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主席一生要求公平。如果有人恃强凌弱，如果弱者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那么“造反有理”。有了理，就有了人心向背。把人民组织起来，是毛主席带领工农大众追求公平正义，完成致良知的一次修行。
天下为公。革命是以公平正义对抗已经弱肉强食的旧社会。可是，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组织民众的任务，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是其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看客。旧中国已病入膏肓，军阀割据，没有人民的全面动员，无法形成改变政治格局的共和之路。辛亥革命成果被军阀窃取，北伐战争失败，直至蒋介石勾结江浙财团成为新军阀，在“四一二”政变中屠杀共产党人之前，斯大林还在给鲍罗廷指示，禁止中共开展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右翼的斗争，并反对发动农民运动。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教条指导中国革命，而陈独秀也因对新军阀抱有幻想反对农民运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
的确，马克思主义没有农民运动篇章。
貌似懂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不相信农民，不愿意组织农民。他们或同情农民，但不认为农民是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就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说的，认为是“痞子运动”“糟的很”。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他们有一种身份优越感。或者说，他们认为“教育农民”比登天还难。这种认识，就剥夺了农民追求公平的权力。
毛主席和他们不同。他知道，重要的事情在“教育农民”，可是毛主席和农民群众有一种骨子里的亲近，他相信小可以变成大，弱可以变成强；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最高贵，农民群众有时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农民运动中“十四件大事”，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敢的社会暴动，是“好的很”。农民朴素的正义观，没有受到世俗偏见的污染，反而应当是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共产党人要当群众的小学生，要把人民当观世音。革命者如没有洗心革面的觉悟，便没有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换句话说，革命，是一场工农大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运动，共产党人可以冲锋在前，但不可以包办代替。
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公平正义是人间法则。毛主席始终相信，人定胜天。
毛主席追求公平的信念一以贯之，这是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的徙木立信之举。在中央苏区，他主持制定的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女性和无地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了劳动权。苏区小学生念的是毛版“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五四”宪法，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讨论。
法律要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法治不等于民主，民主和法治统一，就必须让人民成为立法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但是，如果社会中产生了特殊阶级，这个阶级要包办代替人民主权，甚至僭越人民主权成为个人私权，企图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时候，如果靠“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人民民主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的时候，就需要“继续革命”，因为这种特权已经破坏了社会公平，破坏了人民团结奋斗的基础。这时候的“继续革命”，破坏的是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法治，恰恰是为了维护公平。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到：“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篇讲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个国家如果一盘散沙，必然被外敌欺辱。伟大的毛主席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这是中国国运，我们应当倍加珍惜。同时，我们应当铭记，商鞅徙木立信，记住公平正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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