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的社论写道：“当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及中国抗战进入严重阶段之时，‘五一’的纪念更应当与反对国际法西斯的野蛮，反对日寇的侵略斗争结合起来！”这句话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在民族危亡的深重时刻，一个节日被赋予了超越庆典本身的庄严意义。回望延安时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劳动模范表彰运动，我们会发现：正是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精神体系，不仅支撑了抗战和生产，更深远地塑造了中国人对劳动的信仰。
一、节日的革命：延安时期的“五一”纪念与劳模表彰
（一）从仪式到动员：“五一”纪念活动的战时形态
延安时期的五一纪念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节日庆祝，而是承载着明确政治功能的群众动员。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五一”国际劳动节，经常结合不同阶段革命斗争的需要，通过发布指示决定、确定宣传口号、发表重要文章等形式，为庆祝活动指明方向。1938年五一节前夕，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成立边区总工会，标志着边区工人群众组织的统一。
1939年5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话。1940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1万余人在延安市青年文化沟广场集会，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1942年5月1日，朱德勉励工人们要多做工、多造炮弹、多消灭敌人。
值得深思的是五一口号的演变逻辑。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随时面临投降、分裂的危险，党中央在“五一”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处于投降分裂危险的严重关头的今天来纪念五一，应当使五一节成为工人阶级检阅和总结自己执行抗战任务和继续组织与发挥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的节日”。到了1942年整风运动开展后，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在工人运动中整顿三风，强调“必须与目前抗战动员配合起来……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武装组织和各种生产建设，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只有这样去纪念‘五一’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将会变成应景式的纪念”。从“反投降分裂”到“结合生产建设”，“五一”口号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对现实斗争需要的精准回应。
“五一”纪念的形式也随着战争环境而不断调适。1943年，边区总工会发出的通知明确要求，延市附近工厂参加延安的各界纪念大会和工人晚会，延安十里以外的工厂、农村工会则联合各地附近工厂、政府、学校、机关、团体共同纪念，“以推动生产发扬劳动热忱”。这种分层次、重实效的组织方式，体现了党在战争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的灵活智慧。
（二）从竞赛到制度：劳模评选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经历了从临时性奖励到制度化表彰的演进过程。1938年1月1日，边区政府即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奖励并宣传了一批先进工厂、合作社及劳动英雄。此后每年通过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等形式，对有成就的生产人员给予奖励。1941年边区开展“五一”劳动大竞赛，有几十个工厂参加，评选出274位劳动英雄，标志着劳模运动的初步规模化。
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大会表扬和奖励了185名劳动英雄，其中25人获特等奖励，每人奖金3万元。毛泽东等亲切接见了与会劳模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中共中央专门为劳动英雄举行招待会，劳模们“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成为当时领导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劳模评选的制度化建设。1943年，《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颁布，不仅规定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要由群众选举产生，还详细规定了选举的范围、标准、方式等。这意味着劳模表彰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奖励，发展为有章可循的群众推选。到1944年底召开第二次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时，到会代表已增至476人，比第一届增加了两倍多，评出特等劳模74人、甲等劳模200人、乙等劳模189人、模范单位14个。1945年1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骨干作 用、桥梁作用”。这三大作用的概括，至今仍是理解劳模精神内涵的基本框架。
（三）两面旗帜：赵占魁运动与南泥湾奇迹
在延安劳模运动中，赵占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这位从山西流亡到延安的翻砂工人，在温家沟农具厂化铁炉前默默坚守，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质朴哲学回应一切质疑。他爱厂如家、吃苦在前，自修多座炉子，半个月打出200把镢头、300把锄头。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边区总工会随即发出号召，在各工厂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其目标和内容被概括为七条：爱厂如家、遵守纪律；积极工作、始终如一；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爱惜工具、节约材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通过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边区工厂的劳动态度焕然一新，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效率提高到30%，机器部提高到59%。正如1944年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所言：“赵占魁运动也就是劳动英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职工新的劳动态度，发挥创造，提高技术”。
而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奇迹。在“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全体参加生产，不让一个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独臂将军晏福生不能用两臂抡镐开荒，便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晏氏”锄头，毛泽东亲笔给他的奖状题词“坚持执行屯田政策”。
1941年，三五九旅开荒种植1.12万亩，产粮1200石，蔬菜完全自给；到1943年，开荒已达到10万多亩。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倡导军队在生产建设上要向三五九旅学习，并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表彰大生产运动中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三五九旅被授予毛泽东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
二、精神的锻造：历史价值的多维审视
（一）生产即战斗：大生产运动的经济逻辑
延安时期的五一纪念和劳模表彰，其最直接的历史价值在于为大生产运动注入了持续的精神动力。1940年和1941年，陕甘宁边区面临“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极端困难，国民党顽固派以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相威胁，企图困死边区。正是通过“五一”期间的劳动大竞赛和劳模表彰，边区政府有效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将经济自给的紧迫任务转化为千百万人的自觉行动。
1944年，边区农业生产组织起来的劳动力超过1943年的1倍至3倍，开荒超过100万亩、植棉达到30万亩。三五九旅“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模式，使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从根本上减轻了人民负担，解决了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正如财政厅被服厂工人苏常德所说：“我替战士做衣，心底真有无限的高兴。当我做成一件衣服后，就想到它会披在保卫边区的战士身上，我也好像在前方哩。”生产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被赋予了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的庄严意义。
（二）组织起来：新型劳动伦理的初步建构
延安劳模运动最深刻的历史贡献，在于建构了一种“为自己劳动”的新型劳动伦理。在旧中国，“劳动下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延安的劳模表彰，让普通工人农民成为被全社会尊重的英雄。1943年的劳模大会上，林伯渠在演说中指出：“旧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劳动英雄以及成百万的边区革命人民。”
吴满有这样一个普通农民，被评为边区第一名农业劳动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赵占魁成为边区工人的旗帜，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当劳动模范可以进入参议会参政议政，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劳动英雄设宴，“劳动光荣”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感可触的社会现实。这种“组织起来”的社会动员方式，让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在集体中获得尊严和力量，让曾经被轻视的体力劳动成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劳动秩序的一次根本性颠覆。
（三）精神谱系中的关键一环：与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的内在关联
延安的“五一”纪念与劳模运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而是嵌入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谱系中的有机环节。南泥湾精神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而劳模运动正是这一精神在个体和群体层面的制度化表达。赵占魁在高温炉旁“刻苦钻研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不怕艰苦繁重，始终冲在最前面”的作风，与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时“干部以身作则，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的工作方法，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都是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标语化为行动。
更深一层来看，五一纪念和劳模表彰恰恰构成了延安精神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机制。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五一纪念大会通过中央领导的讲话向群众阐明政治方向，劳动竞赛中的技术革新体现了实事求是，劳模表彰中对普通劳动者的尊崇践行了为人民服务，大生产运动则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转化为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可以说，五一纪念和劳模表彰是延安精神落地生根的制度化路径。
三、薪火的传递：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从“为自己劳动”到“以奋斗为荣”：劳动精神的薪火相传
延安时期“为自己劳动”的新型劳动态度，在80多年后有了新的时代回响。
2025年，庆祝全国总工会成立百年系列活动之一、“中国梦·劳动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特意在延安宝塔山设致敬仪式，向以“人民工匠”许振超和20余名拟受表彰全国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劳模群体致敬。这一细节意味深长：延安不仅是历史的记忆场，更是当代劳动精神的溯源地。
当年赵占魁在化铁炉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与今天工匠们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尽管时代语境迥异，但对劳动的虔诚却一脉相承。延安的经验表明，劳动精神的培育不能仅靠说教，而需要通过仪式、竞赛、表彰来具象化——这正是今天各地持续开展劳动竞赛、劳模宣讲的深层逻辑。
（二）从“模范工人”到“大国工匠”：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时代演进
延安时期的劳模表彰奠定了“由群众选举”“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的基本范式，这些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但当代也需要新的演进：从强调“苦干”到强调“巧干”，从侧重产量到注重质量和技术创新。
赵占魁运动的七条目标中已有“发挥创造，提高技术”的表述，1944年职工代表大会《宣言》更明确提出要“为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完成工业建设任务而奋斗”。当代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弘扬，既要传承延安时期“爱厂如家、克己奉公”的主人翁意识，又要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语境下赋予其“精于业务、善于创造”的时代内涵。
（三）筑牢劳动信仰：对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启示
延安经验对当代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回答了“劳动何以成为信仰”这一根本问题。在延安，劳动信仰的建立依赖三个条件：一是劳动成果与劳动者利益的直接关联（“为自己劳动”），二是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表彰与尊崇），三是劳动被赋予超越个人的宏大意义（支援抗战、民族解放）。
历史表明，表彰和尊崇是通往劳动信仰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延安时期的五一纪念和劳模表彰传统启示我们：只有让诚实劳动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让卓越的技艺获得充分的认可、让奋斗的人生被赋予崇高的意义，劳动光荣才能从一句口号变成全社会共同守护的信仰。
从延安到新时代，从化铁炉到智能车间，从南泥湾开荒锄头到先进制造生产线，生产工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延安劳模精神中“以主人态度投入工作、以创造精神突破困境、以团结互助凝聚力量”的核心品质，依然是激励亿万劳动者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当年的第一代劳动英雄们已然远去，而今天的劳动信仰，正需要在每一滴汗水中被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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