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的叛徒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也更可恶

　　近日，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荣耀》正在央视热播。该剧以1949年解放前后为背景，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基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真实事件创作，讲述了国民党企图阻挠新中国统一，中共党员吴石奉命潜伏台湾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与交通员朱枫组成“东海情报小组”，向中共华东局提供金门岛兵力变化、西南战役国军调动等重要军事情报。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等人被捕牺牲，其情报帮助解放军在第二次舟山战役中顺利解放舟山群岛。

　　看了该剧和部分历史资料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导致吴石情报组及台湾地下党被查破的直接罪魁祸首竟然是两名中共的叛徒。这两个叛徒就是：时任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和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蔡孝乾。

　　先说谷正文。

　　谷正文生于1910年，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在八路军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成为一名军统特务。他深受戴笠的赏识，长期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获得蒋氏父子的重用，专门从事反共防谍和对中国大陆颠覆渗透的工作。由于他曾经是我党地下党员和侦察干部，加之叛变后长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对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有关情况非常熟悉，这就成为他后来查破吴石情报组及台湾地下党组织极为有利的条件。

　　据有关资料，谷正文查破吴石情报组及台湾地下党组织的经过大致如下：

　　1949年8月中旬，与我军解放福州同时，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被国民党破获，暴露出台湾地下党组织。国民党特务经过一步步追查，于1950年1月29日抓捕了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之后蔡孝乾借机逃脱，但谷正文却在蔡孝乾住处搜出的笔记本上看到“吴次长”三个字。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虽然对吴石产生了怀疑，但认为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就叫谷正文继续查。

　　首先，谷正文根据蔡孝乾笔记本上的另一个人名：刘晋钰（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冒充蔡孝乾的联络员上门去“诈”，发现破绽后随即于2月17日将刘晋钰逮捕。刘晋钰在国民党特务的诱逼下说出：近日他在大陆的儿子曾托人带给他一封信，带信人叫朱谌之（朱枫的别名），她为看望女儿和联系生意，于1949年11月底从香港来到台北，现住台北女儿家，外出以“陈太太”名义活动。

　　接着，谷正文即打电话到朱谌之女儿家，被告知朱谌之已于2月4日离台去舟山。谷正文进一步追查发现，朱谌之去舟山乘的是军用交通艇，特别通行证是吴石的副官聂曦所办。于是，谷正文立即给保密局舟山站发电报：“两日之内将朱谌之逮捕归案。”

　　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特务从她身上搜出一个火柴盒，上面写着台北的电话号码，经查证，正是吴石家的电话号码。

　　2月27日深夜，谷正文带队突袭吴石的寓所。经一番搜查，没有半点收获，谷正文便将吴石的的夫人王碧奎带到自己家中。谷正文假装要帮吴石洗脱嫌疑，从不知根底的吴太太口中套出“陈太太曾到家中来过”的情况。

　　至此，蔡孝乾笔记本上的“吴次长”，聂曦办假证件的名片，朱谌之火柴盒上的电话号码， 以及王碧奎的供认，就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经报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保密局于 3月1日正式逮捕了吴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谷正文如果不是非常熟悉我党地下情报工作的有关情况，要想查破吴石情报组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说蔡孝乾。

　　蔡孝乾1908年生，台湾彰化县人。他1924年至1925年赴大陆考入上海大学，参加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并参与组建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6年7月返回台湾，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1928年4月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常委。1928年8月与其他几名台共干部秘密乘船赴闽。1932年4月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军团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至1939年曾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后被调回延安。1945年8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6年7月潜返台湾，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后，任书记。1950年1月29日被抓捕，在外出途中逃脱；3月再次被捕，很快叛变。

　　蔡孝乾叛变后，不仅进一步向保密局证实了吴石“共谍”的身份，而且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他不仅出卖了400多人，还为敌人画出详细的台湾工委系统组织序列图。保密局根据蔡孝乾的供述，一下子就抓捕了在台的地下党619人，群众96人，破坏了各级组织135个。蔡孝乾还与叛变的台湾工委其它领导人于5月14日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蔡孝乾本人又在6月1日发表广播讲话，以自己的经历做幌子，污化我党地下组织，号召共产党员向国民党当局自首，对台湾工委系统产生重大冲击。由此可见，蔡孝乾的叛变投敌，直接导致了我党在台地下组织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蔡孝乾之所以会叛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参加革命和加入党组织之初以及后来，始终没有真正树立过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二是他生活腐化，不仅侵吞了1万美元的组织经费，而且与小姨子同居，穿西装吃牛排的做派早已引起敌特注意。

　　蔡孝乾叛变导致我党在台地下组织被破坏，与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非常相似。

　　1948年4月初，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市工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其中意志不坚定者迅速变节。尤其是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和市工委书记刘国定两人，将所知情况全都告诉特务，不仅给《挺进报》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使整个重庆和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同时遭受了灾难性的破坏。据解放初期的统计，从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受“挺进报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沪宁8人。133人中，被直接杀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一般是秘密杀害）的38人，脱险和释放的仅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杀害的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1909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193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干事。后来，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反共历史，混入共产党组织。从1939年起先后任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宣传、组织委员，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5月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从万县调到中共重庆市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刘国定1918年生，四川新都县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1947年，组织上认为刘国定存在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等问题，决定调他到农村去工作，他以职权极力反对。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被叛徒冉益智指认后即叛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党在台地下组织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灾难性破坏，都是由于两地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叛变投敌所致。而他们叛变投敌的主要原因都是严重缺乏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生活腐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内的叛徒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也更可恶，因为他们不仅会使党的事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还会像前苏联的叶利钦那样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亡党亡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