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便利背后的代价与逻辑重构的必然 2026年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启动反垄断调查的消息震动市场，这绝非一家企业的危机，更是中国平台经济生态的一记警钟。这场风暴的背后，折射出“生意逻辑”的深层危机：当“店大欺客”“店大欺厂”成为惯常操作，当外资深度掌控平台命脉，当中小企业在算法的阴影下艰难喘息，当共同富裕的理想遭遇垄断与财富外流的壁垒——我们不得不追问，商业世界的规则正在被何种力量重构?这种颠覆究竟通向进步，还是倒退?民意之中，向来不乏对同一事物的多元态度与立场。
由之截图 一种声音认为，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连接商户与消费者，促进商品、服务交易和信息交流的新型经济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是对平台经济正当性、合理性乃至合法性的有力辩护。该观点同时指出，平台经济顺应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连接与赋能、推动融合与升级、促进流通与就业等方面作用显著，更是创新驱动的生动样本。 另一种民意则直指平台经济的弊端，认为其违背我国基本国情，不断升高的行业集中度形成垄断，加剧了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主要矛盾，既未兼顾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在这种声音看来，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过于超前，摧毁了实体经济以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门店经济。马云“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初衷或许美好，但结果却是大多数人“无生意可做”或“有生意无利润”，只能惨淡经营、挣扎求生。更关键的是，巨额利润被外资赚走，就业压力、社会保障负担等“一地鸡毛”，却要由我国政府全部兜底，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面对种种争议，有人呼吁关闭平台与电商，重回传统商业时代。但这根本不切实际，趋势与潮流不可逆转，逐渐走上舞台中央的“Z世代”也不会答应。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已被全面重塑，唯一的出路，在于调整利益格局。 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已清醒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政策举措加以规范。必须承认，近年来的反垄断立法与高频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平台资本有所收敛，开始向产业链上下游让渡部分利益，劳工待遇、快递社保、医药价格等领域也出现改善迹象。然而，更深层的问题源于市场顶层设计的早期缺失。在“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政策背景下，在立法与监管相对滞后的现实中，再加上部分腐败利益的助推，平台经济逐步滑向垄断，甚至向金融领域无限渗透，尽享时代红利。若非国家及时出手干预，传统金融体系亦可能遭受侵蚀。更关键的是，这些平台从诞生之初便经由国际投行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包装，大多选择在开曼群岛等地注册，通过架构设计刻意规避国内监管，其前十大股东往往以外资为主，国有资本身影罕见。最终的结果便是：巨额利润被外资攫取，财富持续外流。这不仅是消费低迷与经济下行的长期隐痛，更是全国1.89亿市场主体中，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无生意可做”、生存艰难的结构性根源，既加剧了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更深远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未来。 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一个公平、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生态?如何支撑就业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恢复经济社会活力，最终真正实现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为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 今天，我们通过对平台经济的再审视，进一步反思制度重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店大”岂能“欺客”：从最新携程涉嫌垄断案背后的“罪”与“罚”说起 让我们回头梳理，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启动反垄断调查之前，互联网行业已发生过多起垄断典型案例： 2020年12月 阿里巴巴“二选一”垄断案：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依法立案调查。2021年4月，监管部门作出最终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82.28亿元罚款，该金额创下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罚单的最高纪录。 2021年4月 美团“二选一”垄断案：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启动立案调查。2021年10月，监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同时处以34.42亿元罚款。 2022年底 知网垄断案：市场监管总局对知网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行为开展立案调查。2023年5月，监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责令知网停止违法行为，处以8760万元罚款，并要求其降低数据库服务价格、开放个人论文查重服务。 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无疑颠覆了传统商业，创造了新业态与财富神话。1700多万人加入跑快递的行列，据说其中有几十万大学生还有研究生与博士，成为新的“骑手”阶层，开始他们“奔跑的人生”…… 这场“连接革命”带来了巨大便利，但也伴生着深刻拷问：为何电商模式未被西方普遍效仿?这种并非真正普惠的变革，及其催生的平台支配地位滥用，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先进生产力?其对生产关系的重塑，又是否是我们期待的创新与未来? 携程的成长曾是互联网经济的缩影，其初期确实解决了旅行服务的诸多痛点。然而，其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将“流量霸权”的阴暗面暴露无遗。“二选一”胁迫、算法强制调价、大数据杀熟……这些饱受诟病的操作，本质是将技术优势异化为剥削工具，将平台责任抛诸脑后。监管即将落下的“罚”，可能不仅是天价罚款，更是对其商业逻辑的重构——迫使它从“算法镰刀”回归“服务本位”。此案警醒所有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绝非为所欲为的特权，唯有敬畏规则、尊重伙伴与用户，方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 二、外资如何影响中国平台经济：资本布局、影响机制与利润流向 通览中概股的上市运作，一个不争的事实赫然显现：几乎所有头部平台，均由世界知名投行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参与顶层设计与包装运作，且大多选择在开曼群岛等境外地区注册。这种架构设计，是否构成故意逃避中国法律监管的嫌疑，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资本图谱：头部平台的外资股权布局 中国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外资往往占据显著比例。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的前十大股东中，外资机构合计持股比例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拼多多、字节跳动等新生代巨头，在其发展早期也大量引入了国际资本。 2. 影响机制：外资如何穿透架构施加影响 尽管多数平台通过AB股、合伙人制度等设计确保创始人控制权，但外资仍通过多重方式施加关键影响：通过获取董事会席位、在投资协议中设置否决权等方式介入重大决策;通过复杂的投票权安排，在特定事项上形成合力以左右决议;通过提供国际资本、技术合作与战略咨询，深度嵌入平台的长期发展规划。 3. 利润流向：分红与资本增值的去向 外资从中国平台经济中获利，主要通过两大渠道：一是获取巨额现金分红，例如部分头部平台近五年向外资股东支付的分红高达数千亿上万亿;二是通过股权退出或股价上涨获取资本增值收益。这些利润大多被用于支持其全球母公司的战略布局，而非反哺中国本土市场。 孙正义的软银与南非传媒集团Naspers的投资回报，被广泛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之一”，堪称外资在华投资的“复利奇迹”。于是。我请AI初步算了一下投资回报率(不一定非常准确)： 软银对阿里：2000-2004年间累计投入8000万美元，最终获得2900倍的回报，年复合回报率高达57%，回流的资金有力支撑了软银“愿景基金”的全球扩张。 南非Naspers对腾讯：2001年投入3200万美元，投资回报达到惊人的7800倍，年复合回报率56%，通过长期持有与适度减持的策略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4. 结构性影响与自主性挑战 外资的深度介入，为中国平台经济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可能导致平台创新路径产生依赖，挤压本土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公司战略更易优先满足国际资本市场的短期诉求，忽视本土市场的长远发展;核心数据治理与技术架构存在潜在外部干预风险;庞大的利润持续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资本积累与财富分配的失衡。 应对之策需多管齐下： 在坚持开放中强化监管，为外资准入设定明确的“安全门槛”; 鼓励本土长期资本积极参与平台经济投资，提升本土资本话语权; 推动平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摆脱对国外技术体系的依赖; 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引导平台利润更合理地留存，并再投资于本土生态建设。 三、“平台之下，寸草难生”：中小企业与个体经济的生存困境 平台经济的初衷本是赋能实体经济，然而现实中，却对无数中小企业与个体经营者形成了“降维打击”。流量成本高企不下、算法规则处于“黑箱”状态、强制性“二选一”限制经营自主权、定价权被平台彻底剥夺……平台的角色，已然从助力经营的“工具”，异化为掌控生死的“主宰”。携程等平台推出的“调价助手”功能，被众多商家指认为一种强制干预定价的工具。该功能通过算法实时监控美团、飞猪等竞争对手的价格，一旦发现更低报价，便会自动、秘密地下调商家在携程平台上的价格，以确保其“全网最低价”的地位。 从郑州酒店被强制调价，到云南民宿因拒绝“独家合作”而遭限流，无数真实案例揭示着同一残酷现实：在流量垄断的格局下，“平台之下，寸草难生”。这不仅仅是个体商户的寒冬，更是对市场经济多样性、活力与公平竞争根基的严重侵蚀。 四、监管的进化：从事后查处到穿透性治理 当前，我国平台经济已进入由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的新阶段，政府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的原则，致力于健全监管体系，以保障平台经济健康、创新、可持续发展。 面对平台垄断这一新挑战，中国监管体系正在经历快速进化。自2020年底对阿里立案调查开始，监管利剑频频出鞘，直至2026年对携程启动调查，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反垄断监管已实现常态化、全覆盖。当前监管工作的挑战在于，如何穿透“算法黑箱”实现精准执法、如何有效监管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平衡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的关系。未来的监管方向，是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治理体系，强化数据安全审查，并探索激励私人诉讼参与反垄断监督，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 五、平台垄断与共同富裕：无法回避的矛盾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但平台垄断恰恰是横亘在这一目标面前的一大障碍。当算法利用“大数据杀熟”，将消费者分级进行差异化剥削;当平台通过挤压上下游利润空间，使财富加速向极少数资本聚集;当平台催生的灵活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阶层分化——这些现象，都与社会公平共享的本质背道而驰。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无法实现财富的合理流动与共享，共同富裕便容易流于口号。 六、走向平衡：在开放中保障安全，在发展中构建韧性生态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面对外资渗透与平台垄断的双重挑战，我们必须坚持“有序开放、自主可控”的战略定力，这要求我们在市场准入与开放策略上，始终保持高度审慎与战略主动。 在全球化深度调整、大国竞争聚焦于科技与规则主导权的今天，市场准入政策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核心工具。以郑永年为代表的观点主张，中国应采取更大幅度的“单边开放”以倒逼改革。然而，以美国对中兴、华为、大疆、TikTok等企业的针对性限制为镜鉴，结合中国平台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对“单边开放”保持清醒认知。真正的战略抉择，是构建一种“审慎放宽、对等互惠、底线清晰、自主可控”的制度型开放新范式。而“对等开放”仍应是基本的政策考量。我们已经无数次向世界释放善意，但并未换起别人知恩图报，历史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 千万不能幼稚到那个程度。 幸亏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对资本项目一直采取“审慎推进、逐步开放”的策略。这一路径使中国成功规避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与之相比，部分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国家遭受了严重经济动荡。因此，中国选择“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的改革顺序，是一种基于国情的理性选择。保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开放底线，恰是一种政策与开放定力，对今天的平台开放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这意味着： 对资本：设置必要的“红绿灯”与安全底线。在鼓励长期产业投资的同时，严格审查涉及数据安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投资，建立专业化的安全风险评估与穿透式监管机制。对于采取歧视性政策的国家，需有能力启动对等审查，以捍卫公平的市场环境。 对平台：推动其从“流量收割者”转型为“价值创造者”与“生态赋能者”，将发展重心转向服务实体经济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导并强制平台平衡好线上线下、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关系，构建一种平台共享生态。监管需长出更锋利的“牙齿”，在重罚的同时提升应对算法垄断、数据跨境流动等新挑战的能力。必要时可借鉴美国对TikTok的处置方式，对平台股权结构重塑。 对生态：培育本土创新资本，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市场准入的放宽必须与“强链补链”的产业政策协同推进，在限制外资进入基础算法、核心数据服务等敏感领域的同时，配套强有力的本土研发激励政策，构建更具韧性、更多元、更安全的“自主可控+开放合作”经济生态体系。 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市场，其魅力不在于无底线的开放与纵容，而在于基于规则与秩序的公平性、基于创新与协同的活力，以及基于主权与安全的韧性。 结语：当“一键下单”的背后是“算法霸权”，谁来守护市场的公平? 携程案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平台经济在狂飙突进之后，遗留的诸多深层次问题：资本是否凌驾于公平之上?技术是否背离了伦理初衷?增长是否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生意逻辑的颠覆，不应是丛林法则的野蛮回归，而应是商业文明规则的迭代升级。它要求平台企业恪守经营边界、主动担当社会责任;要求监管体系实现从事后查处到穿透性治理的进化;要求给予中小企业在阳光下公平生长的空间;更要求我们在国际资本浪潮与复杂的规则博弈中，牢牢锚定国家发展、经济安全与人民福祉的核心坐标。 最终，商业文明的进步刻度，不应以技术的炫酷程度或规模的庞大体量来丈量，而应看它是否增进了社会的总体福利，是否守护了机会的公平，是否让发展的果实惠及更多人。人的生命长度不过三万天，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时代的车轮是否可以转得不那么急迫?或许，唯有在“慢生活”中，我们才能触摸到真正的幸福指数。 这场关于生意逻辑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本质上关乎我们究竟要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答案，就在每一次对公平的坚守、对创新的善意引导、对资本力量的审慎驾驭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曙光已现，它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开启了一场关于科技伦理的宏大辩论。这提醒着我们：在技术开发的同时，技术安全与技术平权绝不可偏废。唯有如此，技术追逐才能真正成为守护人性温暖的盾牌，而非冰冷的利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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