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两军分裂的制造者张国焘，比徐、陈首长更早判断出党中央要单独北上。 1935年9月10日凌晨4时，张国焘曾以“朱张”名义向林彪、聂荣臻并党中央领导人发出过这样一份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口口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1] 与“九九密电”中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意图不同，这份电报的口气显得“很不强硬”，态度看起来也很缓和，如“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等等，但实际上却透着虚伪：“总要在一块”的最好途径，不就是赶紧来会合中央北上么？除此之外，这个“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块”，不就是要让党中央顺从他自己的意愿么？不愿意执行他自己也曾经同意过的北上方针，还谈什么“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块”？ 张国焘在签发此电时，是否已得到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从时间上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当日凌晨2时才开始集合向阿西茸出发，就连徐向前、陈昌浩当时也在熟睡中而且“早晨起床”才得知这个信息。考虑到从电报签发到对方顺利接收、译出并送达签收人的时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张国焘最早也要在9月10日上午才能得悉只能由徐向前、陈昌浩报告的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 如此，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张国焘根据8日22时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七人联署电”中“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等信息，以及9日9日党中央致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那份关于“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中称谓等线索，抽丝剥茧，判读出了中央有单独北上的意图——“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二是这份电报的签发时间有误，比如，有可能将“10日14时”误作“10日4时”——这类签发或签收日期和时间的错讹在历史档案文献中的确也是存在过的。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张国焘从徐、陈二人之外的途径得知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不大——如果右路军中有人发现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意图和行动，无论从指挥关系组织程序上，还是信息传送手段上，要绕过徐、陈首长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哪种情况，从电报的内容来看，在“九九密电”发出前后，张国焘对党中央宁愿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冒险北上也要执行北上方针的魄力严重估计不足，抑或还自以为挟持党中央一起南下已成定局！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在关于右路军行动方针的来电中所表达的“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态度，很有可能加深了他的这种自信！ 然而，在发出“九九密电”后，张国焘又得悉了9月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弟等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北上”的信息（考虑发电收电译电及读到的时延，张国焘有可能是在9日凌晨或上午发出了“九九密电”后才得悉这份电报的内容）。如此，他对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也一时难以确认了。毕竟徐、陈在9月8日9时发出那份“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且“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电报之前，也在力主北上。于是，才有了9日24时和10日4时“立候示遵”和“候复示”这两份语气并不强硬甚至有所软化的电报。那个时候，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他，不可能立即就能知道徐向前、陈昌浩已经改变了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的态度，转而准备南下了！ 张国焘如此这般起伏不定的情绪和作为，熟知其为人的徐向前曾有过一个很到位的评价：“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2]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自9月9日至10月上旬右路军南返后的诸多电报中，尚未发现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对包括“九九密电”在内的“朱张来电”的回复电或请示电或报告情况电，而这显然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这些电报的存在几乎是肯定无疑的！最低限度，9月10日白天以后，得悉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前敌总指挥部首长肯定会向红军总部首长报告，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9月12日10时，张国焘致电林彪、聂荣臻并转党中央领导人，称：“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3] 综上所述，我们或可判断：张国焘至少要在9月10日中午以后，才能真正确认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信息。其确认的来源为：㈠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9月10日、9月11日22时致张国焘电[4]；㈡徐向前、陈昌浩于9月10日早晨以后向红军总部首长发出的报告电（可能不止一份）。 由此也可以看出，徐、陈首长在最后关头改变了态度，才是造成党中央被迫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九九密电”只是一个触发点而已，即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只要徐、陈首长表示了要服从张国焘意旨转道南下的态度，那么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出走以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至于“九九密电”存在与否的问题，只要找不到密电电文原稿这个直接的物证，总有人会否认其存在。但这当间有关的旁证、佐证形成的逻辑指向链条，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而且相衔紧密，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而且，就在此前，张国焘为南下行动策划的重磅文章《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已经拟就，于9月10日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上赫然刊出。这篇并没有“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这样明确而具体的指向，显然拟就于得悉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之前。文章以极其严峻的口吻称： 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的行动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日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5] 这就是张国焘所谓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9月11日11时，红一、三军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收到了以徐向前、陈昌浩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振臂高呼，揭开黑幕。勿跟毛周路线应率部返回随张主席南下。”[6] 当日22时，党中央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 国焘同志：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丙）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7] 张国焘没有直接回应党中央，而是于9月12日上午10时发出了一份经“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8] 张国焘完全是倒打一耙，口气还咄咄逼人！什么“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用意安在”，什么“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领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甚至还诬陷中央“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这种指责既没逻辑也没常识：真要“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党中央得首先吃亏啊！ 这还不算，当晚22时，“张总政委”干脆就直接“策反”林、聂、彭、李：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 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国焘亲笔并报徐陈 十二日二十二时[9] “不拖死也会冻死”也是当时流传很广的著名预言，与毛泽东“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正好可以相映成谶！众多红一、四方面军将士正是从两个预言的“相映成谶”中，重新认识了张国焘和毛泽东：信仰、眼光、胸襟、担当、操守……，迥然两极啊！ 此后，张国焘一如既往地将抵赖和推诿进行了一辈子！多年后，他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还是将这次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分裂事件，从噶曲河受阻西返阿坝，直接跳跃到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把抉择南下的责任直接推给了徐向前、陈昌浩：“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经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10] 这就不仅仅是记忆有误的问题了。 然而，党中央对这次严重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持着“相忍为国”的谨慎态度。 数十年后，还有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账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上的，既或对当时未能以党性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账。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的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来了？ 这次“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出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张国焘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的了作战计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在得到了并不是基于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张国焘制造分裂的行动，严重破坏了中共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两军10万人马原拟在甘南地区“与敌决战”并“向东发展”的战略设想也失去了实现的基础。而且，尽管党中央一直在谨慎地控制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及斗争的范围，但率军委纵队和红三军被迫离开巴西、阿西茸地区紧急开往俄界的事实，却于无意中无情地掀开了这个盖子。有鉴于此，党中央也必须根据“两军分裂”和当前的敌情这些既定的现实危机，来对此前已经既定的行动方针进行重新考量，以统一认识和行动。 这当然也必然涉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重新整组的问题。 与会的人们面对内忧外患时那般愤慨悲凉心境，是不难想见的。 注释 [1]《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9月10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张国焘违抗命令分裂红军致中央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中央为贯彻既定方针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1935年9月8日7时）》，《三军大会师（下）》（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5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5]《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86～第7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徐向前、陈昌浩致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电（节录）（1935年9月10日11时）》，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7]《中央为贯彻既定方针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1935年9月8日7时）》，《三军大会师（下）》（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第5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8]《张国焘违抗命令分裂红军致中央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张国焘煽惑红一、三军随其南下致林彪等电（1935年9月12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