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媒体“金陵妙音坊”因持续关注“李道国案”后续追责问题、质疑地方自我革命的推进不力，公开发文称接到河南警方要“声势浩大”地前来“找他”，引发广泛关注。尽管警方尚未公布约谈的具体事由和情况，但“跨省约谈”的方式、与“李道国案”的关联，以及当事人表达的“惶恐不安”，已足以引发社会对该事件核心指向的强烈追问——“李道国案”撤案之后，追责为何迟迟不见动静？公权力究竟应该用于打击批评者，还是用于追究错案责任？
回顾“李道国案”，2026年3月25日，实习律师李道国在北京家中被河南省新乡辉县市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跨省刑事拘留。12天后，在舆论监督和律师介入下，辉县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批捕决定，辉县公安局以“没有犯罪事实”撤销案件。然而，撤案半月有余，错误羁押的国家赔偿尚未启动，诬告陷害者依旧逍遥，办案人员的执法过错未被追究，地方政商勾连的利益链条依然存在。正是对这一“不了了之”的深深不安，促使“金陵妙音坊”持续发文追问，也才有了今日警方“跨省约谈”自媒体的争议。
一个本该深刻反思、严肃追责的法治事件，何以演变成了“约谈批评者”的舆论危机？这恰恰应当引起新乡各级领导干部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反思。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为官不易”问题的重要论述，从这一事件中，新乡当地领导至少应把握以下三个层面的重点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有效回应群众关切。 一、权力为谁所用：惩处舆论监督还是推进自我革命 “为官干事，真正不易的是用好公权、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器，绝非谋取私利的工具，必须时刻牢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警惕权力的异化，是新乡领导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 李道国被错误逮捕，背后是地方公权力充当了不法行为的“保护伞”。而如今警方“声势浩大”地寻找发声者“金陵妙音坊”，更容易让人误以为权力重心仍在“灭火”，而非追责和制度纠偏——这恰恰暴露了权力运行的根本问题。正如群众所忧虑的：如果没有后续追责和法治制度建设，“下一个被抓进去的人该怎么办呢？这关系到我党自我革命在当地能否推进”。 因此，新乡领导干部最紧迫的回应当务之急，是向社会明确表态：公权力决不会用于压制批评者，而必须用于依法推进李道国案的追责——立即启动《国家赔偿法》程序、依据公安部执法过错追责规定追究办案人责任、彻查诬告陷害者，用实际行动证明权力的公共属性。 二、担当还是推责：破解“过度请示”的怠政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作出经得起检验的政绩不易”。“不易”不是“不为”的借口。 然而，李道国案撤案后追责停滞的局面，却折射出一个典型的“过度请示”困局：《人民日报》在近期评论中严厉批评的“层层请示、事事请示”现象，在该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辉县在等新乡的指示，新乡在等上级的态度，层层“等指令”、人人“怕担责”。金陵妙音坊的追问也直指要害：追责本就在新乡市纪检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之内，法律条文清晰明确，为何撤案半月仍无实质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谁先动谁担责”的避责心态。 对这一困局的回应，新乡市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挂帅，打破“程序空转”，向社会公布李道国案追责的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并尽快启动个案问责，释放“守土有责、履职尽责”的坚定信号，在辖区树立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
三、在监督下用权还是抗拒监督：考验从政胸襟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为官从政，“同样不易的是坚决做到正确对待、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要“把监督看作‘护身符’，主动在监督下工作、在约束中用权”。 但在此次事件中，“金陵妙音坊”的文章实质上是一种公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对地方办案和追责提出了合理合法的质疑，其文章更是引用了《人民日报》的权威评论，有根有据。然而，当事人却在发文中坦承：“如此声势浩大，我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惶恐不安”——公众很难不去追问：警方跨省找上门，究竟是来沟通的，还是来“震慑”的？以“跨省”姿态对待一名因“李道国案”发文的自媒体人，是否在开时代倒车？ 因此，当地领导第四板斧应当是：主动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摒弃“监督就是不信任”的错误认识。具体做法可包括：主动发布事件信息、说明约谈缘由及法律依据，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并对办案和回应中可能存在的简单粗暴、不当操作进行反思整改。唯有如此，才能把监督的压力，真正转化为改进作风、推进法治的实效。 结语：让为官不易回到正确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为官之道，当思政绩来之不易。”政绩好不好，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李道国案撤案之后的“不回应”，以及此次“跨省约谈”所引发的负面互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新乡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当地领导最该做的，不是让群众重新“信服”权力，而是让权力真正回归“为民造福”的本位。 其直接信服力的来源，就在于—— 能否立即启动李道国案全部追责程序； 能否公开回应“过度请示”之弊，向公众表明破除怠政的决心； 能否把“跨省约谈”变成一次真正平等、谦抑的沟通，而非以公器震慑舆论的粗暴姿态。 当领导干部眼中的“为官不易”，不再是因为组织严管和群众监督，而是因为用好公权不易、担当作为不易、接受监督不易、作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不易，那么，新时代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正信赖，便水到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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