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 《要重视认识论问题》是《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的第二部分。 原文转自《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原文为灰色字，黑色字为紫虬阅读评论。 读评，并非这篇文章多么重要，而是它提供了从认识论角度反思此后42年社会实践的一个契机，可以看到思想认识领域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曲折之间的关系。 在辨析总结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
【评论摘要】 经过四十多年实践，对认识论的回顾，在哲学上有新的意义。评论的重点： 1、文章所提出的“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的批评，是错误的哲学引申，具有颠覆马克思哲学发展观的意义，是转嫁责任的主观需要，对几十年来从认识论角度产生的实践曲折有根本意义。 2、混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实用主义先导。 3、中国共产党前六十年“理论不足”论是历史虚无的先导，带有早期教条主义，反映了批评者自身的对立性。 4、“割断德国古典哲学联系”论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恢复康德黑格尔的“知性”，是认识论上的买珠还椟。 【原文】
要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个重要问题。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这种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就是自由。在认识论问题上，有哪些方面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也就是科学的认识论的轨道前进了？有哪些背离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要求解答的问题。认识论问题取得进展，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我们的实践就可以更有成效，就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在这方面有弱点。我们党在建党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不象俄国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和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就发表了不少文章。中国的情况不同。陈独秀虽然是中国党的创建人，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是最早的建党人之一，并且是我党的第一个勇敢的殉道者，不过他的著作并不多。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中国党在理论上才成熟起来。经过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积累经验。这个思想，他在1962年又提了一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认识它。因此，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 【评】 这个“弱点”的评价是不准确的。 首先，忽略了实践的第一性。理论来自对实践成就和挫折的总结，经过反复检验，上升为理论。作者不能不承认党的七大形成的理论成果，然而，将其一步越过，提出相反的总体判断，就产生了这样的潜台词：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新中国丧失了指导意义，仿佛马恩列斯为中国准备了现成答案。——这就意味着把意识的第二性，视作一个虚假的、永远存在的“理论准备不足”，这是意识先于存在的反映。 其次，混淆了理论的作用和实践背离。把错误的作为归咎于理论不足，客观上起到了为官僚主义辩护的意义。例如，延安整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宝贵财富，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时期对其淡漠直至粗暴践踏，是解放后各个时期、各个局部产生曲折的直接原因，反映了权力异化。习近平同志今天指出的管党治党，正视“窑洞对”，体现了建国以来党反对剥削阶级侵袭，不断自我革命的主线，作者当时的总体判断背离了这个主线。 其三，把认识线性化、凝固化。列宁批评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线性思维，把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列宁全集》55，311）。毛泽东同志对新的建设实践坦承陌生，是正视矛盾的唯物主义态度，将此切片为建国后整个认识过程，以描述整个“中国党”，是以偏概全。此处引用毛泽东的话具有误导性。正是建立在承认“缺乏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了（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它们的真理性，不是理论问题，也不是少数人群体的政治利益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但不能说缺乏理论。 其四，理论虚无是历史虚无的先导。回顾历史，这个时期的理论虚无，为一些狭隘经验转向实用主义，进而向膜拜西方的教条主义演变，客观上起了另起炉灶的奠基意义。——由于以“理论准备不足”否定之前实践检验过的正确认识，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中，受实用主义影响，以中性生产力的一般，混淆马克思的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的不同特殊性，混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毛泽东年谱》，1959.12.21），产生了排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作者这种整体指责的思维，不自觉暴露出在延安整风多年后，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依然保留教条主义特征。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中国面临对外开放新局面，这是新中国抗美援朝以后，经历长期斗争来之不易的。在毛泽东同志离去后的巨大思想真空中，作者在本文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说明，其本人并非理论准备不足，而是有其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有“解放思想”的形式和主观愿望，但不应通过虚无党的主流思想，模糊历史曲折的原因和责任表达出来。作者在认识论上的系列观点，是深层次的，这才是真问题。 【原文】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可以说是这三个发达国家的革命斗争和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理论成果的总结。马克思大半生在英国度过，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英国写成的。英国不仅产生了出色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资本论》就是取它作为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范例。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最彻底，经历了十分复杂而又曲折的政治变革，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都取材于法国。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方面，法国又有象圣西门、傅立叶这样卓越的人物。我国从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期起，就已经对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文化开始介绍。严复曾译出不少这两国的名著。唯独对于德国的古典哲学接触得最少，也最不熟悉。王国维只是了解一些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观点。那时的人物都不熟悉德国思想家的著作。但是德国古典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经过马克思的批判，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继承、被改造，成为他据以剖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列宁晚年曾研究了黑格尔哲学，虽然也批评了黑格尔的思辨观点，但总的说来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不懂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他还曾经给当时苏联党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文，倡议组织“黑格尔辩证唯物主义之友协会”。列宁去世后，由于斯大林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蔑视，苏联哲学界并没有认真执行列宁的上述指示。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同志对于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这种错误观点表示了反对，可是上述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潮仍冲击了我们思想界，使我们无形之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这就不能不给我们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带来偏差。 【评】 这个评价指出了斯大林对辩证法认识不足，也定义性地提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继承，总体来说是中肯的，但也有片面性。 首先在于，对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产生的革命性飞跃认识不足。犹如说，人们吃米饭割断了与稻谷的联系，只看到稻谷成了米，看不到稻谷被脱胎换骨，做熟成饭。 其次，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论上，只反映精神的抽象运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矛盾运动是充满活力的，这种活力描述了物质运动，是宝贵的精华，被马克思主义颠倒式的继承。但是脱离物质的运动和脱离运动的物质都是不存在的，辩证法的活力离开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就会很容易的变为唯心主义最省力的胡说和诡辩论。看不见这一点，谈马克思主义与之的联系，谈认识的自由就是空谈。 其三，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体系的庞大和精密，看不到德国古典哲学中“神学婢女”的唯心主义，还会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大航海时期殖民主义的折射——欧洲中心论缺乏警惕。列宁和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否定西欧发展是一般道路），才能成就了10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产生城市中心论错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见，反映了斯大林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不彻底。作者对此没有觉察，其一生的历程与王明先“左”后右产生共振，与在哲学上对德国古典哲学缺乏批判性有关。而丧失批判性，就不可能完全继承其合理性。 【原文】 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自然要算是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尽管两论发表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但是比起斯大林这部著作来，它自有其优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它的优点，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缺点错误。比如，他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方法和理论的区别，并把两者割裂开来。他对辩证法的解释是不完整的。 【评】 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原文】 在概括唯物主义三个基本特征时，他把世界及其规律是可认识的作为其中一项。这等于说唯心主义者都是不可知论者。 【评】 这个“等于说”，不符合逻辑，不能成立。“三个基本特征”即三个必要条件（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规律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世界的可知性），不能从肯定方的必要条件性推论出“等于”否定方的充分条件性，如同不能“因为好人都讲卫生”，所以“坏人都不讲卫生“一样荒谬。承认世界可知，并不是唯物主义的专属特征。作者这里在逻辑上做了“否定前件”的无效推导。此处对斯大林为批评而批评，逻辑不准确。 【原文】 其实不少唯心主义者也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如黑格尔、贝克莱。斯大林的著作一发表，整个苏联哲学界都按斯大林的体系讲，哲学停滞了。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这一批评十分中肯，也很重要。斯大林只讲斗争，这是他那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中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斯大林的这一错误观点，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恩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律的原旨。毛泽东同志以此为基础，并根据他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不同矛盾应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建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党在文化上的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评】 这个认识值得深刻反思。怎样看待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需要具体分析作者批评毛泽东“背离初衷”的论据。 1、作者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可以是两个对立的独立体。列宁和毛泽东从矛盾过程状态变化的角度，指出同一是有条件的，反映了实践状态的阶段性，既反对只停留在同一，放弃斗争，抹杀质变的折中，也反对斯大林犯过的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忽视量变准备的片面性。而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如阴阳鱼运行，是矛盾运动的始终状态，相对于认识角度，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将两个阶段对立起来，抽去了运动的绝对性，凝固了分与合，割裂了矛盾的阶段，混淆了差异和对抗，以矛盾状态的不同，否定矛盾差异的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这就否定了矛盾本身。 作者的这种哲学认识，没有掌握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反而脱离现实的具体，黑格尔是回归绝对精神，作者是忽左忽右。六十年代，党和国内外帝修反斗争尖锐，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印度侵占我国领土等，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蠢蠢欲动，赫鲁晓夫提出“矛盾融合”的“三和两全”（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党内有人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三者缓和，对外减少支援。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形势下，此时片面强调“合二而一”，如同在井冈山困难时期提出“红旗能够打多久”，为错误倾向提供哲学依据，更像是在婴儿百日堂会上，说这孩子将来要死，虽有真实性，却是在砸场子。 2、作者认为综合不能一方吃掉另一方，这就是说，只承认矛盾的运动是此消彼长，周而复始，把扬弃看作调和，于是作者就否定了新陈代谢，否认了前进，这就在哲学上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和前进对立的位置。 在辩证法中，黑格尔常用“圆圈”来比喻概念的自我发展和回归，并以此解释正反合的扬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发展的螺旋形”——是“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 ”（20，357），解释了唯物辩证法的“综合”，矛盾的解决，其本质不是和谐解决，而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保留可以发展的内容，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既克服又保留。恩格斯认为，综合作为一个体系，对其的认识“永远不会达到”，是“合理的幻想”（20，662），作者理解的综合，显然忽视了发展。 3、作者的这个观点代表了当时“思想解放”中一个核心的哲学认识，服从于指控毛泽东“违反初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需要。但是，以无原则地强调同一为名的和为贵，和不分性质的斗争到底，恰恰都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实际上，扫去宏大叙事浮尘，是一种常见现象——以指责他人遮蔽自己缺陷——笔者个人认为，一批老同志批评他人强调斗争，往往是忘记或隐匿自身是如何背离延安的“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作风的托词。例如往往以批评毛泽东“斗争扩大化”，抹去毛泽东同志在挽救党内团结上做出的最大努力，而推翻自身曾经的自我批评，掩饰对错误的坚守，掩盖对人民群众的背离。如掩饰1957年反右扩大化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隐匿1964年基层群众称为的“血腥四清”，否认1966年派出的工作组引发文革内乱等一线领导的责任，并用一风吹等各种方式，将这些责任推诿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又例如作者，从30年代反对鲁迅，到建国后对毛泽东解决“为了谁”的文艺主张格格不入，整人不手软，并不在这些方面和毛泽东、鲁迅讲同一，只有思想上的抵触。 以作者的这类观点为先导之一，形成两种“共识”。一种是，在特定学术语境下，试图用一种“去政治化”、“纯学理”的姿态，“规训”或“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革命锋芒。在哲学上，对列宁提出的哲学党性，对毛泽东提出的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表现出极大的排斥。另一种以中外对比的角度，认为黑格尔和继承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代表了西方的“斗争哲学”，如被冯友兰“猜想”为“仇必仇到底”；而中国哲学则讲求“中和”、“和而不同”，是“仇必和而解”。两种“共识”承袭了苏联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纯学术”和贵族化中对西方的“和平过渡”，把辩证法割裂为革命和建设两种辩证法，对草根大众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居高临下，容忍西方思想殖民，把批评封资修作为斗争扩大化概念加以屏蔽，导致意识形态去马克思主义化在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这些在哲学上，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发展观：“一切发展……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全4，329） 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过激”，这种指责令黑格尔不幸做了“陪绑”；而以中华文化讲究包容融合的文化优越感，取消包容融合中的前进，成为“两个结合”、向西方开放中的一股逆流——前进必有融合，但包容融合未必前进。这种放弃原则，以和为贵的中庸至上观点一度成为常谈。在这些观点中，几千年来的剥削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矛盾运动不见了，历史的进退被避开了，没有了质变，变成了“纯粹”的“文化”概括，变成了隐匿了政治倾向的文化比较，完成了“斗争即是扩大化”的中西方最广泛的默契。在实践上，用强调统筹协调、和谐取消问题导向，阻挠自我革命，刀刃向内，默认资本永恒，对外容忍霸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理由，积累矛盾，阻挠解决最广大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后来的演变，不是周扬同志的直接认识，但作者40多年前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占据一定位置的某些观点的来龙去脉。 【原文】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不仅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且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由此阐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实践观点。不过在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引为教训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 【评】 作者总结教训非常必要。但这段议论，脱离了八大后中央一二线分工的责任承担，脱离了毛泽东同志最早纠正浮夸、命令主义的历史事实，混淆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官僚主义的主观虚夸的是非，混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官僚主义不负责任造势的是非，混淆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上级官僚主义脱离科学，追求虚假政绩的是非，总之，站在建国7-8年后开始滋生的官僚主义一边，错误地得出因果结论。 所谓“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者忘记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以弱胜强的历史；忘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中，革命成功在落后国家，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破除机械唯物论历史观的结果。党的百年历史决议相对于之前文件，对于大跃进受挫的责任采取了无主化处理，改变了过去决议的明确推责于毛，为澄清历史原因留下空间，虽然尚未明确总结，但阻遏了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扩大化和平均主义极左全部推诿给去世的毛泽东、推诿给阶级斗争理论的企图，但这是历史进了一步，这个进步也意味着否定了作者的这一观点。 【原文】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例如，对于理论联系实际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把基础理论的研究当作脱离实际来批判，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评】 “十年内乱时期”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决议的，但也是可以讨论的。邓小平同志说：“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邓选，2，183）从被冲击干部的角度，从文革初期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党的决议认为是“十年内乱”；但就全国讲，混乱实际只是九大召开之前2-3年。讨论认识论和实用主义，首先要从客观出发，避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现状是，只能讨论和否定毛泽东时代党的决议，不能讨论毛泽东去世后党的决议，讲话和文章的发表都以遵守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史决议结论为前提，遵守者是思想“成熟”，违反的反之，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禁区，成为新时代政治生活和学术讨论中沉重的历史包袱和一些人的思想惯性。 【原文】 形而上学猖獗，实用主义横行一时。林彪提出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一度成为指导思想。实用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便是抛弃系统知识和基础理论，否认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扬言只要背诵一小本语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用主义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在划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区别上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又必须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以防止实用主义所起的以紫夺朱混淆是非的作用。 【评】 作者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表现了有限的预见性。 【原文】 我觉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可是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以致使这些地方后来竟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这个例证告诫我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时候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必须把眼光放远，不能只顾眼前之效。 【评】 观点非常好。 【原文】 正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评】 怎样辨别实践标准和实用主义，这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和之后相当长的阶段，并没有解决。此处引用了列宁首次提出的实践标准“确定”和“不确定”的著名原理，作者是意识到了，表现了敏锐的观察力，这是“和者盖寡”式的难得。 所谓“确定”，是指实践作为检验标准的唯一性和最终性；所谓“不确定”，是指实践检验是一个过程，首先有实践主体的区别，如个人与群众、社会，其次有阶段区别，每一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都具有局限性，即在螺旋式上升的一个周期中，只是一个片段。 遗憾的是，作者在应用这个原理上本身出现了“确定”和“不确定”的混淆。上世纪真理标准的讨论，强调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对实用主义的“不确定性”缺乏敬畏，思想最终麻醉于权力真理观，是讨论中的重大缺陷。作者由于认识倾向和受历史局限，没有觉察或不承认这一点。 1、关于“理论的独立性”。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3，502），同时，列宁的哲学党性指出，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归根到底反映着对立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批评毛泽东，谈所谓“理论的相对独立性”时，忘记了这两点。 忽视上述两点，就会追求超政治的的“纯理论”，又把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辩证关系解读为抽象的“服务”，理论的向导意义、接受检验的“考生”意义都不见了，就剩下被短期政治利益绑架的“仆人”意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含混的——实际上，不立足长远实践，考虑理论的预见，指导和警示性，其“独立性”、“服务性”就毫无意义，只好服从权力即真理，有用即真理。反过来，把毛泽东长期一再强调的政治与军事、经济、技术、业务的统一，把列宁和毛泽东强调的政治首位的指导作用，曲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在作者追求超政治的“纯理论”的视野里，以系统掌握的抽象正确性，否定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正确性，自然把党的优良作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看作“实用主义”了。总之，当理论为实践抽象、含混的“服务”时，“理论的独立性” 就变成了以政治判断取代真理检验：或者是空头政治，或者是隐藏了政治的实用主义。 2、关于实用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的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功效与价值的统一来判定，体现在动机与效果，眼前和长远的统一。这和主张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是泾渭分明的。毛泽东主张，“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49-150），对真理与功效有明确的辨析。 作者为超政治的、有独立性的纯理论辩护，似乎不在意真理的有用性，贬低主要观点的语录形式，贬低立竿见影，这就为先验论的脱离实际留下了空间。 系统学习和干中学习，两者缺一不可，作者认为，学习要注意系统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由此排斥“带着问题学”，在干中学，忽视“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选集》，1，181）。 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导向和矛盾分析，和作者批评的“急功近利”、“庸俗的实用主义”有哪些本质区别呢？ （1）混淆出发点的不同：是从“物到感觉”还是马赫的“从感觉（经验）到物”？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若混淆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只要先富起来就都是社会主义”的主观想象出发，在实践中就容易纵容资本导致的两极分化。 （2）割裂并混淆理论的效用和价值。例如“猫论”思维容纳了不择手段，就会和庸俗经济学一样，必然混淆马克思强调的“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马恩选4（2012），473），在实践中价值主体从“以人民为中心”就会被偷换到“以资本为中心”。 （3）导致理论虚无主义和实践的盲目性。例如“摸论”强调实践第一，这没错，缺乏理论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但如果在“摸”的过程中，抛弃了矛盾普遍性思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阶级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则指导和总结，就会陷入经验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陷入“只讲手段，不讲原则；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困境。 （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贵族化，精英化。把人民群众总结实践的主体性变成少数专家的一言堂，“理论独立性”的抽象永远上升不到各行各业，各个时点的具体，从这个问题导向出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总之，对实践标准“确定”和“不确定”的混淆，体现在对真理标准和实用主义的混淆上。指责“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这类观点，实际上隐藏了超政治、超阶级为掩饰的政治主张，作者的“理论独立性”，为实践“服务”，同样存在着以鲜明的政治判断取代真理检验，以隐蔽的政治主张为特定的阶级或利益集团服务的可能性。两极分化的产生，是探索的曲折，但以生产力落后解释，是资本永恒的观念，这正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结果。 【原文】 认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探讨，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目前理论界已有所涉及，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一旦形成概念、判断就进入理性认识，就反映了本质。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有大量的概念、判断只反映了现象，并未反映本质。另外，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印象，这也不妥。概念也有发展过程，就是由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或由知性到理性。因此，不能说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评】 此处是对《实践论》关于感性、理性认识论述的反驳。学习或认识过程，是一种思维劳动，值得尊重，但认真辨析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在这里否定了《实践论》关于认识的两个阶段和第一个飞跃，依据的是康德首提，黑格尔改造的“知性”概念。 【原文】 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采用了三范畴，即：感性、知性、理性。后来黑格尔也承袭了这一用法，只是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我认为在认识论中可以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两范畴，这样就可避免前面所说的那种缺陷。划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知性的特点是坚执固定的特性和各种特性间的区别，凭借理智的区别作用对具体的对象持分离的观点。它把我们知觉中的多样性内容进行分解，使它们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所以，知性所达到的只是抽象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它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这种抽象的普遍性不是把个体性和特殊性统摄于自身之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它拆散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使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特性变成只有松散的外在关系。黑格尔所解释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恩格斯所肯定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所规定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是有意思的。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把知性这一概念完全摒弃，以致常常使它和理性的概念混淆起来。从而知性的分析方法也就往往被视为正确的方法而通行无阻，以致成为简单化、概念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评】 康德在西方哲学中首次将认识过程看作一个由感性、知性到理性的有阶段层次的过程。黑格尔从可知论的角度批判了康德割裂知性和理性，作者只关注了这一点，没有看到在黑格尔“绝对精神”对康德知性范畴否定之否定的背后，是辩证逻辑从客观角度，知性的先验逻辑从主观角度产生的唯心主义共鸣——对两位的哲学家带有的“神学婢女”性缺乏警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只是承认知性（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基本思维能力，与其如作者理解的“有意思”，不如说是恩格斯对唯心论的区隔。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知性，辩证唯物主义是明确否定扬弃的。 作者认为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加上知性，就可以解决作者认为的认识本质的简单化，错在，（1）忽略了作用不同。知性的形式逻辑方法只解决思维方式的相互融洽不矛盾，而认识本质，必须接受实践制约。（2）对“本质”的认识不准确。本质即主客观一致，是运动的，相对的，反映本质的概念也是多层次的，作者忽略了认识的过程性和相对性，仿佛形成概念就可以终结认识。（3）不理解毛泽东把知性合并入理性的重大实践意义。知性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只所以是更重要的阶段，即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因为其缜密性可以破除思维的矛盾性，达到指导实践目的。这既否定了康德的理性对客体（物自体）的不可知，又否定了黑格尔在理性之上设定一个主观的更高的“辩证理性”，从而精简了康德和黑格尔在认识中主观唯心的叠床架屋。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了认识论的两个飞跃，一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二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几年后又总结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识路线，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把认识中的第二次飞跃后移到社会再实践对理性认识的检验成功，升华了中华文化士大夫的家国天下、知行合一，从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周期，认识的方法，不仅通俗、生动地继承发扬了马恩列对康德、黑格尔的扬弃，同时，丰富了马克思的人民史观，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两大阵营，对列宁提出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从理论上做了原创性的丰富和发展，经过对四分之一人类命运改造的宏大实践检验，而群众路线为工作方法的认识路线，形成了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习近平）。作者作为亲身经历者，产生这种认识是身在宝山不识宝。把联系实际中的理论指导贬低为服务，把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说成急功近利，把理论联系实际曲解为实用主义，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象牙塔式的理论研究开道。 当然，作者对认识论的几点观点，有利于重新审视康德、黑格尔的贡献，但总体来说，比较毛泽东对认识论的思考，特别是晚年的哲学思考，却有舍近求远，弃明投暗的倾向。 【原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由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出发，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作出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是十七世纪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即知性分析法）。另一种是由上面的行程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把这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且断言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方法（即辩证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才达到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才反映了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内在联系。不过，我们同时也要注意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知性的分析方法。照他看来，知性分析方法出现在认识过程的一定阶段，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方有效准，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会变为谬误。知性分析方法是有片面性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往往以为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主导方面，即所谓抓要害，就算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事实上事物的主导方面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这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彼此相涵，有着不可拆散开来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多样性统一的总体。因此，我们要记住列宁的话：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国历史上一些尊重事实治学严谨的学者也说过一些值得注意的话。比如，戴震所提出的“巨细必究，本末兼察”，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在认识论方面象这类问题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倘使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那么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以提高。我觉得这在我们的理论建设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评】 知性在认识中的抽象与具体，这在恩格斯的“一切知性活动”“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观点中得到评价，在列宁的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的统一中得到了全面解决，在毛泽东的认识论创新中得到升华。离开这条主线，停留在以不同角度解释世界，脱离了实践约束，符合作者的“纯”理论要求。除了前面提到的远离实践，还忽略了普遍联系中的对立统一，这也是毛泽东批评的斯大林时期普遍联系观点的空泛。当一种思想离开改变世界的着眼点，尽管口不离马克思的话，也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的思维过程，相当于陷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试图在马列毛以外“寻求突破”，往往走入舍近求远，买珠还椟的误区。作者的认识误区，对于后来的同志，结合对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实践的总结，是一个重要的借鉴。 评论完成时间：2026年4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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