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回望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被多重绞肉机反复碾压的血腥时代。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沿海撕开殖民的裂口，封建主义的幽灵在广袤的乡村继续敲骨吸髓，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则在城市里构建起严酷的统治矩阵。 在中华民族和国内阶级矛盾双双进入白热化的死局之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更是如雪上加霜，试图用刺刀和审查制度，将一切试图唤醒民众的思想扼杀于襁褓之中。 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文学，被迫褪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它最锐利的底色。 以鲁迅、茅盾、夏衍、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笔为投枪，将文学创作的焦距死死对准了无产阶级的苦难与抗争。 而另一边，以梁实秋、徐志摩、胡适为代表的新月社自由主义文人，则端坐在象牙塔的顶端，优雅地品着咖啡，高呼“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学的核心是普遍的人性”。 1929年，新月社的刊物上，梁实秋连发《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檄文，正式向左翼文坛的旗手鲁迅发难。 这表面上是一场关于“翻译技巧”与“文学理念”的文人论战，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下，这实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第一次惨烈白刃战。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层“纯文学”的优雅画皮，看看在阶级社会的残酷法则下，文学，究竟是谁的武器？ 一 我们先从那场著名的“硬译”之争说起。 怎样的翻译，才能凝练出革命理论的精髓？ 梁实秋以一种受过英美正统学术训练的精英姿态，对鲁迅的翻译风格大加嘲讽。他认为鲁迅的译文死板、生硬，甚至因为“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和“译者能力不够”，导致译文晦涩难懂。 在梁实秋看来，翻译就应该像新月派的诗歌那样，丝滑、爽快，读起来毫不费力，能让小资产阶级读者在午后的躺椅上饶有兴味地消遣。 鲁迅的反击则如匕首般致命： “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 “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绵，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 这里的争论，绝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技术切磋。 其一，词义定义的阶级僭越 梁实秋炫耀他的《韦伯斯特大字典》，说“Proletary”（无产阶级）在古罗马指的是只会生育的下贱阶级，意译过来很不雅。 这种引经据典的背后，是深深的阶级傲慢。他不明白，无产阶级不需要古罗马贵族赋予的“雅致”，左翼翻译家宁可先用音译（普罗列塔利亚），也要把这个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政治概念原封不动地砸进中国思想界。 其二，语言结构的逻辑重塑 梁实秋嫌弃鲁迅的译文割裂感强、不连贯。他不知道，鲁迅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是有意为之。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严密逻辑，是传统的、讲究意会和朦胧的中国古典文言文根本无法承载的。 鲁迅坚持通过日文译本“硬译”，甚至借用日译中带有西方逻辑的复杂长句结构来改造中文。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重塑，目的是为了让中文能够精准地承载西方现代革命思想。 如果不追求严谨的“硬译”，而去迎合新月派那种追求“形美”的曲译，那么锋利的革命理论就会在小资情调的把玩中被阉割、被毒害，失去它作为武器的刚性。 鲁迅翻译外文文献，是为了给广大无产阶级更新文化、解放思想、动员力量。 他宁可牺牲少数文人眼中的“阅读快感”，也要为普罗大众锻造出一把生铁铸就的巨剑。 而梁实秋的不满，恰恰是因为他拒绝理解无产阶级文化，他不允许有人用这种粗粝的、不带诗意的方式，打破他那精致的阶级审美滤镜。 二 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抛出了他最核心的论断： “资本家的喜怒哀乐，与劳动者的喜怒哀乐，在根本上没有两样。” “文学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多么动听的普世情怀。 然而，正如鲁迅所质问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爬上去乃人生要谛，富翁乃人类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何必过于同情，去包括劣等的‘无产者’呢？” 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超越阶级、抽象的“普遍人性”。 资产阶级因为股票大涨而产生的“喜”，与无产阶级因为挣到了给孩子看病的救命钱而产生的“喜”，是一回事吗？ 资本家因为工会罢工导致利润受损而产生的“怒”，与工人在血汗工厂里被机器轧断手指却拿不到赔偿的“怒”，是一回事吗？ 梁实秋急于用“人性”来抹平阶级鸿沟，恰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学的虚伪。 他们脱离了广大的劳动群众，高高在上，却又极度渴望掌握对“人性”的最终解释权。 梁实秋甚至宣称：“文学是少数天才的产物，不是大多数人的消费品。大多数人是不配谈文学的。” 这就差把“文化垄断”四个字写在脸上了。 他一边说资本家和劳动者人性一样，一边又把劳动者开除出文学的殿堂；一边标榜自己超脱政治，一边又死死捍卫着少数知识分子的阶级特权。 这就是新月派的底色，他们发明“纯文学”，不过是为了遮住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他们的文学，本质上就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买办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 三 为了证明阶级矛盾是人为煽动的，梁实秋还炮制了一碗浓郁的毒鸡汤： “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 这不仅是天真，这简直是极其恶毒的阶级欺骗。 这种论调，和今天那些宣扬“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的资本洗脑术如出一辙。 如果勤劳就能致富，那么民国时期在纱厂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吸入满肺飞絮的女工，为什么直到累死在机器旁，依然是一无所有？ 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代耕作的农民，为什么在丰收之年还要卖儿鬻女？ 那些在美洲种植园里戴着镣铐劳作一生的黑人奴隶，怎么没有通过“诚实工作”翻身做农场主？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梁实秋死死捍卫的那个“资产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结构性剥削。 在剩余价值被残酷攫取的体制下，无产者的勤奋，只能转化为资本家金库里不断膨胀的数字，而绝不可能转化为自身的阶级跨越。 梁实秋甚至荒谬地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 按照这个逻辑，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占有奴隶也是文明的基础，斯巴达克斯起义就是反抗文明？封建时代，地主兼并土地也是文明的基础，农民起义也是反抗文明？ 如果一种文明，是建立在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肉体消灭和精神奴役之上，那么这种带着血腥味的“文明”，本就该被无产阶级的铁锤砸得粉碎！ 确实，无产者要获得财富和尊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不是像梁实秋说的那样去给资本家卖命，而是像马克思教导的那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阶级革命，夺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 这，就是梁实秋们最恐惧的噩梦。 四 所以，作家是不可能不带有自身的阶级属性去写作的。 我们看看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所谓充满“人文关怀”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家。 托尔斯泰虽然伟大，虽然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俄国农奴的苦难，但他开出的药方是“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他是个在良心不安中挣扎的贵族，绝不可能指引平民去推翻沙皇统治。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极其深刻的笔触刻画了底层的畸零人，但他最终的救赎路径是指向了虚无缥缈的东正教基督救世。 回到民国文坛。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淳朴、美丽、带着淡淡的忧伤。他反对封建旧礼教，人文观是进步的，但他绝口不谈阶级压迫背后的经济根源。因为他作为民国高校的精英教授，政治立场是保守而摇摆的。他同情底层，但他更害怕革命打破他田园牧歌式的幻梦。 胡适，作为新月社背后的精神领袖，一生都在兜售他那套“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渐进式改良。但在帝国主义的刺刀面前，在买办政府的屠刀面前，他那套改良主义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沦为了反动派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 至于徐志摩，在风花雪月中做着资产阶级的投机迷梦；张爱玲、朱自清，都在各自的角落里，用精致的笔调经营着小资产阶级的精神自留地。 他们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我个人也极度欣赏沈从文的文字之美。我们绝不否认他们在文学技巧上的含金量。 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悲悯、这种不触及制度根本的叹息，终究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溃疡上贴了一片昂贵的创可贴，它治不了社会的绝症。 顺便提一句我们那位高喊“普遍人性”的梁实秋先生，在1927年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中，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即女性只需做贤妻良母），的确精当。” 这就是他所谓的“人性”——一种散发着封建男权和资产阶级双重恶臭的腐朽人性。 五 当然，在剖析了资产阶级文学的虚伪之后，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必须将解剖刀对准自己，直面左翼文学曾经走过的歧途。 在左联成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所谓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所把控。 为了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一部分人反而走向极端，把无产阶级文学简单粗暴地等同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 文艺创作变成了空洞的喊口号，小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图解，人物变成了没有血肉的理念符号。鲁迅先生自己也曾痛心疾首地承认，左联在那段时间没有产出多少真正的好作品，因为许多本该深入群众生活的激进作家，都跑去“填标语”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句话的核心在于“事业的有机组成”，而不是“政治的机械附庸”。 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在小说里安插一个工人角色高唱两句《国际歌》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它必须要求创作者真正沉入无产阶级的生活泥土中，去感受他们最真实的痛楚、最粗粝的生存状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解剖社会的机理，然后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将其呈现出来。 阶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属性，但阶级，并不一定非要是文学每一页、每一行都必须强行聚焦的唯一主题。 文学需要政治的引领，但绝不能沦为僵化政治指令的奴隶。 跋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今天，在冷战已经结束三十多年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下，为什么依然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媒体人，在疯狂地向大众灌输“文学没有阶级性”、“不要把文学政治化”、“我们要追求纯粹的人性”？ 让我们翻开冷战时期的一段绝密档案。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斥巨资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CF）。 这个庞大的文化特务机构在欧洲和全世界干了什么？ 他们没有去赞助那些歌颂资本主义剥削的作品，相反，他们利用各种基金会，重金资助、推广那些高度抽象的艺术、荒诞派戏剧、以及标榜“绝对自由”、“非政治化”、“远离宏大叙事”的纯文学。 CIA的逻辑冷酷而精准：对付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正面硬刚，而是用一种看似毫无政治倾向、只关注个体精神内耗的“纯艺术”，去消解掉全世界左翼作家的阶级斗争意志。 他们用美元把作家们圈养在“探讨人性幽微”的温室里，让他们彻底忘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的累累白骨。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由国家暴力机器直接操盘的文化战争。 而他们使用的终极武器，恰恰就是梁实秋们苦苦呼唤的那种“没有阶级性”的自由主义文学！ 糖衣之下，尽是炮弹。 当你沉浸在某些精致的文艺作品中，被告知“这个世界没有剥削，只有个人的命运与哀愁”时； 当你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开始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跃升”时； 不要忘记，在这温情脉脉的文字背后，正站着一个庞大、冷酷且永不满足的资本利维坦，在微笑着注视着你。 文学的阶级性，从不因为你不承认它，就停止对你的绞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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