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些五一不能说，那我们就说点更刺耳的历史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有些无奈，也有些可笑。这两天我连着写了两篇关于五一的文章，刚发出去没多久，便悄无声息地“消散”了。

既然那把看不见的剪刀如此锋利，那咱们今天就妥协一次。

我们不谈当下。不谈那点来回挪动的作息安排，不谈奔忙者的疲惫与不安，也不谈这个日子如何在不知不觉间换了面孔，成了一场热闹的消费时令。

既然现实的骨感不让碰，那我们就去翻翻故纸堆。

我们就纯粹地讲讲历史，讲讲理论。

讲讲这个在一百多年前，用无产阶级的鲜血、头颅和绞刑架换来的日子，最初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一

如果要追溯五一劳动节的源头，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剥削也最极致的地方——美国。

1886年的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的巅峰。

那是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们在香槟与垄断中狂欢的年代，也是美国产业工人在地狱里挣扎的年代。

那时候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资本家把工人当成消耗品，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工人不是人，是长着两只手的干电池，电量耗尽了，就直接扔进工业化的垃圾堆。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

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娱乐”的权利，三十五万名美国工人罢工了。

他们走上街头，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资本家是怎么回应的？是用鲜花和谈判桌吗？

不，资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仁慈”二字，只有镇压。

5月3日，警察向罢工人群开枪，打死打伤多名工人。

5月4日，著名的“干草市场事件”爆发。一颗来历不明的炸弹在警察队伍中爆炸，随后警察立刻向手无寸铁的工人们疯狂扫射，血流成河。

紧接着，就是资产阶级法庭的疯狂清洗。

八位工人领袖被逮捕，其中四位（施皮斯、帕森斯、费舍尔、恩格尔）被直接送上了绞刑架。

他们犯了什么死罪？

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试图让资本家把吸血的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源头。

它根本不是什么放假休息的“黄金周”，它是从芝加哥的石板路上，用工人的鲜血和尸骨硬生生蹚出来的一个纪念日。

二

美国工人流下的血，最终在遥远的欧洲和俄国结出了理论与革命的果实。

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但真正让这个节日发生性质蜕变的，是苏联。

十月革命的炮声，让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翻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在苏联，五一劳动节不再是单纯地向资本家“乞求”缩短工时的抗争日，而是变成了胜利者的阅兵式。

列宁在1919年亲自发起并参与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请注意，同样是劳动，同样是流汗，但理论的内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你干得越多，资本家赚得越多，你用来束缚自己的锁链就越粗。这就叫“剩余价值的剥削”。

但在早期的苏维埃，工人是在为自己劳动，为自己当家作主的那个无产阶级政权劳动。

工厂是我们的，矿山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

我们多挖一吨煤、多炼一炉钢，都是在巩固我们自己的堡垒。

这就从“维持生存的异化劳动”，变成了马克思口中“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五一，在苏联，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狂欢。

三

而在旧中国，当这股红色的春风吹来时，华夏大地还是一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

1920年5月1日。

当时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大多还不识字，还在军阀的皮鞭和外国买办的工厂里当牛做马。

这时候，一个留着八字胡、目光如炬的北大教授站了出来。

他叫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上，专门编辑了一个厚达400页的《劳动节纪念专号》。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向国民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

李大钊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把八小时工作制的理念引入中国。他不仅写文章，他还派人去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去唐山的煤矿工人中间，发传单、办夜校、搞宣讲。

因为李大钊很清楚，中国的出路不在那些穿长衫的政客手里，而在这些满身煤灰、双手粗糙的无产阶级手里。

随后的几年里，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再到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中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权利，面对的是吴佩孚的鬼头刀，是英国巡捕的子弹。

林祥谦烈士被绑在电线杆上连砍数刀，依然怒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旧中国的五一，和1886年的芝加哥一样，也是用无产者的命换来的。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终于来到了1949年。

天地翻覆，新中国成立了。

在这个崭新的共和国里，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

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了生产关系的重塑和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上。

我们今天只讲以前。你去看看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老纪录片，看看那时候的“五一劳动节”是怎么过的。

那时候的工厂里，没有KPI考核，没有末位淘汰，没有所谓的“福报”。

那时候，国家给表现最突出的工人，戴上那朵比脸盘子还大的大红花。

鞍钢的孟泰，为了给国家省钱，带领工人在废铁堆里捡零件，硬生生建起了一个“孟泰仓库”。

大庆的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哪怕腿砸伤了，也扔掉拐杖跳进冰冷的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水泥。

甚至连北京城里掏粪的工人时传祥，都能背着粪桶，理直气壮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和国家主席紧紧握手。

那朵大红花，重如泰山。

它不是什么年底的年终奖，也不是资本家为了激励你多干活而扔下的胡萝卜。

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荣誉。

那朵红花代表着：这个国家是你们的，你们是建设者，你们是捍卫者，你们是这个社会最光荣的人。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在那个年代，是一条不可撼动的真理。

五

为什么以前的工人，即便物质条件那么艰苦，即便吃着棒子面、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却依然能够爆发出那么惊人的劳动热情？

为什么他们戴上大红花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的纯粹、骄傲，甚至带着一种神圣感？

因为所有制变了。

因为他们知道，生产资料掌握在全体人民手里。

他们不是在“给老板打工”，他们是在“为国家建设”。

当劳动成果不再被少数既得利益者通过资本运作私有化，而是以国家建设、全民福利、免费教育和医疗的形式反哺给整个阶级的时候，劳动就不再是痛苦的折磨。

那朵大红花，本质上是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最高确认。

劳动者不是客体，不是工具，不是“人力资源”，而是大写的人。

这，就是五一劳动节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理论形态。

跋

我们今天说好了只讲历史，不谈现在，那我们就以一句历史的遗言来结尾吧。

1887年11月11日。

美国芝加哥。

干草市场事件的工人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施皮斯被套上了绞索。

在资本家们得意洋洋的注视下，在绞刑架的踏板被抽走的前一秒，施皮斯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些处死他的人喊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

“终会有一天，我们死亡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压制的我们的声音，更加宏亮！”

历史的沉默震耳欲聋。

同志们，五一劳动节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