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对待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2013 年12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六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权威资料和独特视角。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集中概括。自党的七大以来，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始终表现出认真、慎重态度，不仅勤于修改，而且精益求精，多方征求意见。 《年谱》显示，1957 年2 月27 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会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6 月1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6月19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近四个月时间，毛泽东前后15 次就讲话内容进行讲解、修改、征求意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即形成了“自修稿”三稿、“草稿”七稿。在向从中央委员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这一切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两类矛盾学说的认真探索和审慎态度。该文对于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一篇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尽管如此，1969 年3 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草稿时，仍然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同样，在 1960年 10月 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前，毛泽东本人前后共九次作了专门审读。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审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确认是正确的，特别是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作用的著作，毛泽东不仅认真修改，而且大力推广。1961年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年。3月 11日，为印发刚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旧文《调查工作》，毛泽东给三南会议（指1961年 3月 10日至 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写了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在重新审读该文，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后，毛泽东将其印发给与会人员。3月 13日，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也为了纠正干部在工作中“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的毛病，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指1961年 3月 11日至 13日在北京举行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各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并说“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自己的这篇旧作，一方面在于“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另一方面在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因此，他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3月 23日，他又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1964年 3月 26日，毛泽东再次审阅《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经过认真回忆，确定了写作的经过和时间，并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修改、审定和阐发，不仅体现出他对自己著作的认真负责态度，而且反映出他对文章现实价值的科学考量。 毛泽东始终用发展、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以往的著作。在《毛泽东选集》出版过程中，毛泽东在有关谈话中表达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第一要“有东西”，即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第二要“有用处”，即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三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所以有些文稿要“将来再说”。 被毛泽东看成是“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 1956年初近两个月时间听取国务院 34个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思考。1958年 3月25日，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1975年 7月 13日，在审阅邓小平送审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报告时，对于报告中提出的“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据《年谱》显示，从1956年到 1975近 20年时间内，毛泽东先后五次论及这篇经典文献，但他最终还是定位于“全党讨论”和“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著作的科学态度。 摘编自《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来源：《党的文献》；作者：张新华，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