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 继承古代科学的瑰宝振兴中医药事业

2026-5-5 07:47| 发布者: MZYT| 查看: 37| 评论: 0|原作者: 李慎明|来自: 红色文化网

摘要: 继承古代科学的瑰宝振兴中医药事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李慎明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思想，高度重视复兴和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 ...

继承古代科学的瑰宝振兴中医药事业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

李慎明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思想，高度重视复兴和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主要概括为“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比灿烂的瑰宝，是我国和全世界乃至全人类所独具的，亟待进一步深入发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可喜成就，但在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方面仍有不少令人忧心揪心之处。对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大历史观认识“中西医结合”，注重组织领导，强化法律保障，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搞好中医药教育，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与自身建设，不断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第11部分第42条明确指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习近平不仅高度重视、亲自统领《建议》文件起草工作，而且事先就高度重视“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据新华社2025年5月19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1]习近平强调在“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过程中，“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笔者认为，《建议》主要体现的是规划的方向性、原则性、战略性。要把《建议》精神真正贯彻落实于具体编制“十五五”规划，还有大量艰苦而具体的工作要做，仍要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点建议。

2025 年10月3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会同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开展“十五五”规划编制相关工作，“研究起草‘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严格对标对表《建议》精神，科学测算主要指标，论证提出一批可操作、能落地的重大任务举措和重大工程项目，将《建议》提出的方向性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务实举措，按程序提请党中央、国务院审议后，提交明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2]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3](p.17)笔者认为，复兴和振兴中医药事业，正是习近平所指问题中一个重大而又现实具体的问题。

笔者是一名中医药爱好者。1978年，笔者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时，在去全军最高哨卡——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采访途中蹚过冰河，患上关节炎，西医疗效不大，而中医疗效较为明显。从那时起，笔者就开始比较关注我国中医药事业。笔者与新中国同龄，既多次就诊西医，又多次就诊中医，并从中西医里学到一些常识，也就有了对中西医的切身认识与比较。笔者还有幸兼任第十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十五年间，每年都要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现状做些调研，先后提出过几十个相关议案。

“中医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笔者响应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所做重要指示的号召，认真学习了《建议》，又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自己多年对此问题的思考做了较系统的再梳理，并征求了中西医领域、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热切关心的相关人士、普通民众的意见，特建议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部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在本文中，笔者拟对复兴和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对中西医，笔者完全是外行，正因此，顾忌较少。所谈不对之处，敬请相关部门、相关同志批评指正。本文的思考和写作，从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我国暴发之时开始，至今已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年多。现在成文，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一、我们党高度重视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

在我们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中，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当之无愧高度重视复兴和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第一人。早在191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4](p.597)以上评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亦十分精妙深刻，没有因时代变迁特别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有丝毫失当。笔者还认为，此评述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在听课时的感想与心得，而不是记录老师所言或引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由于受“中医是封建医”“中医不科学”“要废医存药”等错误思想影响，国家相关部门规定，中医师必须通过西医考试才能执业，结果90%以上中医师被禁止执业，新中国中医药业教育培养工作同时被取消。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发文《新中国需要新中医》进行争鸣。在收到中医界投诉并下令调查属实后，毛泽东震怒，国家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出身的负责人即被撤职。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西医要向中医学习”。[5](p.245)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强调：“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5](pp.258-259)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讲道：“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5](pp.364-365)国务院有几十个部委，毛泽东唯一提出自己可以去当部长的是卫生部。由此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时说：“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6](p.119)都说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还是战略家和预言家。当时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于1959年至1962年参加了卫生部兴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57年后的2015年，人类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发现者、药学家屠呦呦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是不是毛泽东当年就预见出现的“高明的理论家”之一呢?屠呦呦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西学中”，自己绝不可能在人类医学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正因此，屠呦呦在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特意把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6](p.119)这一重要指示放入自己获奖感言演讲稿。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末的“西学中”不仅培养和造就了屠呦呦，而且在中医药领域培养造就了诸如吴咸中、陈可冀、沈自尹、陆广莘、温振英等一大批国医大师。屠呦呦仅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全国性“西学中”高潮中，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诊所等医疗机构和中医高等院校发展较快。1956年，我国最早4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建立，到1958年12月，全国设立了300多所中医医院和大批中医门诊机构。在全国县级医院中，设立中医科的医院数量也大幅增加。中医逐渐成为全国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重要支撑力量。

笔者认为，用毛泽东本人指示的原话，可以将毛泽东关于复兴振兴中医药的思想概括为“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思想，高度重视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2010年6月2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他指出：“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坚持古为今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8](p.28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9](p.39)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在会议部署和调研中多次提及中医药。2020年3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要加快药物研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10]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科学论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加强中西医结合，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1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3](p.41)

笔者认为，用习近平原话，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主要概括为“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以上这三条指示都十分重要，在逻辑上有着不可置换的先后顺序。当前，我国医疗界和社会上轻视中医药的倾向虽已扭转，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要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仍任重道远。“坚持中西医并重”是“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前置性条件，如果没有首先重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即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振兴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健康观认为，健康绝不仅是医学或生物学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每个人自由、全面而健康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新社会形态的最终目标。毛泽东和习近平都高度重视我国中医药事业复兴和振兴，这既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深刻理解和使命担当，又直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累和深刻理解，还源于对我国中医药特有疗效的切身体验。在延安时期，著名民主人士同时是中医的李鼎铭的几剂中药结合按摩，便治愈了毛泽东反复发作的关节炎和胃病。在全国各地的视察中，习近平多次表示：“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1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主动参与抗击病毒，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取得的抗疫成就，如昆仑山巍然屹立在青藏高原那样自在。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及国内外一些人想否认，但怎么都否认不了的铁的事实。

可喜可贺的中医药热已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兴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参考消息》不时整版推出中医药科普知识或介绍中医药在海内外发展的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于2023年12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已成功播出多期;各省市电视台亦竞相推出中医药栏目。广义中医药文化包含太极拳、八段锦等，而广义太极文化又包含中医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太极图，还可以说是太极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标识，北京大学所属医院为患者开出习练太极拳的处方;太极拳发源地河南省温县和北京市海淀区大力提倡与推广太极拳“入驻”家庭。上述举措均获广大干部群众好评。

笔者近日发现，一家医院把原来设在医疗楼偏僻角落的中医科搬到医疗楼的“繁华与繁忙”处，与西医内科成了邻居。中医科医生掩饰不住内心喜悦：“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西医各自优长，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配合，以探讨治未病之道。”笔者当即感言：“谢谢你们医院领导有此认识和举措。这至少有利于把中医诊治的效果和西医的生化指标验证相结合。”笔者在惊奇之余更多的是欣喜，心里涌起感慨：开始更加重视中医，让中医科与西医内科共同探索“治未病”之道，有可能成为全国各大医院特别是各大西医医院的共同潮流。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创新我国中医药事业结出的又一具体“果实”。当然，中医认为“治未病”理念覆盖人类“生长壮老已”全程，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中防逆转、瘥后防复发。笔者以为，一般所说的“治未病”，是指中医药语境下预防和干预西医生化指标和图像尚未出现异常，但已显现中医说的阴阳开始失衡等“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征兆。

党和国家的领袖群体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领导核心。以下两方面认识值得强调：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复兴与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这是复兴和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二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球70多亿人口、特别是14亿多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医药对防治新冠病毒有着显著独特的作用。以上两个认识，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正是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中医药事业的战略部署真正落到实处、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最大机遇。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顶层设计与底线思维相结合的重要论述的哲学高度讲，机遇来了，就必须紧紧抓住。如果错失这一复兴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机遇，在特定条件下，亦有可能不知要再推迟多少年。

二、真正认识“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习近平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中西医并重”，要求“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13](p.3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9](p.39)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3](p.41)连续三届党的代表大会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要求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对此，笔者主要谈三方面认识。

第一，中医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无比灿烂的瑰宝，是我国和全世界乃至全人类所独具的，亟待进一步深入发掘。深度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亟须“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我国中医药历经几千年延绵不绝并正有力复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结晶，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特有锁钥，是中华民族历代劳动人民在与疾病艰苦斗争中获得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自发的辩证法经验的可贵总结，闪烁着悠远恢宏的中华智慧光芒。它既是人类文明宝库中大放异彩的瑰宝，是我国贡献给世界乃至人类的“第五大发现和发明”，又是人类独具的历久弥新的“新质生产力”源泉。衡量一项科技成果是否是当今社会新质生产力，其重要参数之一，当然是要看其发现、发明的时间，但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看当代社会乃至当代世界、当代人类能否及时认识其价值并加以利用，以及推向社会和市场后的成效。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医药既是中国在引进西医之前的健康支柱，也是当代社会有待深化认识并着力开发的“新质生产力”的宝贵资源。

笔者在撰写本文初稿时，听取了已96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原身边工作人员逄先知的意见。他说，该文“有理有据，非常需要这样系统论述中医药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的文章。长期以来，总有些人鼓噪反对中医药。从毛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十分重视中医药，作出指示，实为我中华之大幸。我本人就是中医药的受益者。我十七岁时得过伤寒病，靠西医西药无效。是一位中医老先生一副中药把我救过来了。这位老先生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是胶州老乡，名刘国香。当然，我们现在主要靠西医，它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不言而喻。所以毛主席提倡中西医结合，互相学习。”引用以上对话，主要想说明笔者十分惊叹79年前我国中医药发展达到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当然，逄先知所谈仅是个例，但这样的个例很多。在人类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有些方面恐怕中西医医疗水平亦不及当年中医药。

2012 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采访党的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掷地有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他强调人民的“七个期盼”中，第五个期盼就是“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14](p.4)在过去，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吃、穿、住、行、医”。随着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加之老龄化社会到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吃、穿、住、行、医”的排序至少现在可改为“医、吃、穿、住、行”，医疗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头等要事。如果抽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和人民健康，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就无从谈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亦无从谈起。人民健康在人民幸福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独特地位，复兴振兴中医药事业，是深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要的有机组成。中西医并重，则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振兴中医药事业并向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和人民健康迈进所必需、必经的。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振兴，绝不仅是在我国乃至全世界亟待进一步发掘，并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广阔市场，更是人民健康幸福生活的坚实基础和保障，是承载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文明宝库，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这绝非简单的传统市场概念所能覆盖和衡量的。因此，笔者认为，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部署浓墨重彩写入规划编制工作，可以说时不我待。

第二，我国中医药是人类文明史上独有的无比灿烂的瑰宝，复兴振兴中医药事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1953 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5](p.205)1954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5](p.245)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说：“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15]我国中医药在人类健康事业中的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各国人民认可。一些国际医疗垄断资本亦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独特功效，一方面用种种方式攻击遏制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另一方面企图通过收买甚至盗窃等方式，垄断或葬送我国中医药科学与技术，把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知识、方法、技能改成他们独家霸占的所谓拥有现代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新兴产业，为他们创造更多垄断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砥砺传承，愈是中华民族的，便愈是世界未来的。历史和人民在沉思深思，社会和世界在进步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可以预见，21世纪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复兴与振兴的世纪，亦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复兴振兴，进而阔步走向世界的世纪，是人类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世纪。当今是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稳妥走向世界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已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开启。振兴中医药事业有着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我们深信，在未来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医疗史上，必将镌刻着我国中医药对世界健康和医药卫生作出独特而重大贡献。

第三，我国中医药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独有的无比灿烂的瑰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3](pp.21-22)新冠疫情全球泛滥肆虐无疑是坏事，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好事。从抗击新冠疫情实践来看，从“有矛就必然有盾”的辩证法角度看，如果排除极少数国家和极少数人可能已经掌握对新冠病毒和各种变异新冠病毒特定的消解药物的假设，从真正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角度来看，以全球视野审视，能够较为及时并有效应对大规模疫情的医学体系，只有我国的中医中药。根据笔者调查，染患新冠病毒后，如果及时采用得力的中医药手段，一般来说很少有新冠后遗症。没有采取正确的中医药措施的患者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世卫组织所说的关于新冠疫情后遗症，包括疲劳、呼吸困难、咳嗽、肌肉或关节疼痛以及睡眠障碍，几乎任何器官都可能受到影响，包括心血管、肺、神经系统、肠道和内分泌系统等。按照西医说法，这是自身免疫系统受到一定或较大冲击。

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2025年9月3日，我国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展示了现役装备部队的种种新式常规武器乃至核武器，对世界展现了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觊觎我国神圣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以及捍卫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坚定信心。核力量在全球业已大体均衡、平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都不敢轻易使用。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却在生物和转基因武器方面占据优势甚至是相当优势，且极其隐蔽。如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先后或交叉实施贸易战、关税战、金融战、意识认知战、拉帮结伙阵营对抗战直至军事霸凌恐吓战接连失败，那么在特定条件下会不会直接实施特定的生物基因战?各种可靠迹象显示，他们的生物基因战已准备多年，关键技术业已成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我国老少皆知的俗言与“天下为公”“和为贵”等格言，对立又统一深刻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关于生物转基因问题，1998年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有机会请教我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多位院士。笔者问：“有没有可能个别特定集团甚至霸权主义国家在转基因问题上做些手脚呢?”回答主要有三种：一是不可能。转基因是人类在生物领域取得的新技术，人们认识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生物学界已经做过认真论证，完全没有问题。转基因农作物与转基因食品应继续大力推广。二是转基因技术没有问题，但种植转基因作物，就必须同时使用他们的除草剂。除草剂中的草酸磷确有致癌的负作用。三是现在谈论转基因有没有负作用为时尚早，因为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极其认真严谨严肃的观察和实验。当我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给笔者作出第一种回答即转基因农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可以大力推广时，笔者接着问：“在生物科技领域，是美国技术领先还是我国与其并肩?”他们回答：“美国的技术要比我国领先很多。”笔者接着问：“既然他们的技术对我们领先很多，为什么我们较为落后的生物技术手段却能对领先我们很多的生物产品‘认真严肃严谨地’作出无害的鉴定呢?”对话至此，被请教方中亦有几人承认：认为转基因农作物与转基因食品可以大力推广的结论中有着逻辑上的悖论。笔者亦很诚挚地谢谢被请教方得出这个新的结论。笔者认为，以上第二、第三种回答是实事求是的。由此，笔者在各单位讲课时，在谈到转基因问题时说：“我个人对转基因技术或叫基因编辑技术完全是外行，但唯物辩证法却是观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转基因技术无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生物医药技术迭代交织的先进产物，是当今世界生物科技前沿的重大课题。对转基因技术应认真研究，紧紧盯上、跟上，甚至要争取领先，以造福人民乃至全人类;但转基因技术与其他任何先进技术包括核爆、人工智能等，都是人的大脑和手臂的延伸，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若掌握在人民手中，就能造福人民;若掌握在极少数垄断资本甚至极个别邪恶国家手中，他们就有可能把转基因即基因编辑技术用来威胁直至祸害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以‘造福’他们这些极少数人的‘个体命运共同体’。”

以普通民众往往每天都要食用的农作物大豆为例，由于国外转基因大豆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和价格对我大幅倾销，有志于经营非转基因大豆食品的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被迫改营转基因大豆食品。因此，在我国不少销售渠道特别是餐饮业和食品半成品领域，很难购买到明确标注所用食材是非转基因大豆的食品。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关于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指示无法落到实处。我们常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转基因农作物到底有害还是无害，毫无疑问，在较短时间内无法得出肯定明确的结论。所谓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放心食用的结论，除个别心怀恶意的人外，只是一些相关专家的想法或仅为国内外相关产业、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所做的营销手段。

2023年5月12日，习近平在考察河北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时明确提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16]习近平这一重要指示已从侧面婉转但又明确回答了如何看待转基因或基因编辑技术，并且把转基因或基因编辑技术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

对当今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历史方位，习近平作出了科学判断，他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相关重要论述，笔者认为，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而且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当今世界已开始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寄生即腐朽向垂死阶段过渡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失败乃至灭亡的命运，必然会进入毫无理智的反人类的疯狂的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发展阶段。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至今仍拒绝承认抗日战争期间731部队在我国的存在及其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二战结束之时，美帝国主义包庇日本军国主义战犯，把731部队所谓“战果”“全盘接受”并继续深化研究，后又悍然施放到抗美援朝战场，在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且至今仍不承认这一严重违背国际法的铁的事实。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亦未能幸免。若不回避问题，可以说，直到现在，新冠病毒或说新冠病毒的种种变异变种病毒还不能说已完全消失，仍不时显现。

从习近平强调的要加强底线思维这一唯物辩证法角度讲，当今世界不排除还会有针对某些特定人种和人群的特定病毒，已被封藏在某些实验室里伺机待动。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正因此，在运筹我国战略机遇期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最坏情况要早做打算。为有效应对、遏制、打赢帝国主义特别是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有可能发动的毫无底线、疯狂冷酷的生物战，必须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的高度看待复兴和振兴中医药事业，提前防范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有可能发动的生物基因战，并作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这亦极有可能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生存之道。

三、从中医药发展现状看“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迫切性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八大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3](p.5)党的十八大前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状况，在最近播出的《驻站》《我是刑警》《扫毒风暴》《以法之名》《绝密较量》《护宝寻踪》《利剑·玫瑰》等不少电视剧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些电视剧对涉黑、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社会风气下降直至国家政权包括司法队伍的严重腐败现象，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种种问题的艺术反映，着实令人触目惊心。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前“人们忡忡忧心”亦包括对西医药国际垄断资本几乎“横扫天下”，而我国中医药事业能否振兴的焦忧。2025年1月6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充分肯定反腐“成效有目共睹”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17]当今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现状，与我们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颇有相似之处。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但在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方面，仍有不少让人忧心揪心之处。可从以下五方面看“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现状。

第一，从中医药事业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来看现状。最近，网上热传的一个短视频中说：“中医想振兴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现在，你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有了，你要国家的支持，咱们国家也有大力支持中医发展的红头文件。但是，为什么还是感觉中医的发展处处受限制呢?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问咱们中医的带头大哥是谁，很多人肯定异口同声地说是咱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没有多少实权。其一，中医师资质认定不归中医药管理局管，中医师执业行为都归卫健委来管。其二，所有中药、中成药饮片都归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其三，中医学习教育是教育部来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头听上去能唬人，却只能做一些类似行业协会的工作。”以上有的话说得可能偏颇，但笔者征求了中西医相关专业人士意见，他们大都认为以上所说与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分散在其他各个业务部门的实际状况大体相符。这就很难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西医并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还有观点认为，中医药事业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如果掌握在满脑子都是“中医药是封建残留”“西医药才是真正的科学”的人手中，不仅中西医并重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无法实现，而且必然会被国际西医药垄断集团逐渐侵食并最终完全吞食。

第二，从诊疗人次、中西医执业人员、中西医医院、中西医在校生、国家与地方政府所拨经费数量等来看现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4亿多人口，50万中医，平均800人一个中医。而现在中国14亿多人口，中医包括“中西医结合医”一共只有104万，平均下降到1350人一个中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23年，中医总数仅增长1倍略多一点。而西医呢?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医约有8.7万人，现在却发展到900多万人，人数整整放大了100倍以上，平均约150个人一个西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中医中，只有不到10%的人还懂开汤药方并在坚持开汤药处方，其他人多是在选开中成药甚至西药。换句话说，真正能够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人约8万至9万人，中医人才凋零至此，令所有关心中医的人忧心忡忡。

诊疗人次是反映医疗“景气”程度和公众实际选择的直接核心指标。以2012—2023年间相关统计为例，中医诊疗人次十年间从6.7亿增至12亿，增长了79%，增速非常快。尽管中医诊疗的绝对数量增长较快，但中医诊疗量占全国总量的份额始终不高，从9.7%缓慢攀升至14.2%。这意味着超过85%的医疗服务仍由西医体系提供。综合医院诊疗人次虽增速较慢，但因基数巨大，在中西医医院就诊人次差距从2012年约11.8亿人次变为2021年约10.4亿人次，差距依然巨大。这说明，中医服务能力在提升，然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就医习惯和市场份额格局。我国中医执业医师数量大体上只有西医的不足八分之一，高水平中医大夫屈指可数。业内不少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不少中医院在临床实践中，从诊断依据、治疗设备到用药，均与西医趋同，中医药特色优势尚未成为诊疗活动中的核心支柱。全国各级中医院本质上还是以西医治疗为主，中医为辅。同西医药相比，中医药呈萎缩状态。

第三，从中医药教育来看现状。首先，有的中医药高校主要领导对中医药有偏见，甚至在公开场合宣扬“中药不是科学，西医才是科学”。其次，中医院校不少学院派很难说下真功夫研究中医药典籍，领会掌握“望、闻、问、切”的真正奥妙。再次，中医药大学的中医教材大都是中国最早“西学中”老一辈编写的，理论存在理解偏差，实践复述不足;教育方式往往采取西方课堂式教学+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取代了“性味归经”的理论研究;学生被要求背诵“中药化学成分表”，但很少有人教他们如何辨别药材的“陈香”。学生在校时只学了点肤浅的中医理论知识，并未把这种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心念。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增加了临床实践和“师带徒”的办法，但往往没有传承中医精髓：中医是心学、人学。另外，中医药高端人才培养方式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真正能看好病的中医，职称晋升很难，SCI论文数量成了评价中医药教授水平的核心指标。

第四，从中医药对外交流和知识产权保护亟待完善来看现状。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抢掠了我国大量中医药秘方，改革开放后，日本相关机构和企业又用各种方式“获取”我国中医药秘方和泡制技术。现在日本商店里可以买到来自我国古方的“汉方药”，像龙角散、柴胡桂枝汤、五虎汤、葛根汤等。同样方剂的药在中国要吃很多天，效果并不明显，而日本汉方药吃一两天甚至一两包就有效果。主要缘由是国内市场流通的药材在生长过程中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且在运输过程中为保证不腐烂、不被虫子咬等，用大量硫黄去熏制。而日本一些药商会在中国租赁好土地闲置养育5年甚至10年以上，再种植药材。另外，学术和药品监管领域出现了一些国际药企资本渗透现象。在相关权威药监机构专家库中，近70%的专家具有跨国药企背景，却没有一位真正精通中药材的老药工。有的高校课题组收受国外西医垄断集团资助，设立“传统药物现代化研究基金”，企图为逐步消灭中医药铺路。有的地方在某些国外西医垄断集团资助下公然成立“反中医同盟”，种种活动消息还堂而皇之地活跃在各种权威新媒体上。

第五，从社会习惯认知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来看现状。中华民族百余年历史耻辱，唤醒很多仁人志士，历史虚无主义却不时泛起，引发社会各界——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一些普通民众——对西方包括西医药的盲目崇拜，不承认中医药是科学，或认为中医不能看急症重症，治一点疑难杂症或许尚可。因此，往往是西医长期治不好甚至治坏直至死亡边缘后方急叩中医门。若中医也束手无策，便大肆宣扬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以此来打压中医药事业。笔者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中医师作辩解辩护。但平心而论，且不谈那些西医明确表示完全无法医治后才去找中医的案例，仅从就诊比例上讲究竟是怎样的呢?理应弄清楚。当然，笔者建议中医师在抢救重危患者之时，对确属没有把握治疗或缓解的，应向西医学习，事先签好相关法律文书。

地方各级政府是有任期的。考核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能否晋升的主要指标往往是其任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各级各地有的领导人认为凡是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都属于生产力范畴，西医药与西医种种医疗器械的现代化产业又是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的重要增长点，他们也没有觉察西医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来自患者有病先找西医，特别是西医种种名目繁多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高额检查费用。地方各级政府甚至少数领导人往往认为中医药是落后生产力，“治未病”还会大幅度压低医药领域国内生产总值的有效增长，所以他们在发展规划中往往不重视中医药事业和产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倘若有的领导人不能树立“中西医并重”的正确政绩观，不仅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没有希望，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费用也将居高不下，甚至有一天将会入不敷出。笔者绝不笼统反对把追赶发达国家先进医疗器械制造业作为发展目标，只是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18]的殷殷教导，以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中医药诊断和治疗不仅手段简便、费用低廉，而且随着大数据等中医药诊断新技术的运用，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前景将更加灿烂。应辩证看待医疗领域里的国内生产总值。随着中医药养生、治未病和有病先找中医药的观念在全民中逐渐普及和深入，全国医疗领域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明显直至大幅下降，但新质生产力中“人”这个最革命、最活跃因素就会更高质量地全面发展，就会“堤外损失堤内补”，进而在医疗领域之外其他各领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的质量。

第六，从中医队伍内部来看现状。发展中医药是系统工程，需要多类人才。首先，缺乏真正懂点中药、坚信中医药、决心发展并有能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领导干部。现在，学习西医出身并深受西医传统思想影响的干部，在国家卫生医疗系统占据相当优势。即使是学习中医药出身、在中医药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干部，也或受“西医药才是科学”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公开场合往往宣布自己亦认为中医不科学，西医药才是“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其中就有“两面人”。其次，由于中医药长期受到打压，现在真正的国医大师为数不多。按照我国中医优秀文化传统，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好的中医，不仅要懂得阴阳五行等中医基本理论，还应懂得一些必要的天文、地理、心理、哲学、季候、历法、风水(即环境)等学问。不少学院派出身的中医师没有真正掌握中医药的真谛，“望、问、闻、切”仅仅是走个过场，不管每个患者不同的个体特质，就教条式套用自己背熟的几个经方验方。真正合格的中医师、药剂师、针灸师、按摩师、中草药种植养殖等人才，数量还远不能适应14亿多人民的需求，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又不被当前有关中医药政策认可。在法规和政策使用的规定上，往往重视“院校派”而忽视“民间派”的执医师。再次，由于“一切向钱看”的冲击，有的中医稍有名望，挂号费便往往是500元甚至1200元。但“望、问、闻、切”等重要环节往往被简略甚至省去，3—5分钟时间即看一个病人。加上当前中草药价格偏高，普通百姓很难看得起中医吃得起中草药。我国中医药如果完全被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左右，必将会从根本上失去“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甚至逐步步入国际西医药垄断集团“唯金钱是瞻”的邪路。必须明确，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定方向管道路的，而市场经济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如果中医药事业亦要“一切向钱看”，我国中医药事业亦会失去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制度优势，失去中医药事业的人民性及公益性。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就是我们一切事业包括中医药事业的根基。脱离乃至失去人民，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亦必然无望。还有，中医药队伍内部“各宗各派”相互交流学习不够，有的甚至“医人相轻”。另外，由于多年“西医药东进”，现在的主要倾向仍是对中医药传承不够，传承工作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完整系统严谨的科学体系。当前，不仅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普通民众及西医药界人士，甚至中医界亦有一些人士对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一系列指示理解得不够全面准确。一些人认为中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哲学科学体系，对中西医只能谈并重，不要谈协同，不要谈结合;对中医药只能谈传承，不要谈创新;只要一谈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协同，中医药创新，就势必走上西医药灭掉中医药的老路。对这一误读的辨析和澄清十分重要。

四、对复兴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思考

正是基于“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强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笔者对复兴振兴中医药事业主要有如下建议。

(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我国中医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在健康治疗理念上，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至上”的宗旨;在方法论上，结合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把“辨证施治”与“辩证施治”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时代、把握规律，在深刻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与人民共建共享，为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中国实践开辟了崭新的境界。这个方针的根本点是人民性，体现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19](p.30)笔者认为，习近平所说的“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包括党领导的一切工作，包含复兴和振兴中医药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反映和认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而且是反映和认识人体生命科学的最一般的规律，所以是比我国中医药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更为先进的哲学理念。宋平与钱学森曾是同学。宋平给笔者谈过，钱学森曾两次对他感叹：“可惜我回国回晚了，若能早一点回国接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的成绩会更大。”新中国的石油是靠《矛盾论》和《实践论》起家的，李四光、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本质上说，中医是天地人和社会合一之后的人学、心学。一个好的中医，如果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医疗实践中自觉运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事物是联系的、变化的、发展的”“‘实践第一’的观点”“矛盾法则是根本规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原则以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等辩证关系，有助于从整体上更透彻地认清和把握“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每一个就诊者又是生理肉体和精神世界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就可以更好地认知人的本质的普遍性和每一个人生理肉体与精神世界特殊性的统一;就会把辨证施治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就会把我国中医药水平提高到崭新阶段。中医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蕴含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中医学中的“五行之法”，体现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事物彼此联系、相克相生、相容相和的思想;中医学关于人体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形神相即的统一体的观点，体现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作为中医学最高范畴的“气”论、“气”说，体现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朴素的物质一元论的思想;中医学中的阴内阳外、阴阳相合的“阴阳说”，体现了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中医学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受伤，邪气始张”的思想体现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中医学认为，除千百年来“祖上”遗传外，不少严重疾病往往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则“治之失也”。如上所说，自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研究我国中医药理念，学习借鉴西医学优长，从而拓展创新我国中医药事业，预防和治疗疾病，特别是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等，极可能是一条捷径。因此，应鼓励从事中医药事业的管理者、中医药技术人员等在学习中医药优秀传统理论的同时，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复兴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与建立我国“新医学”做贡献。

(二)以大历史观认识“中西医结合”

应从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大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与视野出发，正确认识“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与“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

“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且强调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思想理论正确与否，决定着政治上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正确与否;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就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等。人们的正确思想认识，是人们正确行动的前置性和根本性条件。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医药事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无比辉煌的成就，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与认真贯彻。

第一，要团结中西医，而不是中西医要团结;团结中西医的主体是领导中西医的党与政府各级组织特别是国家各级卫生部门。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的原因在于西医，而不在于中医;忽视中医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毛泽东指出：“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5](pp.258-259)这里所讲的是“团结中西医”，而不是“中西医要团结”。笔者认为，毛泽东以上所说，团结中西医的主人、主体、主语，首先和重点应是领导中西医的党与政府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各级卫生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而不是对中西医各自相互之间的要求。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20](p.405)谁来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呢?显然是领导中西医的党与政府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国家各级卫生部门。笔者还认为，毛泽东所说团结中西医的其次责任是西医要团结中医，而不是中医要团结西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其中就包括中医药自信。第二，要重视团结中医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历史悠久，愈是中国的，便愈是世界的。在中国能够为世界和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诸多领域中，中医药便是一件瑰丽的珍宝。正因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第三，对中医药首先是发掘、整理，然后在实践中真正了解和理解后再提高，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创新发展。2020年6月2日，习近平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并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这次临床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就是在古典医籍的经方基础上化裁而来的。”[21](p.335)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中医药失传得太多了。中医药业界应首先全面发掘、整理、研究、继承中医药学，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医药学的理论逻辑和思维体系，在中医药服务于全民乃至全人类健康事业中系统运用中医药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包括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创造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服务。第四，不要误读毛泽东说的“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和习近平强调的“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动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18]这里强调的是“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而不是中医药与现代西医学相结合;当然，现代科学中亦包含现代西医药的理念和技术;但广义的现代科学及其技术手段，并非西医药专有专用，而是既可以为西医药所用，亦可以为中医药所用。有人常问，“中西医结合”究竟是指“中西医各自发挥特色优势，互相协同”，还是以西医药为标准来改造中医药，然后两者“合而为一”?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实质上已明确作出回应，中医药基本理论“天人合一”整体观这一最基础的哲学逻辑理念不变，同时要像西医药学那样，利用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创新发展自身，以实现中西医药之间动态的“并重”“协同”“结合”。人类所需的是新的质变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和促进中医药传承是当前正要和正在走的路，亦是将来产生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和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前提甚至是有机组成。我们正在向未来必然发展的方向前进。第五，对“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把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写入发展规划，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战略方针。

(三)注重组织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状况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转，但在不少方面，西医药排斥中医药仍是主要倾向。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落实“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新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是否可分为“三步走”：第一步，中西医要团结。可在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开展“人民健康至上是中医和西医的共同目标”的教育，讲明中西医各自具有优长，需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道理。第二步，中西医要结合，可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一是理论和实践上证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年出版了甘肃中医界的《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与化学生物信息学研究》一书。该书是在已取得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显著效果的全国通用方、各省区防治方的基础上，汇集了中医药学以及免疫病原学、现代生物学、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网络药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运用现代多学科理论、技术优势，认识中医药防疫理论及临床治则治法，挖掘中医药有效防治新冠肺炎的经验，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中医药是科学”，充分证明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为中医药的突出疗效做科学合理的解释。二是探索建立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路径的制度规章。第三步，创造我国新医药学。在坚持继承发展中医药“汤头”优势的同时，用中医理论指导西医用西药，把西药逐渐演进成中药中的化学药，逐步减少甚至避免纯西药的副作用。中药中的化学药亦可能产生一定耐药性，随着社会和科技进步，总有新的办法来解决新产生的问题。

(四)强化法律保障

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22]我国现行的《国家中医药法》和《中药饮片标签管理规定》等中医药法规，是根据以管理西医药为主的上位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的。这里隐藏着不少西医哲学理念和中西医严重不平等的条款，对中医药发展有不少限制。特建议着手同时分别制定符合中西医各自规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医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医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医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西医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等。另外，相关法规建议明确要求切实办好县级以上中医院，在县级以上医院先进行中医到西医科查房制度试点，实行中西医会诊制度，试点经验成熟后，及时推广，把“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落实到临床一线。这有利于促进我国新医学和新药学的诞生。同时，制订鼓励中医药“治未病”的政策，从长远和根本上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稳定增长，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需求、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

(五)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搞好中医药教育

建立国家级统一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确保中药材种植和炮制的“纯正”，确保中药材与烟草一样由国家统一专营。统一专营会极大增加国家财政和税收来源，甚至可能中药材贡献会远超烟草。推行“中药材GAP(良好农业规范)+”模式。鼓励“企业+乡村+农户”式农业，将中药材种植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相结合，打造绿色药材品牌。规范发展中药材种植养殖，划定道地产区保护区，建立国家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库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智慧本草”溯源体系，构建全国中药材生产流通追溯体系：利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从种植、加工、流通到使用的全过程质量可追溯。制定实施“最严谨标准”，完善提升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的质量标准，并积极主导制定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国际质量标准。

中医药教育的关键是教材和教师。领导和协调编写中医药教材的职能可由现在的教育部负责，调整为由改组后的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承担、教育部协助。中医药教育可“多条腿”走路。一是中医教育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起，老师可给孩子教授小儿相互之间的推拿技术，打八段锦甚至简化太极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中医药知识并养成养生习惯，有效减少小儿感冒腹泻等常见多发病。编写中小学中医药文化科普读本，在大学开设通识课程。将中医药文化全面融入国民教育，这将会使每个人终身受益。二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兴办中医药大学或中医药中专职业技术学校。三是民间兴办中医药大学或中医药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四是大力提倡自学中医。中医药与人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等紧密联系，甚至不需要西医任何检测仪器就可判定正确应对之道且成效明显，是真正的“民间普通医学”。自学中医，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求医不如求己”。据笔者所知，不少干部群众包括党和政府的中高级干部在退休后开始自学中药，能有效调理身体甚至给人把脉下方。五是深化院校教育改革：强化经典教学，增加跟师见习和临床实践比重，探索“中医少年班”“中西医贯通培养”等模式。将师承教育贯穿于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过程，建立与职称评定、执业资格挂钩的师承考核机制。六是定向培养与特岗计划，为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定向培养中医全科医生。七是大规模培训“西学中”人才，系统组织开展西医医师学习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培养中西医结合骨干。重点面向基层全科医生，使其掌握50个以上常用方剂和10类以上适宜技术的临床应用。八是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规律的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在科研评审、人才评价、医院绩效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倾向，突出实践能力和社会贡献。九是完善“师带徒”传承模式，大幅放开民间(包括农村和城镇社区)个人行医渠道。

(六)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与自身建设

打造“中华医道”国家文化品牌，创作以历代名医为题材的精品影视剧、纪录片、动漫和短视频，使中医理念深入人心。与文化和旅游部合作，推出“探寻中华医道”国家级中医药文化旅游线路，将名医故里、道地产区、老字号药店、知名中医院串联起来，构建“全球中医药新媒体传播矩阵”，利用海外主流平台，以多国语言、短视频、纪录片等形式讲述中医药的科学故事和文化内涵。建设一批国家级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和研学基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沉浸式体验中医药文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组织权威专家普及中医药知识，防止文化误读与市场混乱风险，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伪中医和虚假宣传，鼓励中医药专家主动发声，正本清源，为中医药发展营造理性、信任的社会环境。

要正确对待中医药领域的国际交流。积极实施中医药海外发展“提质扩容”行动，推动中医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高质量中医中心、中医药产业园。主导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平台推动针灸、中药等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鼓励高水平中医医疗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吸引海外患者来华接受中医药诊疗(医疗旅游)。要积极与相关外资开展共赢合作，使中医药尽快更好走向世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中，应严格保护中医药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相关产业，绝不能让资本特别是西医药金融垄断集团吞并、吞食，尤其防止一些“恶意外企”廉价收购我国优质中医药企业，警惕跨国资本的“认知殖民”。对国际医药垄断资本在华资金流向要实行监管，规范其与我学术机构的国际合作项目。

切实抓好中医药自身建设。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内部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和谐共处、共同提高。二是开展正常健康的切磋研讨。中医药教育、传承、发展，必须贯彻“双百方针”。三是在治疗方面，中医药本身主要是辨证施治，但亦可多管齐下，实行综合施治。四是弘扬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良传统。五是中医界管理人员必须真正学懂弄通中医基础理论，成为真正的中医药专业管理人员。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我国中医药发展成为独特的医药思想体系，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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