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7月，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成功爆炸，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已经将拥有核武器列入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毛泽东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苏期间，曾向苏联方面表达了请他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愿望。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表示了同样愿望。苏联方面虽然没有满足中国的愿望，但同意帮助中国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并接受一些留学生去苏联学习。1955年4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协议”规定，在科学研究方面，苏联将帮助中国建造一座热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1957年10月，中国利用当时中苏关系中的有利因素，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尽管苏联方面始终想主导这个协定的进程，但中国抓住难得的契机，使1958年成为了“两弹一星”工程大发展的一年。
研制原子弹：三条战线同时展开 在1958年中国研制原子弹起步的时候，与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党的威望和号召力，人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在整个原子弹研制过程中，除了中国核武器研究院（九院）这个主战场之外，我国先后有26个部（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在尖端技术研究、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中国科学界有20多个研究所和许多部门参与解决近千项研制中的课题，弥补了我国工业水平落后的不足。
五十年前进军西藏时的李觉。 1958年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同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第九局，调派正在北京治病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任局长。九局的工作职能，就是具体负责原子弹（以及后来的氢弹）的研制和组织工作。 原子弹研制工作，先是从组建研究机构、建设研制基地和试验基地三条战线同时展开的。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答应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样品）和技术资料，时间跨度长达4年，这实际上是苏联预设的一个“活口”。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把自己的工作往前赶以倒逼苏联加快进度履行协议。当时苏联的“活口”之一是：原子弹样品的存放条件苛刻，要视中国方面建好的库房是否符合要求再决定提供样品的具体时间。 九局成立后抓的第一项大事，即第一条战线，就是于当年7月筹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即九所），主要任务是接收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和培训技术人员。筹建期间，即按苏联专家提出的要求建仓库，其仓库的图纸是苏联保密专家绘制的。李觉找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只用了几十天就抢建起来了。后来又按苏联专家的要求进行整改，很快完全达标。尽管苏联方面最终没有兑现承诺，但使中国占据了主动并逐渐做出应变的准备。 第二条战线是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即生产和装配原子弹的工厂。在李觉的领导下，组成了选址小组，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因为基地属于绝密的军事禁区，不仅占地大，需要具备一定的水、电、交通等条件，还要尽量与世隔绝，经过比较，最后选定了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1958年7月，中央批准在金银滩建设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代号“221”工程。这个地区高寒缺氧，没有铁路和公路相通，搞建设很困难。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当地9000多名农牧民二话没说，收拾行装就离开了这片祖祖辈辈生息的草原。从各地抽调的工程队伍加上青海省支援的，河南省支边青年数千人，召之即来，于11月开始大规模施工。 第三条战线是建设核试验基地。根据分工，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二机部负责建设，核试验基地由军队负责建设。1958年2月，聂荣臻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听取核试验基地选址遵循的原则等汇报后，要求有关部门加快基地选址勘察和建设。为此，中央军委任命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表现出色、时任解放军第3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为基地司令员领导筹建工作。张蕴钰亲自带队，日夜奋战，反复勘察、比较，认为新疆的罗布泊地区最为合适。之后，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也先后到罗布泊考察，得出了相同的意见。1959年3月，中央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苏联派出了一批原子能技术专家援华，其中很多专家对中国友好。他们在全国各地有关科研机构和厂矿与中方人员合作，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派往二机部原子弹项目的三人小组是1958年7月到达北京的。他们主要任务是亲眼看看保管原子弹样品的仓库的情况。二机部借此机会提出请他们介绍一下核武器的基本常识。苏方专家同意给部领导以及九所领导讲一次课。中方人员在听完课后，各自把记得的内容往一起凑。这些内容经对美苏核武器研制情况都有一定了解的朱光亚的整理后，加上一个序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引路作用的资料。这对领导干部由外行转为内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6年6月至7月，钱学森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留影。 但也就在这段时间，由于毛泽东断然拒绝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苏中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两国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苏联还多次通知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已经“启运”，但最终还是未能抵达中国境内。由于中方一开始就对苏方留下“活口”的潜在危险有所察觉，因而能迅速地将三条战线中的第一条转向，争分夺秒地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一对一或者几对一的方式，开展友好活动和对口学习，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学到手。与此同时，二机部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另外，还组织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这样，当1960年7月苏联公开撕毁协议并撤走专家后，三条战线仍然能够有效地保持协调一致发展，实现了毛泽东1958年6月21日定下的搞原子弹和氢弹“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目标。 导弹靶场、导弹研制、探空火箭、人造卫星、核潜艇……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为首任院长，中国导弹研制从此起步。整个导弹研制的过程是一个既复杂又庞大的系统工程。用于导弹发射试验的地面靶场，即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1957年7月，聂荣臻听取钱学森对组建导弹试验靶场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指示钱学森以国防部五院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写一个报告。1958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中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为领导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调集工程兵、铁道兵等数万人的施工部队，开赴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建设。由于地处荒凉，最接近的城市是其西南的甘肃省酒泉市，因此后来被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即“东风航天城”。4月，中共中央提出：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建设者，应召而来，誓将这片荒原建设成中国第一个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建设初期，针对科技人才匮乏的情况，钱学森主动向聂荣臻建议，从全国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全军各大单位，选调了一大批大学生和各方面的特殊人才，充实到基地工作。钱学森多次深入基地，亲自为这些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讲授导弹技术方面的课程。许多人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说钱学森的课讲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令人终身难忘。 1987年9月，陈士榘重返导弹试验靶场参观，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1958年4月，几万大军开进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建设起我国尖端国防工程，为我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们是导弹基地的奠基者、建设者。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滩。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想到这里，我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 根据中苏双方签订的协定，1958年6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批P-2导弹的图纸资料。钱学森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对这批图纸资料进行复制和翻译。复制和翻译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大家昼夜奋战，1958年8月，这项工作基本完成。但“两弹一星”功勋任新民阅看全部图纸资料后发现，在苏联提供的这批图纸资料中，居然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的资料。显然，苏联即使同意提供已经被淘汰的P-2导弹，依然还留了“活口”。1958年10月，国防部五院仿制P-2导弹工程正式立项，并将工程代号取名为“1059”，意思就是要在1959年10月1日之际，完成对苏联P-2导弹的仿制设计任务。“1059”地地导弹研制周期之短，反映了当时的“大跃进”速度。从仿制任务正式立项算起，只有1年时间左右。这比原先预计的在有外援情况下，仿制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这对钱学森和国防部五院来说，无疑是一项严峻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将非常大。在聂荣臻的支持下，钱学森首先坚持科学态度，针对某些领导和科技人员头脑中的发热，认为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自己把导弹搞出来的“雄心”，召开会议，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大讨论，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提出的“先学正楷、后学草书”的正确轨道上来。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国防部五院掀起了全面仿制的热潮。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技术力量都很薄弱的条件下，从零开始，采取边学习、边仿制、边建设同步进行的途径，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道路。 在钱学森领导下，与仿制P-2导弹同时起步的还有探空火箭的研制，这项工作主要在中国科学院进行。1958年2月，钱学森主持制定“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1958-1967）发展规划纲要”时，探空火箭的研制是其中首先要启动的一个项目。同年，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组建了机电设计院，专门承担探空火箭的设计工作。这支技术队伍十分年轻，大多数人缺乏火箭方面的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钱学森多次亲临上海向研制人员授课，对研制工作进行指导。
百岁两院院士陆元九。 据两院院士、最早参与人造卫星研制的成员之一陆元九1990年12月的回忆：“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钱学森首先发言，主张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紧接着我表示，中国科学院应该开展人造地球卫星控制方面的研究，不但要把卫星放上去，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之后，钱学森、赵九章等和我先后著文或向领导呼吁，为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摇旗呐喊。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列为1958年头项任务，并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由此进入科学院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581时期。”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科学院随即成立581组，拟制卫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业务协调。钱学森提出我国发展人造卫星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是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是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人造卫星；第三步是发射一吨以上的人造卫星。这个方案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指出了正确的技术路线。当时大家说干就干，于是就组织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力学所、生物物理所、北京科仪厂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工人用一个多月就做出了两个探空火箭箭头模型。在10月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在保密馆展出了这两个箭头模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给了科技人员莫大的鼓舞。
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亚洲最大重水反应堆开始运转。“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作为理论物理师参加了开堆值班。7月1日，经第二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决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彭桓武继任副所长。8月的一天，刘杰代表二机部向原子能研究所下达研制核潜艇动力堆的任务。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已建成下水。他们对研究技术严格保密。彭桓武组织起一支科研队伍，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不仅缺乏经验，基础知识也不足。彭桓武带领他们把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紧密结合，使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值得一提的是，“核潜艇动力堆”带动了大批工作的开展，填补了我国许多空白学科，同时培养了一支堆工科学技术队伍。这批人才后来走向我国反应堆工程、核潜艇动力堆和核电站研究设计的不同岗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一盘棋有效地促进了科技强国的发展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策后，根据周恩来批示，北京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一个物理研究室，并从各地抽调一批著名核物理学家来参与筹建工作，其中就有“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朱光亚将他的学生陈佳洱调来到全国各地招生。陈佳洱后来回忆：“到了有关学校，我直接拿出周总理给教育部的批示给他们看。那时全国一盘棋，他们一看也十分重视，把最好的学生拿出来让我挑。”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反应堆、加速器等重大设施。1958年，24岁的陈佳洱带头，突破苏联提供加速器样品的限制，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特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这项工作成了高校力争上游、追赶前沿的重要成果。1958年11月，陈佳洱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获颁奖章。陈佳洱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钱学森（右一）和郭永怀（右二）等人在讨论问题。 在导弹研制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导弹靶场和仿制苏联导弹外，航天科技也在脚踏实地进行创新，特别是有的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冷门”的项目。“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1957年告诉力学研究所刚分配来的研究生俞鸿儒，我们亦将研制航天飞行器，为此高超声速流实验是必不可少的。我国资金电力均不足，不可能走美国依靠常规加热高超声速风洞的道路。我们应尽早探索新途径，利用激波加热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办法。1958年初，郭永怀将俞鸿儒等三名研究生和从北京大学分配来的五名大学生编为一个组，共同开展激波管的研究。当年“七一”献礼会上，俞鸿儒代表激波管组表决心：“奋战三昼夜，设计出激波管。”设计完成后立即送北京仪器厂加工，大约10天左右即运回安装并开始破膜和激波测速实验。这是我国第一台激波管，于当年“八一”被送进中南海向党中央献礼。贺龙元帅等参观了展品并听了应用前景的汇报，给予了很大鼓励。深受鼓舞的俞鸿儒，年复一年，锲而不舍，不断取得新突破。俞鸿儒后来回忆：“70年代初，我国重点型号航天器相继进入攻关阶段，我国尚无满足设计部门要求的高超声速风洞。我们提前十余年开始研制的激波风洞赶上了急需，实现了当时已因公牺牲的郭永怀烈士的英明预见。”俞鸿儒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24年4月，被评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 无论国防科技还是民用科技，光学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因为不能自己制造光学玻璃受到过制约。“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1953年1月担任在长春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负责人，1953年12月即熔炼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长春光机所的职工们在回顾研究所发展历程的时候，总会众口一词说到“八大件、一个汤”。这批科研成果取得的时间都是在1958年。但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成果不是信口开河、狂吹虚报的假“卫星”，而是王大珩和全所上下借着火热形势，坚持科学精神，共同艰辛奋斗取得的，是一批有影响、有水平、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 从1958年6月开始，全所员工放弃了节假日，自觉加班；他们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时间；他 们夜以继日工作，忘我地投入到跃进中。王大珩一直记得那时候光机所里热火朝天的情形，“当时年轻人干劲非常足……铺盖卷放在实验室里，你太累了睡觉，有人接着做。原来预备两年的工作，我们半年就做出来了。正是由于‘大跃进’，后来光机所搞工作，差不多近10年的工夫，实验室的灯白天晚上通明，人们戏称其为‘日不落实验室’。” 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光机所赴京展出的“八大件”，表示赞赏。光机所取得的成果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尤其是那台打破了苏联权威的电子显微镜令观众感到震撼。这项成果被列为中国仪器仪表行业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之一，载入记录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大事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场区集体照，前排左起王汝芝、张蕴钰、程开甲、郭永怀、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亚、张爱萍、刘西尧、李觉、吴际霖、陈能宽、邓稼先 “八大件、一个汤”的成功是光机所发展中的巨大飞跃，标志着该研究所“已实现了从研制一般、通用、简易的光学仪器向独立设计、研制高精度光学精密仪器的飞跃”，为研制、开发大型精密国防光学装备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基础。因此，钱学森极力主张由长春光机所承担150工程。这是一套对导弹的轨道进行跟踪及精密测量的大型光学系统，简称跟踪电影经纬仪，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类似的设备。全所上下群策群力，再加上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许多技术指标都超过了设计要求。该所始终紧盯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攻关克难，先后圆满完成测量船光学设备、卫星照相机、夜视技术、红宝石激光器、高速摄影机等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激光项目，1974年，王大珩率团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介绍了该所自行研制的强激光装置已打出了中子，国外同行不得不刮目相看。加拿大一位著名激光科学家说：“你们的工作和我们处于同一水平上。”
王大珩 作为一名很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1986年3月，王大珩针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根据亲历“两弹一星”工程的经验，及时与他人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且被中央采纳。随后经几百名专家调查论证，制定出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影响深远、成果丰硕、效益巨大的“863”计划。 王大珩认为，提高工程技术和工程师的地位，对于加快科技强国步伐，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参与多次呼吁无果的情况下，于1992年与他人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早日建立中国工程院，因而直接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中国工程院成立后，他又根据新形势，极力主张在主席团下设立了中国工程院道德委员会，专抓院士队伍的自身建设。这是王大珩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的又一历史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