁！ 这是不是科学？这难道不是最伟大的科学？！ 在反贼的眼里，只有能在西方《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论文的才叫科学家； 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里，能够利用科学知识，解决八亿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生存、温饱、防病治病、基础工业化难题的人，才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大科学家！ 四 我们绝不认同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具有局限性”这种说法，相反，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教育领域最彻底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不应是脱离群众的象牙塔。实行群众推荐、政治挂帅、深入基层的选拔模式，正是为了确保权力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才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监督。 绝不能因为后来的政策调整，就去全盘否定、甚至恶毒抹黑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功绩！把那段历史描绘成“反智的黑暗时代”，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政治切片。 事实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今教育体系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恰恰应证了老人家当年的绝望与焦虑。 去看看今天的高校吧。 所谓的“公平高考”，实际上却充斥着省份名额的巨大鸿沟，卷子不同、分数线迥异，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学子在起跑线上就已被边缘化。这种单一的分数选拔，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 当教育完全沦为一门生意，当高考变成了阶级壁垒的敲门砖，“小镇做题家”们为了一个名额内卷到抑郁、甚至跳楼； 而那些身居象牙塔的所谓“科学家”、“学术大牛”们，又有多少人变成了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的老板？有多少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庸？ 有多少人写的论文，除了评职称之外，对国家的实际生产力发展毫无用处？比起当年那场触及灵魂的教育革命，现在的这种“公平”难道不可疑吗？ 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话来说： 资产阶级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假装把他们根本不会做的事情看作一种莫大的恩典；它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是为了工人的真正利益，而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 当教育失去了人民性，科学就会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知识分子就会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贵族。 我们今天怀念工农兵大学生那个时代，绝不是要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我们在痛定思痛地反思： 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人？ 我们的科学，到底在为谁服务？ 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当苏联的宏观经济已经在官僚体制的僵化中摇摇欲坠时，跳出来疯狂砸锅、积极推动苏联解体的，是底层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吗？ 不。 冲在最前面的，是苏联科学院里那些喝着咖啡、拿着高薪的院士，是莫斯科大学里满腹经纶的教授，是那些经过最严格的层层考试筛选出来的、拥有博士学位的政治局委员和经济学家们。 这些苏联的“顶尖精英”，这些完美的“脑力劳动者”，在几十年的体制内繁衍中，早已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 他们觉得苏联的体制阻碍了他们像西方同行那样享受更加奢靡的财富和自由。于是，他们亲手埋葬了那个由千千万万工农红军用鲜血建立起来的红色帝国。 当苏联轰然倒塌，这些“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俄罗斯的寡头、买办和座上宾； 而那些曾经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苏联底层产业工人，则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去了养老金，失去了尊严，只能排着长队去领一块发霉的黑面包。 这就是老人家当年拼了命也要在教育战线、文化战线发起那场斗争的终极原因。 前事不远，覆辙昭然。 当我们今天再面对那些嘲讽“工农兵没有科学家”、狂热崇拜精英主义的丑恶嘴脸时，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一场关于教育历史的口水战。 这是一场关乎底色、关乎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因为一旦让他们彻底拿走了定义科学和知识的权力，下一步，他们就要拿走你吃土豆烧牛肉的资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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