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年的春节和清明，回到故乡的同学们都会聚一聚，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聚很容易把过去带回来。昨晚与初中毕业班的同学，又聚了一次，张同学买单，足感盛情。 今天确实不同于过去，今天的年青人尤其不同于我们自己的当年，在师生关系方面的变异，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校验视角。从这一点点自身的体验出发，可以窥见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一、在故乡体会到异化社会的无远弗届 早上从酒店出发，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异化社会的强烈滋味。 县城的长途汽车站搬迁到很远的地方，新旧车站之间有了转接车，早先转接车会按时间规定，及时发车，几次乘坐的感觉是乘客不太多，挺松的。这一次回乡的情形完全两样了，因为转接车属于垄断，哪怕是到了车上难于站人的拥挤程度，司机和售票员仍然不满意，一直敦促乘客继续配合，尽可能多上人。老田当时的感觉是：车上已经足够拥挤，人已经很难站正了，身体重心没有办法安放得很妥帖。老田双手抓稳之后，就开始认真倾听各种政治智慧的表现，静看乘客们和司机的你来我往。 司机和售票员的这种做法——在一辆车的空间里塞进去尽可能多的乘客，显然有经济上的道理，在转接同样数量乘客并获取同样数量的票款时，司机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和驱动汽车的油料耗费，都会最小化。在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反面，乘客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乘客的等待时间和不舒适感受都被最大化了。一个方面是经济效益的急剧提升，另外一个方面是乘客的怨气渐长，矛盾和冲突就这样在异化社会里无处不在。最有才的还得算司机，他在乘客群情讻讻谴责之时，不慌不忙地做出引导性发言说：是政府把车站改到那么远的，又不是我们搞的。司机发言之后，还真有几个乘客响应，说政府完全是故意这么弄，毫无必要把长途车站搬那么远。 司机的智慧很值得称道：他在把自己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把怨气引导到了共产党或者政府身上去;在给共产党拉仇恨的同时把自己的非法利润洗白，据以塞住悠悠众口。不仅很多大贪官和大奸商都是这么干的——给每一份经济领域产生的怨言找一个政治场域的仇恨对象，学界还有专职的自由派教授和专家们长年累月干这个活儿，这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切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说成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带来的，现在，贫困县的汽车司机也能够活学活用了。 昨天晚上，吃饭时跟老班主任陈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毛主席时代说要阶级斗争天天讲，其实那个时候社会挺和谐的，每一种人生都需要亲身经历的重要社会关系，都是相当的和谐。象当时的师生关系，就跟今天完全两样。这些年生活在武汉，师生关系的异化严重程度，耳闻目睹的真不少，特别是所谓重点学校的师生关系异化程度尤为严重。有同学告诉我，教师节给老师送礼，有送对装情侣表的，结果他自己准备的礼物档次大大不够，这也许算是社会富裕程度上升的体现;还听说过，有相当地位的学生家长动用全部社会关系找老师麻烦，不获全胜不罢休的。就老田的记忆而言，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师生关系，今天已经绝迹了，硬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说点毛时代不好的坏话的话，只能够想得起有些老师脾气比较急躁，偶然有骂学生的，普遍的感受和记忆是：老师就跟自己的家长一样，都是很真诚地关心学生的。等到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是老田已经上高中了，这才真正首次体会到师生关系的直接对立和冲突。 在恢复高考之后不几年，对教育系统开始进行升学率考核，乡村非重点高中提升升学率，往往不得不以减少参加高考人数来达成考核目标。结果，有三个毕业班的高中，真正通过预考最后得以参加高考的人数，往往不足二十人，也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无缘高考。许多学生从小学读了十多年书到高中毕业，即便是无法考上大学，就多数学生的意愿而言还是期待有这样一段经历，参加一次高考的;而从升学率考核出发，多数学生的这个意愿不得不被忽视，正是经由这样的考核指标，教师却被逼与多数学生意愿直接对立起来。几十年之后回顾，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多数学生与老师的意愿直接对立的事件，想来不是多数老师的本心。 非唯教育系统如此，从此后各种重大改革举措一路反思过来，高考考核所引发的的师生对立，其实具有典型意义，是此后所有改革措施设计的方法论起点。整个社会的运作，不再要求建设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精神，而是以专业水准考评为依据，来设计整个社会的制度运作，是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的建设起点，但却不是终点。 1983年胡耀邦亲笔批示，对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进行大力度宣传，作为改革的标兵来推广。据人民日报总编辑穆青回忆，对步鑫生的宣传力度，只有雷锋和焦裕禄可与之相比。这个人的全部管理经验，就是把被管理者的就业机会和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同时，还把不听话的工会主席撤职以垄断全部管理权力。胡耀邦确立的步鑫生宣传，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例，但是在多个方面颠覆了从前的权力分配和意识形态规则。劳动者从此只能够作为劳动工具来加以衡量和对待，管理者的奇谋密计被视为企业效益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财富的看法不再提起)。对异化劳动制度的重建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颠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仅是步鑫生，几乎每一个改革标兵的宣传，都包括“对下夺权”的内容(劳动者回归到工具地位，在管理链条中间丧失一切权力)，都包括意识形态颠覆的内容(权力或者掌权者被说成是创造财富或者效益的唯一源泉)，就这样，人们对于异化的接受才逐步地习以为常起来。 胡耀邦所设计的改革，在宣传上说是要终结“大锅饭养懒汉”。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设想：通过增强官员手上的权力，让权力能够更大程度地操控人们的命运，这样，就能够逼迫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借此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设想的反面，毛时代的单位制对于员工就业和工资的保护，有害于干部对于下属的操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坏制度，文革甚至让底层民众有了组织起来对抗权力操控的可能，那就更是走极端了，按照小平先生的著名理解：各种增强底层对抗权力操控的制度，就是不利于提升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死路。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部设想就是如何合理地增强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及其对劳动者的挟制作用，并把这个看作是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效益的关键措施，实施结果怎么样呢?在这个决定实施十二年之后，1996-1997年统计数据显示：连续两年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不管怎么说，这个增进企业效益的设想，虽然被事实证明落空了，但是，从此开始，权力与人们的生存感受相对立的政治实践却建立起来，并逐步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到处了体验到各种尖锐的对立，师生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医患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干部群众关系的异化和对立，几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间，所经历的每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和对立。在深度异化的中特社会里，没有多少人过的轻松，能够轻易挣脱各种异化链条的束缚。记得2008年在山西长治县张庄村，老支书王金红告诉我说：今天中国除非特别有权、特别有钱的人，都活得很累;一般有权和一般有钱的人，都还活不松快。 今天回想起来，有些事儿真的是十分诡异：毛时代强调阶级斗争，但绝大多数社会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至少比今天好很多;邓小平时代强调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到后来发展到声称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是，人与人关系的主要品类，都严重异化了。综合的后果是：绝大多数人感觉到活的不松快，就算是发了财的同学，也认真谋求如何把自己顺利地从商务锁链中间解放出来。 二、社会流动的大门对底层民众的开放性 在回武汉车上，老婆有点感概，说今天的社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很多曾经的农村青年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不过，因为这是个大时代，一代青年人赶上了，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时代机遇更重要，今天的青年人要达到同样的成绩，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整个社会又回到了“拼爹”的时代。前些时网络上有一个帖子，说出生于1962-1972年之间的中国人，是最幸运的一代人，说这群人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是不要学费的，作业负担也是最轻的;上了大学不仅毫无学费负担、毕业之后还都有工作分配。个人只支付极低的教育成本，同时，社会上层空间却以较高的开放程度接纳了这代人中间的部分幸运者，不得不说，这是难于复制的两大时代条件。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一大群人在就业和居住地方面的变换，其实是时代转变的代表性群体。从故乡到他乡，由他乡回故乡，地理空间和时代年轮的转换，对比尤其剧烈。老田生在农村，很多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多为农家子弟，今天往往已经跳出农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工作，就自己的位置和成就而言，应该算是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农村的初中毕业班，近半同学在最近的几十年发展中间，成功地挣脱了底层，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了社会的中上层。这在世界历史的工业化时代，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数量成功地挣脱了底层状态，这显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最终惠及全体民众的证据。 综合起来是一句话：从社会底层奋斗上去的努力过程中间，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代人，需要个人自己支付的金钱成本和努力成本最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流动的大门，对我们这批同学的开放性是最高的。纵向比较：不管是与前一代人相比和后一代人相比的话，个人付出的社会流动成本都是最小的，社会流动的大门所设立的通过障碍也是最少的。今天回顾我们这一批乡下出生的穷二代，能够支付得起社会流动成本：是因为我们是在毛时代体制下受教育;同时却是在邓时代的阶级社会建设之初、各种社会流动藩篱尚未扎紧的时期，就通过了大门和参加工作的。毛时代的低成本，邓时代上层社会规模的巨幅扩张，没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想必同学们要取得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可能性就要低很多吧，或者要取得今天同样的成绩，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要多出很多吧。 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自己没有付出的成本，到底是谁付的呢?2010年，老田回故乡的时候，特意访问了高中的班主任(也是物理老师)黄老师，他粗略讲了自己一生的收入状况。黄老师1970年代农业学大寨鼎盛时期参加工作，最初是在改河工地上当施工员，指导上万民工开挖新河道，月薪24元。后来到高中教书，月工资29元，后来调高到34元。到了1980年代末期，工资提到90元左右，老师们都觉得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等到朱镕基再次给公务员加工资的时候，1993年前后老师工资提高到300多，黄老师说当时同事们中间都讨论钱这么多、要怎么用。 前一辈人为后一辈人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也是毛时代阶级斗争很缓和的原因之一。如何解释这个成本，把今天的成本支付状况绝对化之后，就获得了一个解释毛时代的方法。在主流经济学界和自由派的历史回溯中间，必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毛主席时代如何剥夺农民、剥夺工人等等。之所以长期抓住这样的主题不轻易放过，当然是为了说明今天的资本主义好，过去的社会主义糟，正好可以为官方的“不走老路”做注脚。去年九月份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会议期间，剪刀差和剥夺农民问题又有人提出来说，王绍光教授有一个评论说：说毛时代剥夺工人农民干部等等，从收入不高看都有依据，全社会到处都是“被剥夺者”，但到处都找不到“剥夺者”。 以老田自己为例，上小学每学期只交0.5元书本费，初中每学期3元，高中每学期5元，高中复读班每学期10-20元左右。正是在这个期间，老师的待遇都不高，小学老师是民办教师在生产队里记工分，拿农民一样的收入。初中和高中老师的月工资都很低，老师的低工资与学生的低学费负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毛时代除了学费负担极低之外，各种“非学费负担”也大幅度减少，老田所在的乡初中，还开办了高中班以减少学生就学的距离，马华初中还有派出去的教学点——还在太阳山设有初中教学点，让附近几个大队的学生可以就近上学。 今天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最新变化是：得益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小学和初中的学费已经免除了。高中普遍地集中到了县城，老田的母校横车高中被撤，原址变成了一所中心小学。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开始大规模集中，这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庭与学校的平均距离拉长了很多，二是学费之外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高中阶段的学费负担则不轻，还往往需要在县城租房由长辈陪读。通常情况下，如果父母不出外打工了话，供养一个小孩上学上完义务教育阶段，都是有困难的。 回忆起来，当时每个校园里头的空地，不是如今天一般种花种草，而是种菜。种菜在宣传中间被说成是要附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工学农，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方面，老师需要通过自给自足来降低一部分老师(也包括学生)的生活成本，老师的低工资和学校在空地上种菜，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共时性事件。在所有的人类动机中间，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动机，因此，今天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是相当的牛。 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得出结论说：什么时候校园空地不再种菜了，这个时候学生个人支付的学费就开始急剧上升了，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学费提供老师的全部生活成本。当然，如果学生家长不直接负担的话，那就需要曲线支付：把必须的老师生活成本提高幅度转嫁给财政，而财政收入增加的唯一出路只能够通过增加民众的税负平均数，这还需要加上税收征管过程所发生的额外成本。 大学期间老田只需要上交书本费，一分钱学费都没有，这与今天动辄过万元的学费相比，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不过在生活支助方面，已经开始了改革，取消了助学金，改为贷款。在武汉四年大学读下来合计借贷款860元(年发放11个月每月20元，毕业年发放10个月，在数量上相当于从前的甲等助学金)，因为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生身份，在毕业时给予全部蠲免，无需归还。 平民社会与贵族社会，遭遇到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贵族社会，平民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得不到相同的份额;而在一个平民社会里，贵族阶层起来造反，因为他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顺理成章地，在强调合作机制的平民社会中间，有优势的群体的不满意，是一个随时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毛时代的阶级斗争，或者反复辟话题，从根本上而言，需要应对就是贵族造反趋势及其追求不相同份额的意愿。不过，从老田访问黄老师的回顾看，他似乎没有那种贵族怨气和怨言，看起来，黄老师本人也是起自草根，不认为自己是“当然贵族”并应该获得不相同的份额。毛老人家到1976年，直到临终前，依然强调“不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多人不斗行吗”，这可能是针对官场高层表现出来的强烈贵族造反意愿。 三、穷人的社会主义及其异化后果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1955年访问中国后，产生一个强烈的观感：“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当一个外国人穿过中国的大平原时，他看到这种特殊的情况不禁感到惶惑：没有拖拉机，牲畜不多，树木很少，很多的人，他们的影子无边地反映在大地上。目前，除了改变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来提高农业生产。首先，他们把自己从压迫、剥削、饥饿、物质上的欠缺和愚昧中解放了出来。由于他们得到了自由，生产已经提高了。但是，为了使生产更进一步地提高，必须使生产合理化，建立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这样，如果他们提高了生产，那是由于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无保留的赞扬。你们曾和我讲过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也有些有钱人从中捣乱。你们曾经告诉我有些地方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有些地方不顾劳动者的意愿而限制了集体化的发展。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你们都不断地在揭发和纠正。这些错误并不能影响那主要之点，即：友爱变成了生产的原动力。今天，中国还是贫困的，而使我们深刻感动的，就是那些贫穷人们的互助。”(载1955-11-02《人民日报》第3版) 也许，在萨特看来，黄老师、陈老师还有我们从小学开始，所亲历的一大批老师，这种师生关系都属于“贫穷人们的互助”性质，所以，老师们能够以极高的服务热情和敬业精神，领极低的工资来教导穷人的孩子们。 1960年萨特出版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书中说匮乏与个人欲望之间的矛盾是历史运动的核心。匮乏，首先是生活资料的匾乏，是阶级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匮乏，人与人之间相互威胁，不能共存，因此在建立在匮乏的基础上的社会中，工人阶级也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集团。萨特这个著名的看法，明显与他1955年在中国的旅行感受有着一致性，他是不是把中国的贫穷和极高的匮乏程度，还看作是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内在必然性，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使得竞争体制对人们的损害和代价过大，同时收益却很小，这也许是萨特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属于“格外需要”的原因所在：“你们走向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化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你们也许会说：这在到处都是一样。不错，是这样的。但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化的客观必要性也没有这样的鲜明显著。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为反对压迫而进行斗争的最终目的，对于现在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假使不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如何能够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呢?假使不以严格的计划经济来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够提高生产呢?” 也许可以说，在人均资源或者产出过少的时候，竞争性的社会机制带来的代价过大，但成就却很有限，为此，必须追求一个全面合作的社会机制。合作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上层人士的收入压低，从而把下层人士的开支数目降下来，下降到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准上。文革后期，把农村小学教育的低成本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普遍化，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医疗革命”成果，这是否意味着两项事业的普及要以剥夺社会上层成员为依托呢? 在必需品还不充裕的毛时代，得益于那种全面协作的社会制度，许多穷人家的小孩依然能够在热心老师的照料下，系统地学习和成长，不能够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同时，也得益于老师们的低工资和艰苦朴素，最终能够让整个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低于大量穷困人口的负担水平，这样，一大批农家子弟才得以完成初等教育。 经济学家最喜欢处理的数字，是绝对数的增长，例如GDP数字或者人均收入数字的绝对上升，这样的数字简明而且进行对比解释。相对数字的重要性，也不容低估，人们总是以有限的收入去应付各项必需的开支，对人们生存经验而言这更重要。我的一位叔父对我说过，1970年代生产队里，一个劳动力一年能够做330-350个工，年收入200元左右，但是养生送死的开支大体上能够应付，谈不上富裕，但肯定不是过不去。今天在农村即便是年收入过万，但是，人情往来，学费医药费，应付不了，所以，只要是有可能，就必须出去打工。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种植业亩平绝对收入数字上升时期的土地大量抛荒，我的叔父能够很好地解释。 根据我叔父的生存经验，一个劳动力年收入200元还能够应付几乎全部开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时上大队小学一学期只需书本费0.5元，看一次感冒才0.05元，连乡村中间的人情往来也因为移风易俗而急剧下降，小队里红白喜事的份子钱一次1.5-2.0元，没有这些具体开支数目的下降，穷人的窘境是无法超越的。老田1970年代已经开始记事，当时人们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是，也真的没有经济匮乏引致的各种压迫或者压力。农村还算是一个能够呆得住人的地方，今天，人们种田的年收入数字远高于1970年代，但乡村却不再是可以让人安身立命之所了，有人说农民工是“建设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否说的过分了，只有打工者自己去细细体味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让穷人能够免于极端匮乏的窘境和相关的经济压迫，在于把家庭的日常开支降低到与低收入相适应的程度。这种极度降低穷开支压力的和谐体制建设过程，应该说，不仅是资本难于接受，就是公有制社会里的专业官僚也难于接受的，所以，降低穷人开支数目的过程，注定是一个要与官僚体制进行斗争的过程。在毛时代，给遍布全国农村的穷人提供基本教育和医疗的事业，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的，而是经历过一次大范围的失败之后，才能够较好地落实的。1955年前后，在合作化进程中间，兴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努力，就已经在各地农村的带头人那里开始了，但都没有能够普遍推广。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官场倒是热心推广了各种农民需要的服务事业，例如河南七里营公社就搞过“十七包”——对农民需要的各种公益服务采取正规化手段来强行推广，医疗就是采取建立正式的医院并雇佣吃商品粮的医生执业，结果是：技术水平极低的服务却以官办机构的高成本运行，结果是农民养不起也不愿意养，最后，就是陈云和刘少奇等人1962年主持的“退够”——把这些机构统统砍掉，然后恢复私人医生执业，据《蕲春县志》记载也是这个样子演变的。这一次的失败是有理论意义的：管理机构的眼光始终无法脱离正规化，至于与农民的低收入和普遍需要结合起来，去看待医疗机构的创新特点，对不起得很，那没有任何合法性。这其实就是1965年毛泽东的“626骂街”(往往被拔高称为“626指示”)的事实针对性所在，为什么广大农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态会长期化呢?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并不愿意思考，卫生部的老爷们也是如此。 等到文革运动起来，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各级管理机构被彻底冲垮了，普及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才成为现实。在乡村普及小学教育，是山东的两个小学教师侯老师和王老师建议的，当时称为“侯王建议”，他们建议把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不再采取财政负担一切费用的公办学校那种昂贵的办学方式，这个建议于1968年11月间在人民日报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各地风起云涌开始响应，由此，在一个极为穷困的中国农村，提前普及了小学教育，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在蕲春县，大约是以老田的年龄为界，比老田年纪大的乡亲中间，文盲是多数，比老田年龄小的同乡中间，识字的是多数。后来看何东昌领衔主编、代表教育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一书发现，对于这个普及小学教育的过程，教育部的老爷们持完全负面的评价。合作医疗事业的普及，也具有同样的内在逻辑，1968年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覃祥官创造了低成本合作医疗经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推动了合作医疗在农村的大面积普及。这件事虽然办成了，也受到海外的高度评价，但邓小平先生在1975年依然反对覃祥官的经验，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1980年代出版、黄树则领衔主编的、代表卫生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一书，对于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全盘否定的。邓小平的看问题方式，与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官方观点完全一致，还有大跃进时期高成本办事业的方法，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看起来是一种难于超越的官方眼光局限：只要是让这些老爷们掌权，他们就反对各种低成本普及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方法。这样一来，穷人只有两种选择：大多数人选择放弃、少数人玩命苦撑。 至少从经验眼光看来，教育革命或者医疗卫生革命的高调可以不唱，但是，要实现跟穷人收入接轨的低学费和低医药费，就像老田曾经经历的那样——五毛钱上半年小学、五分钱治一次感冒，确实需要经历过两次否定：第一次否定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逻辑，第二次是否定官僚们的正规化眼光，教育部和卫生部对于小学教育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否定，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反面证据——第二次否定是绝不可少的。回顾历史，在不能够大幅度增加民众收入时期，降低开支的制度建设过程，确实需要重建一种为多数人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制度运作的逻辑，首先是对市场利润最大化逻辑的否定，同时还是对于官僚惯习——正规化——的否定。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相反的两次否定：以毛时代为起点，第一次否定是恢复官僚们喜欢的正规化和高成本，第二次否定是恢复医疗的资本化经营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逻辑。经过这两次否定之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间，还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的事实：利润最大化逻辑被一切医疗从业人员所分润。一些做药品推广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真实的规则“做临床”——在医药推广过程中间，对于药品销售做出贡献的一切人等——诸如医院院长、处方医生乃至于药房的记账员，都参与利润分享过程;一位在宜昌做药品推广的朋友，说他们过分成功的医药营销措施曾经引起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认为医生开处方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专业知识，往往是他们这些医药代表说了算——什么药品的回扣更高就优先使用。 据老田的理解，这个“做临床”之所以普遍化——在药品营销过程中间必须让中低层雇员分润利益，肇因于传统的单位制内部的成员资格普遍化和实际上的政治平等;在纯正的私有制社会里面，雇员不可能向雇主要求利润分享权;在纯正的苏联式官僚垄断权力的机构里，下级的分红愿望也会受到相应的压抑。 在市场经济里面，原本一切好的制度都会异化，原本单位制内部的政治平等，在新时期结合了医患双方的信息绝对不平等和利润最大化逻辑之后，让人们看到了这将把异化推进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公立医院改革过程所呈现的现象，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这意味着在各种有着专业技术知识的行业中间，在那些难于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群里，进行把权力集中于官员、利润挤压工资成本的改革，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举凡一切政府和公营事业的改革，无不陷入这一类困境：长期无法摆脱成员尤其是高级成员的利润分享或权力野蛮扩张要求，让一切制度建设都付之流水，呈现出一种管束制度基本无效的准无政府状态。 很多人难于理解：为什么有些高官总是强调说“改革要杀开一条血路”，这到底是要杀谁?在国企改制过程中间，“买断工龄”遭遇到老工人群体大规模上访的反抗之后，人们算是部分地领会到了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朱镕基基本上把老工人群体边缘化了，这一成功或许可以归结为体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易于找到替代群体——例如用农民工替代正式工。但是，这个改革思路推进到白领阶层的领域时，就很难找到农民工来替代了，最典型的就是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间，人们亲眼看到了政治平等和成员资格，会在怎样的程度上侵蚀企业利润并妨碍市场改革进程的规范化，问题倒是在于：这些难于剥夺的权利和资格，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重困扰，不仅让医患关系严重异化，而且让改革改成了半拉子，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今天谁能够谁有胆量说一声：他有办法? 四、如何才能够有效地挣脱底层——穷人对异化社会的想象力 在工业化时代的今日中国，偏僻如蕲春县，农村都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了，而是变成了一个劳动力生命再生产的低成本基地：一个人出生之后在老家度过青少年时代，成年之后进入城市打工，到了年老体力衰退时期再回到农村养老。《孟子》中间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那种状态，是特指战争时期对民众人力物力的过度抽取，而在今日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则变成了一种常态。农村居民为了获取打工收入应付日益增加的必须开支，付出的不仅仅劳动，还有很多其他无法用货币数量衡量的价值和牺牲，这恰好也是经济学家无法处理的事项。 农民工的处境很尴尬，有人说他们前面是“进不来的城市”，后面是“回不去的乡村”，心灵找不到故乡，无处安放。准此，今天的农村也日益陷入“高流动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人生变得难于规划了。 在前年清明节的同学会中间，翁同学说：因为老师教得好所以出来了，要不然还在农村种田。这是一种认识社会流动和自己的方式，当然，在聚会场合也是一种对老师的肯定，在肯定老师的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翁同学的说法，还与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的契合：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状况，不仅用于解释个体的社会流动过程，还用于论证社会制度的合理与否。 由于统计方面的困难，又由于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就倾向于把两者视为同一回事：以人们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其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就应该进入社会的上层，这除了是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之外，还是一种把社会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方法。把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公正与否，与人力资本存量是否得到了合理承认联系起来理解，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方法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辩护中间，刻意区分“贤选”和“特选”，这种分类方法是把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承认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突出出来，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选拔标准视为“反常和特殊”来看待，以此印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与公正。 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性作用，无需争论，但是，教育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社会化后果：人们不仅通过教育过程学会技术性的知识，还在读书学习中间实现个体的社会化——从自然的个体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角色并获得看世界的方法论。一个人刚刚出生，还只有动物的本能，一个人要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按照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看法：在中世纪是要经过家庭和教会的熏陶，在现代社会则要经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 教育对人的世界观的异化，可能有一种难于摆脱的内在必然性，一位美国教育专家指出：在小孩第一次走进课堂学习字母拼写的时候，他就被隐晦地教会了如何划分两群人：一群是老师表扬和欣赏的，一群是老师批评和贬低的;小孩子就这样被教会了与他人竞争和相互排斥，并从中得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对于资本主义事业而言，即便没有特别多的帮助作用，至少也不会过于妨碍其运作，但是，对于一个要求全面协作的社会主义体制而言，经过教育系统塑造的极度个人主义世界观，则是一种致命的损害。毛时代动不动就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的广泛存在，并非仅仅因为某些具体的坏人搞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内在于教育规律的本身。对世界观问题特别敏锐的毛泽东，格外重视教育系统的社会化后果，及其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文革期间虽然大规模批判过“五分加绵羊”的标准，这种简单化的归纳，是否切中肯綮，仍然值得再追问。 今天，中国教育的异化，远非师生关系的异化，所能够概括和描述。整个教育体系，似乎被改造成为一种让底层幻想借以“挣脱底层”的高投入基地，极大地汲取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却不承诺给底层成员以最低限度的回报。北大校长甚至公开说：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卖猪肉都很正常，这是极端蔑视底层对教育高投入的合理期待。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使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阶层分析之后发现，中国的阶层分布情况，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倒丁字形”结构，演变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期的“土字形”结构。据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新出现的土字上方的一短横，代表着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社会上层对下的开放窗口，这一横主要集中在小店主等自营业领域，其他职业领域的机会，对底层社会成员的开放程度极低，向上流动的机会近乎关闭。 单位制解体之后，权力在人们的感受中间就显得无比疏远，经济体系对人们也显得是排斥性的，一句话，权力和经济的异化，使得人们不得不转而着眼于自身的条件。在“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之后，完全靠不了别人的时候，就只能够靠自己了，就是对于自身素质的唯一存想了，由此，极度强化了对于教育的迷信和投入意愿。就老田的经验眼光看来，底层在异化教育体系中间，呈现出严重的“非理性投入”倾向——对通用型教育投入过多，对实用型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综合的后果是：底层社会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极端恶劣，投入过多却几乎毫无产出，这是极端的不合算。从宏观后果看就是：底层社会成员承担了教育产业化的高成本，却无法透过教育方面的高投资去改变自身的命运。这就与老田和自己的同学们这代人，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当时是投入少收益多，今天却反过来，投入极多却收益极少。当然，这也是时代变化使然，今天中国的机会之窗，对底层开放程度，不及我们遭遇到的几十分之一。甚为诡异的是，一个社会把底层的境况极大地恶化之后，人们越是无法忍受底层境况，那么，愿意承担的“挣脱底层的成本”就越高，甚至到了不问支付的挣脱成本有无实际价值——只问耕耘不问收。 对于今天底层社会的年青人来说，糟糕的事情还在于：日益增高的教育成本，不仅仅加大了投入数量，关键是预期收益也越发难于预测了。这是人们对待“通用型教育”的过高投入，可以对照的是，专门技艺学习的意愿却极大地下降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看法：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在巨大的贬值风险，因此，最值得投入的就是通用型人力资本，这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吸引了那么多的家长和学生的缘故。也许可以说，没有底层社会成员对于高校教育的“非理性高投入”，就不存在朱镕基“高校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无节制扩招的任何发展契机。 在以大学教育为代表的通用型教育恶性膨胀的同时，对于各种增强自身能力的技艺方面的学习成本，人们支付意愿却日益低落。就老田所见所闻，今天农村愿意学习手艺诸如木匠、泥瓦匠手艺的年青人越来越少了，最后一波学手艺的热潮结束于1980年代(也即是打工开始兴旺的时候就终止了)。人生规划直接以获得短期收益为依托，这导致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相关的细分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近几年木匠和泥瓦匠的日收入数量，上升幅度巨大，我一个亲戚去年在西宁干木工活，连续五个月月收入过万。在人们愿意选择高投入的方向上，投入的产出变得不可靠了，在人们都不愿意投入的地方，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高收益。也就是说，底层社会成员，支付了教育产业化的高成本之后，在真正能够产生收益的技艺提升方面，却未能保持起码的投入意愿。 综合后果是明显的：底层社会成员出现一种“去技术化”过程——有效的人力资本存量均值趋于下降;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进幅度，与他们所承担的极高教育成本，完全不成比例。就全社会的资源利用而言，过高的大学教育投资，不仅对个人和家庭，其实对整个社会，都是严重的浪费。 这一部分经过大学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其实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而言无效的，最终却导致中高端就业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结果，在太多候补成员都具备“门槛素质”的情况下，机会分配最后是按照“社会网络资本存量”进行分配的，因为青年人尚未走入社会，所积累的网络资本存量都很低，难于识别等级并进行合理区分，因此，家长在较长工作年限中间积累的网络资本存量级差就成为机会分配的合理标准，这就呈现出一种“拼爹”的效果——没有好爹就没有好的就业机会。按照西方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辩护理论：中国究竟是发展了一套“贤选”社会机制还是“特选”社会机制? 更为诡异的是：在社会上层成员中间，多半了解和接受机会分配的“拼爹”规则，较为清晰地认识到教育投入的真实投入产出比;而在底层社会成员中间，依然存有各种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公平分配机会的幻想，今天，底层对大学生未来有高收益的幻想，是支撑教育高投入和高校产业化的原发性动力。哪一天如果没有了这一原发性动力，高校规模的急剧萎缩就会立即出现。 五、改革困境与对异化社会的解释权——精英们对异化社会的想象力 改革改到社会的中上层成员的头上之时，出现了“杀不出血路”的僵局，中上层社会成员有能力拒绝彻底的雇佣化地位，同时借机要求利润分红权，这肯定是设计师们所没有想到的。 至今为止，在高校和医院，无法实现对员工搞彻底的雇佣化，在国有银行中间也只是对一线员工搞了买断工龄和新进员工搞了劳务派遣制，其中上层职员却得到了分享利润的权力。不得不说，这样的结果，是捣毁了社会主义的同时，却建不成恰当的资本主义。这种状况，给人的异化观感，是双倍的，困境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中间的许多中上层成员，带着毛时代的成员资格记忆，在资本主义改革期间趁机“勒索到了”利润分红的权力。 一个在政府任职的亲戚曾经开玩笑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是改革收益最大的群体，同时，却是骂政府骂共产党最凶的群体，从毛泽东骂到邓小平。这个玩笑背后有真实的一面：在邓小平时代得到分红权的精英们，早已不认同毛时代的制度，但却无法把今天自身收入进行价值观方面的合法化;这群人不认同毛时代可以讲出经济上的道理，但不认同与邓时代却没有这样的道理可讲。冒险做一个类比的话：这大概与那位嫌车厢不够挤的司机差不多，对不合理利润的合法化需要一个李代桃僵的计谋——以给共产党拉仇恨的方式来转嫁乘客的怨气。邓小平1989年曾经对知识精英政治上的不认同，表达过强烈的不满，说十年最大的失败是教育;言下之意很清楚：给了你们这么多的好处，却没有收获到政治上的认同作为回报，老邓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在学界之外，中国特色的改革到今天，资本家群体的崛起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中国本土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兴起，实力雄厚同时也最具有政治抱负的资本家群体，不是产业资本，而是以房地产资本家群体为代表的投机金融资本的壮大，他们不仅改写了经济面貌，还大部分地改写了政治面貌。这一部分资本，近乎与一切社会群体都有矛盾，最为有趣和吸引人们长期围观的是：投机资本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任志强的大炮名声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在世界历史上，投机资本是没有祖国的，与此相对应，他们也不需要任何性质和程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房地产资本的兴起，追溯起来，应该算是1993年朱镕基“分税制改革”的非预期后果，此后，地方政府的财源主要锁定房地产相关产业，一切地方政府都有足够的冲动，把级差地租炒高并通过房地产转化为货币，与地产商和银行一起，共同瓜分级差地租的货币化收益。由此，在中国新生了一个房地产三头同盟：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这个三头同盟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中等阶级的经济感受：有房还是无房是一个中产阶级经济是否宽裕的决定性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经济分层，与家庭的房产拥有状况呈现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有大炮之称的任志强，长期坚持房产应该大涨的预测或者主张，这是公然与中产阶级的居住成本感受直接对立，任志强的房价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投机资本的社会责任感高低的一种标志：老子永远不需要在乎你，这是连最基本的公共关系学都不想要了。地产商作为最强大的资本家群体，他们如何认识自己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利害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程度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人们自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经济感受如何，与产业资本的兴起和壮大确有关系，但最主要的经济感受——你感到自己富裕还是贫穷——则是房地产资本规定的。又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比一般拥有更大份额的发言权，因此，这一群人的感受，在社会舆论中间会相应地被放大很多。 由于高价房地产不受政策调控的顽强上涨，结果，对社会财富有着强大的再分配功能——吸干大批中产阶级去支持少数暴富群体，把很多奋斗不已的小资白领上层挡在社会上层的门槛之外。朱镕基曾经想要做大做强中产阶级，结果，这一设想直接地被房地产三头同盟所葬送。而做大中产阶级的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以增加底层社会的开支数目为代价的：依托各种福利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有很多学者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很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迫切的需要是要建设一个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国的高价房地产直接葬送了这个前景，前述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倒丁字形”结构，还是“土字型”结构，都比“金字塔型”结构更为恶劣，更不要奢谈所谓橄榄型社会了，李强教授本人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紧张和较为严重的冲突。特色中国的阶级结构特点是中产阶级的最小化，这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比率，加大了候补中产阶级人士的不满意程度;同时，暴富群体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不认同程度是很高的(如同任大炮自居“推墙党”所为)，结果，在社会的中上层共同合成了一种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质疑情绪。换句话说，中国民间对于美式民主的呼唤和对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质疑，大多数不是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承载着政治上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在社会的最上层——如地产商任志强那里——体现的是投机资本与执政地位的不相容，在社会的中层则联系着哪怕万分努力都找不到出路的经济挫败感。 孔夫子有言：“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老百姓没有出路，统治阶级的地位就很难稳固了。因此，不管是穷困的农业时代，还是工业化业已完成的富裕时期，给多数人提供过得去的出路，都是绝对必须的。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感到没有出路，政治合法性是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的，因此，社会的真实矛盾不管是来自经济基础方面，还是来自上层建筑方面，都会方便地迅速被引导到“仇恨”的政治学方面。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在合法性不足的时期，一切社会矛盾无论其来何自，都很易于获得一个政治性的不满意指向。经济上感到毫无出路的人数过多，在认识上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政治学的解释权和异化表达方式，这其实就是特色中国的状况——一切经济剥夺和矛盾都会获得其合适的政治表达方式。地产商任志强的推墙言论，还能够得到许多白领阶层“房奴”们的认同，这是有着理论和认识方面的逻辑理由的。 在学界和资本家这两大精英群体之外，政府官员的重要性毋庸低估。爱说话的官员们，往往影响要大一些，今天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教会了人们很多东西。楼继伟坚持了“向底线竞争”的方略——始终认为应该尽可能压低底层社会成员的工资成本，他作为政府官员，竟然公开宣称劳动法对劳动者保护过多。更有甚者，对于医疗产业化的改革中间，所出现的利润最大化带来的医保经费“无底洞”，楼继伟部长开出的药方是——要求底层社会成员承担更多的开支数目——甚至公开发文要退休人员缴纳医保。楼继伟部长的看问题方式，深刻地体现了改革僵局——无法剥夺医疗产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和从业人员分红权的情况下，只能够在增加民众开支方面想办法，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对社会中上层成员的利润分红权说三道四——这似乎是无法得罪的群体，但是他知道医保经费是怎样都填不满“利润最大化”的“欲壑”的，底层可以随便得罪而不至于有什么恶果。聪明的楼部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执政智慧：谁能够得罪、谁不能够得罪，问题在于：如果底层社会成员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那就不成问题了，楼部长的建议不失为一种有落实可能的设想。楼部长一边痛批劳动法，要求降低工资成本为利润让路;一边指望增加底层社会成员的开支数目，作为政府官员希望底层社会成员收入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还继续增加其开支，楼部长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公布这两个主张，这就使得他能够很好地充当坏人，并代表政府去担负起“收集全社会怨恨于一身”的使命。 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讨论历史资本主义时，用了几个这样几个鲜明有趣的题目：“万物商品化”“积累政治学”“作为鸦片的真理”，去分别梳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过程、政治特点和意识形态特征。在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中间，作为鸦片的真理是怎么样地经过理论变形，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体现的是中国精英阶层对于异化社会的期待和想象力。在第一阶段，异化的理论支撑主要是经济学承担的。就老田自己的系统学习过的经济学而言，中学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合理的剖析。等到改革一开始，于光远等人1979年就开始单独而片面地强调按劳分配和唯生产力论。按照某半文盲高官的说法，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政策宣传上就落实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朱镕基进行国企改革的时候，就采取“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从于光远开始，马克思主义经经济学就开始了一种异化和变形，生产力或者资本积累获得了最优先的强调，到了朱镕基手上，已经公然出现了工资要为利润让路的政策呼吁和理论取向，如今楼继伟部长最关心的还是工资如何挤压了利润，要坚持从前一段“向底线竞争”的成功经验。所有这些，据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不得不让人感叹：马克思真的是这么说的么?真说了这些么? 中国特色的鸦片式真理，其主要特点曾经被毛老人家准确地预言过——“修正主义”——不断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符合其辩护需要。三十年来的事实证明，那种认定强化官员权力最终能够逼迫老百姓多干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展生产力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官员手上集中的权力却日益增加了，这个趋势在文革期间曾经被预言过。文革期间，小学语文课本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课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老人家和当时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倒是：小资白领的大多数今天也感到自己受剥夺而毫无出路;也就是说，今天的竞争性社会体制，把社会排斥的界限，大大提高到原先人们的预测之上了。 不得不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堪重负了，为此，在经济学之外的另外一种解释权，日益流行起来，这是异化社会发展起来的第二种解释权，这种解释权倾向于把一切社会不公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说中国的而一切问题都在于政体的不民主。这样的说法有人愿意生产出来，本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很多人也愿意接受(也许契合了社会成员中间普遍存在的政治不认同情绪)。这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现象：就像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商品一样，销路越好的商品，产量也越大。结果，我们就在自己这么短暂的阅读生涯中间，在充分地亲历了经济学的全盘异化之后，又看到政治学的再一次全盘异化。这样的政治学异化过程，似乎受到许多个方面的追捧和证成，在任大炮那里是体现了投机资本与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矛盾，在楼继伟那里则体现官员们的理性选择——能够得罪谁和不能够得罪谁，在蕲春县那个特别执着于超载的司机那里是为非法利润找一个仇恨对象以减轻来自乘客的怨气和压力。自上而下，似乎都有热心人能够在这个政治学的异化过程中间找到足以赞成的理由。 不得不说，中国自由派人士公认的祖师爷——胡适，很多话还是很有点道理的，他说：真理是一张到处可以兑现的支票，今天，新型的鸦片式真理变成了对美式民主的无上褒扬，并据此对中国特色的异化社会做出诊断。这样一种可以兑现的支票，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间能够兑现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政治不认同的广泛存在，很多人乐意听到说谁谁的坏话。就这样，现实有一种广泛存在的情绪，结果却支持了一种到处都流行的意识形态学术。观察这样的情绪及其运行过程，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不，刚刚有精英人士在官媒发文章说：我们草民都是社会坏风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在网络上就迅速地被向前推演了一大步，形成一个可乐的结论：这届政府还可以，但是，这届人民不太行。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变形，大都来源于明智的精英们的理论创新，也许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知道要什么，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多么高明，能够超越芸芸众生的想象力去建设新理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拥有舆论优势和主导权，所以可以予取予求，从而在全社会推销一种可能最有利增进他们自身优势的经济和政治想象力。 两种理论异化特点，都有作为鸦片式真理的特色，虽然不能够真个治病，但起码可以麻醉神经、缓解痛苦。这对于那些缺乏主导权的草根来说，不管是政治学的异化还是经济学的异化，都损害了我们自己对于异化社会的观察和诊断，损害了我们寻求正常社会的想象力，要超越鸦片式真理的麻醉作用，所以，格外需要强调经验的认识指导作用，对异化的理论保持一点点必要的戒心，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老田算是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理论的，到了五十多岁的“知天命”之年，忽然发现叔父“算生活账”的经验，对于认识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重大经济事项，更为有用和有效，这到底是认识上的进步还是退步?老田自己也有点分不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