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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 | 教员把主人二字还给中国劳动者

2026-5-3 06:58| 发布者: MZYT| 查看: 62| 评论: 0|原作者: 温伯陵|来自: 温伯陵

摘要: 1886年，芝加哥工人用鲜血为八小时工作制开启序章，1950年起，新中国用一系列法律法规，终结了雇主对劳动者予取予求的黑暗历史。同样是劳动者，不同的国家却走出了不同的路。有的用流血换来一纸空文，有的用法律护住 ...

1886年，芝加哥工人用鲜血为八小时工作制开启序章，1950年起，新中国用一系列法律法规，终结了雇主对劳动者予取予求的黑暗历史。

同样是劳动者，不同的国家却走出了不同的路。

有的用流血换来一纸空文，有的用法律护住了资本家的根基，有的把节日变成了狂欢，中国劳动者则从奴隶翻身做了主人。

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就简单聊聊五一劳动节的起源、各国劳动者为争取权益做过什么、教员又是怎样为劳动者服务的。

1886年5月1日，数万工人走上美国芝加哥的街头，唱着《八小时》的歌，向美国资本家提出一项要求——

每天工作八小时，不能再多了。

当时的美国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十四小时左右，而且工厂里遍地童工、衣食无人负责、受伤自己承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益。

然而，八小时工作制是今天的普遍惯例，百余年前却是让资本家视为大逆不道的荒唐言论。

于是在罢工开始不久，警察便在芝加哥麦考密克农机厂门口，向工人开枪，两名工人当场死亡。随后，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进行抗议，不知是谁在人群中扔出一枚炸弹，警察随即向人群猛烈开枪，死伤无数。

这就是干草市场惨案，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可以说，劳动节就是从反抗和屠杀中诞生的。

节日出现了，但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各国的做法都不相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是妥协让利。

芝加哥的干草市场惨案之后，工运组织被扣上“无政府主义暴徒”的帽子，迅速瓦解，新的领导层随即放弃了改变雇佣制度的目标，开始在涨工资、降工时方面发力，绝口不提政治。

不过，美国政府和资本家通过这一事件，见识到工人的力量，不想再和工人发生暴力对抗，便在工人退让一步之后，紧跟着也退了一步，逐渐出台了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禁止童工等一系列法律。

美国政府、资本家、工人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方式，其实是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剥削，而不是消灭剥削本身。

法国也是类似的路径。

1891年5月1日，法国工人在纺织重镇富尔米集会，要求实现八个小时工作制，但法国军队直接开枪，当场打死9人，其中有2名儿童。这一事件，让工人对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幻想破灭，由此开始了三十年的漫长斗争。

最终，法国政府将八个小时工作制写入法律，五一成为带薪假日。

和美国、法国相比，英国工人争取权益的道路则更为漫长。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宪章运动起，英国工人就开始组织工会、组织工党、参加议会，一步步从立法层面拿回权利，试图通过争取政治权利来解决经济问题。但到了1945年工党执政，英国才逐步发展成全民医疗、全民保险、全民教育的福利国家。

苏联做为社会主义国家，则走向另一种极端。

1918年，苏俄政府出台了八小时工作制、带薪产假等法律法规，福利政策在当时冠绝世界。

在苏俄的制度中，因为资本家已经被物理消灭，工人便不需要和资本家再做博弈。但问题在于，私人资本被消灭以后，国家资本取代资本家，包办了工人的一切，而掌握国家资本的官僚，又牢牢掌握着工人的命运。

和以往相比，以上这些国家的劳动者确实有了权益，但以“人”的身份来看，这些权益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西方工人争取权益，是在政权内部讨价还价实现的，那么中国劳动者争取权益，便是通过打破政权的既定规则来实现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劳动者，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着，命运非常凄惨。他们想争取权益，也因为无组织、无方向而无从下手，只能忍受剥削，被三座大山联合镇压。

中国劳动者改变命运，是从1922年的江西安源开始的。

那年，教员策划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派刘少奇、李立三深入矿井，和万余名工人同吃同住，向他们传递着一个道理：

剥削你们的不是天生的命运，是黑暗的制度，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要想改变黑暗的制度，不能盲目袭击、不能以卵击石，必须通过严密的组织、有策略的斗争才能实现。经过教员的缜密策划，罢工进行到第四天，资方就被迫走向谈判桌，签下十三项协议，承诺补发工人欠薪、改善工人待遇、保障工人权益。

“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这是教员交出的第一份答卷。

而安源的火种一旦点燃，便再未熄灭。

此后二十余年，中国的劳动者深度参与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冒着枪林弹雨，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红旗飘扬的新天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劳动者，交了世界各国劳动者都望尘莫及的血税。

正因如此，1949年10月1日，教员站在天安门城楼，用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向世界宣告，那些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工人、农民、在矿井里睡猫耳床、在工厂里挨打的人，都将受到新中国的保护，享受新中国的权益。

站起来，说的容易，那怎么才能做到呢？

教员不可能亲手帮助每一个人，但他能建立制度，让站起来这三个字，落到每个人的饭碗、铺床和地板上。

教员做的第一件事是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给了劳动者一把维护自身权益的尚方宝剑。

法律的第一条就写道：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凡在中国境内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收入为其生产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脑力雇佣劳动者及无固定雇主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

这种法律对于劳动者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了他们多少福利，而是给了他们一种权力——

可以自发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从此以后，劳动者有了发声的渠道、合法的组织、保护自己的制度武器，不再是抱头挨打的弱势方，而是坐上谈判桌的强势方。

教员做的第二件事，是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给劳动者编一张兜底的安全网。

在这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劳动者不用交一分钱的保险费，全部由单位负担。因为教员认为，劳动者创造了财富，财富理应返还给劳动者，不必再掏第二次腰包。

而这部法律法规的保障内容，覆盖劳动者的整个生命周期——

因工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需人扶助者，按本人工资的75%，按月发放抚恤费。

无需人扶助者，发60%。

生育、疾病、养老，全部纳入保障范围。

单位须兴办疗养所、养老院、托儿所。

可以说，从出生到死亡，劳动者所有担忧的事，都被一张制度大网给兜住了。在那个百废待兴、财政紧缺的年代，教员能做这样的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教员做的第三件事是用工资制度，抹平劳动者和干部之间的鸿沟。

教员主导建立的“八级工资制”，有个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特点，那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和干部的工资，差距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包头钢铁公司为例，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月工资是77元，而一个中级冶炼工人的月工资就有61.76元。

是有一些差距，但这种差距大吗？

并不大。

这样一来，官僚阶级就无法通过经济途径滋生、蔓延开来，劳动者也不会因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而对干部卑躬屈膝。

什么是善政、仁政？

这就是。

如果说前三件事解决的是物质保障，那么教员做的第四件事，便是试图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把劳动者变成工厂的主人。

中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工厂制度学的是苏联的一长制，即厂长说了算、技术专家说了算，工人是被管理的齿轮，政治地位和失业工人没有本质区别。

教员认为，这种生产关系是党政官僚和技术骨干的统治，属于三座大山的残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者彻底解放”的根本承诺。

于是在1960年3月，教员亲自批示，将鞍山钢铁公司劳动者总结的管理经验，正式命名为“鞍钢宪法”，号召全国学习。

鞍钢宪法的五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第四项，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不能脱离一线工作，劳动者参加管理，可以决定重大事务并选举领导班子。

一改，随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劳动者、干部、技术人员结合起来，政治地位不分高下，工作性质不分贵贱，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差距，以一体三面的形式共同管理、共同生产。

随着鞍钢宪法出台，劳动者不再是领工资的被管理者，而是掌握有管理权、决策权、有尊严的主人。这一剧烈变化，导致鞍钢业绩大幅提升，某些长期难以攻克的技术难题，迅速解决。

即便是多年以后，访问鞍钢的外国人，都被劳动者、干部、技术人员间没有隔阂并肩工作的场景震撼。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引进鞍钢宪法，也高度评价说，两参一改三结合是贵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学习运用后，效果很好。

我们现在看五一劳动节，不应该只看到一个假期、看到商场的打折促销，更应该看到，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者为争取权益而用鲜血铺成的来时路。

然而，美国工人用抗争换来法律底线，底线之上资本依然横行。法国工人用三十年街头抗争换来八小时工作制，又没有跳出既有框架。英国工人搭建了最严格的福利制度，工人却永远是客体。

只有曾经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证明了组织和纪律的力量。《劳动保险条例》，消灭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八级工资制，抹平了阶级不平等的最后沟壑。鞍钢宪法，把权力还给操着工具劳动的人。

这背后的一切，都来自教员的那个信念——

用劳动创造世界的人，理应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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