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在外国也有广泛传播。 为解决重大问题而写作 毛泽东历来反对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反对教条主义者套用马列著作中的话写成文章用来吓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形容这种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毛泽东自己从不轻易写文章，他写文章，都是在迫切需要解决重大问题时，才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动笔而写的。 1927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后，经过艰苦斗争，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并在井冈山周围一些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此时，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探索出了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路。为了把这个思路理得更加清楚，也为了中共中央能对他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经验有所理解，他动笔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部著作。《井冈山的斗争》原本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从事实出发，详细分析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割据地区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等。中心思想是从当时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实际情况出发，讲述共产党创建农村根据地，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把广大农村建设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此前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道路，是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思想的重要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总结前一段时间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更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问题。他把目光投放在全中国范围，阐述了在中国农村能够广泛建立革命政权的道理。毛泽东上述两部著作，都是为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而写作的。它们产生于实践，是对1927年8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写出来的。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国民党方面召开过许多次军事会议，那些喝过洋墨水的、进过黄埔军校的将领们，虽然在一些战役中，有规划，有军事方针，却没有任何人提出抗日战争的总战略，蒋介石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存在的这个重大缺陷，经过对全国抗战形势的深刻分析和世界局势的洞察，写出了《论持久战》这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原来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1938年7月首次出版。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用客观的和全面的观点分析和比对中日战争矛盾双方的基本特点，谈了很多重要内容，但最重要的内容是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根据是什么。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预判发展的。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见这部著作对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人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照苏联的样子做就行了。但毛泽东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党迫切需要回答的，是如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尖锐批评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震动，与此同时，也“揭了盖子”，暴露了过去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促使他找出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的办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1956年2月至4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又到一些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文章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从而成为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著作。 可见，毛泽东总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深刻思考，动笔写出自己的著作的。这样的著作，不仅言之有物，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是为我党解决重大问题而写，能提出新思想，能指引正确方向，能解决重大问题。 严谨求实，精益求精 毛泽东对自己写出的著作，要求极为严格。可以用“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八个字来概括。 毛泽东以严谨态度撰写著作。他在1939年12月21日为纪念白求恩写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概述了白求恩来华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经历，表达了对白求恩逝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文章不长，但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介绍白求恩是什么人，到中国来干什么，简短概括了白求恩在中国的经历直到“不幸以身殉职”。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设问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紧接着毛泽东用两句话对此作出高度概括：“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最后论述了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品格：“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结构十分严谨，每句话之间，每一段之间都具有严谨的逻辑联系，而且这种逻辑联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全文没有半句空话、套话。在今天，这篇文章仍然对共产党员有教育作用，也是人们写文章的范文。 毛泽东以求实精神写著作。他的著作，都是在认真调查研究后才动笔写出来的。毛泽东1930年5月到寻乌调查研究后写的《寻乌调查》，共8万余字。这部著作体现出求真理、当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著作中，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记述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毛泽东后来自己讲过，他的调查研究，以寻乌调查“为最大规模”。他写的《寻乌调查》，也成为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从事物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对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进行认真检证，辨别真伪，力求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典范文献，其中包含的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有机结合起来、调查主题明确集中并事先写好调查研究的提纲、注重在调查中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同时，致力于对调查内容进行理论提升，以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实践学习的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精益求精。他对自己写的文章、报告、指示、命令、讲话稿，总是反复审视、修改，不急于发表，而是征求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到了自己觉得满意，其他同志也满意，而革命和建设也急切需要之时，才公开发表。 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早在他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后，就有了一个演讲稿，可以说，此时他的这部著作已经基本成型了，抗日战争急需这部从战略上指导全民抗战的著作发表，但是，毛泽东却坚持对自己这部著作进行反复认真地补充和修改，又征求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再次修改补充，直到近两个月的1938年7月才正式出版。出版第二版前，毛泽东又对一些内容作了补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收入这部著作前，毛泽东又认真审读过多遍，对一些过去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文字，按照新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风格，进行认真推敲和修改后，才正式定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他在1950年10月8日亲笔撰写的出兵朝鲜命令，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全文总共百把字。但从现存毛泽东手迹来看，他对这百把字的命令，进行了反复认真修改。经他反复修改的命令稿，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而且，形成了紧密联系的整体。可见毛泽东对自己所写的任何著作、文件、命令、指示，都是精益求精的。 毛泽东为指导中国合作化运动时写下了重要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中记载了他对这个著作反复修改、补充的情况。他除自己修改外，还请秘书反复修改，并且认真看了自己修改秘书又修改的稿子后，提出过几次修改意见。拿出修改稿后，他又给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及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他们“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信中还向上述二十多人介绍了他自己修改的情况：“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毛泽东集中了很多人的意见后，再次对这部著作进行了两次认真修改后才定稿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对待自己著作精益求精，修改之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1956年4月写出《论十大关系》初稿后，没有急于发表，而是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讲了这篇初稿的基本内容，听取大家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补充。到1956年5月2日他才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但在他生前，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不主张急于公开发表。他的意见是，还要看一看，如果哪些地方不妥当，还要再修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记载了毛泽东1958年 3月25日关于不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意见：“《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时，希望中央能发表《论十大关系》。这年7月 13日邓小平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部著作的请示报告上交毛泽东，提出了“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建议，但毛泽东在批示中只同意印发政治局同志阅后，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不断发现，不断创新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谈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时说过“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对待自己的著作，也坚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态度。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记载，毛泽东在1964年 6月 8日的一次谈话中甚至将自己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即《毛泽东选集》四卷谦称为“古董”。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在新的情况下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实际上，毛泽东早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提出过这个观点。当时他批评有的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了的观点，说这“是错误的”。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还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9页）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马克思没讲过，恩格斯没讲过，列宁没讲过。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讲过。但是，毛泽东在科学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情况、特别是科学分析中国的政治情况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提出了人民内部存在矛盾的观点，并且科学论证了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以极大的创新勇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毛泽东先是在1957 年2 月27 日下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会前，毛泽东并没有写出完整的著作稿，只是自己写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不到一百字，分为：（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毛泽东按照这个提纲讲话后，工作人员整理讲话录音，形成了一个记录稿。毛泽东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整理、修改、补充这个记录稿。在此期间，毛泽东前后15 次在党内对讲话内容进行讲解、修改，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自己说过，这篇讲话，自己搞过3次“自修稿”后，又搞出过7次“草稿”。拿出草稿后，又向中央委员及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毛泽东提出要求：“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这次创新十分重视，他要集思广益。在集思广益过程中，毛泽东又反复推敲和修改，直到当年6 月17 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才定稿，6月19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以创新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部著作否定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论断，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部著作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了区分两类矛盾的性质和解决两类矛盾的方法。这部著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总题目”，“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为我国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正确处理我国各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这部著作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总的原则以及在各个领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这部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为人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行动指南。是毛泽东用创新态度对待自己撰写著作的典范。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