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的复杂性理论 苗东升 本文是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撰写的，意在阐明四个观点，核心是第三点：（1）复杂性研究是适应系统化了的世界之历史需要而产生的，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2）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东西方复杂性研究的切入点和路径不同，早期的主要理论成果也不同：西方为克服简单性科学之弊病、扩展科技应用范围而研究复杂性，中国为解决社会变革问题而研究复杂性；（3）毛 泽东是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开创者，提供了复杂性研究普适的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积累了有关社会复杂性极为丰富的经验知识，形成独树一帜的复杂性理论；（4）钱学森发现了毛泽东对复杂性研究的理论贡献，着手把东西方两种研究路径结合起来，开拓出中国复杂性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世界复杂性研究的两条进路 复杂性研究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大背景是世界实现了系统化，地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均已系统化、全球化和空前的复杂化，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失效，需要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由于系统的整体性力量起作用，世界系统化之后一切有关人类历史命运的重大思潮和社会运动，其兴衰不再仅仅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而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现象，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解决。其差别主要由于国情和历史轨迹不同，导致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不同。复杂性研究也需要这样来考察。就是说，复杂性研究的兴起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长远目标是一致的，但东西方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条件不同，因而切入点、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不同，理论探索的结果也有差别。 历史进入20世纪后，这个空前复杂的世界巨系统开始了它“从坏到好” 的自组织演化历程。主导地球人类系统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世界巨系统演化初期的主导力量，由于它们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既要在国内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削弱和瓦解联合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又要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斗争，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这种新的历史态势使它们面临经济、社会、军事领域日益复杂的组织、管理、指挥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呼唤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军事的创新，遇到科技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今人看到，正是大工业、大企业发展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推动发达国家出现复杂性研究，进而诞生复杂性科学。直到现在，这些仍然是发达国家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如美国为霸权主义服务的复杂性研究。 另一方面，完全被动地整合进世界系统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而参与这个系统的进一步演化，即转变为世界历史演进的另一种主动性力量，历史任务首先是解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剥削、奴役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种结构，实现民族独立。世界既然已经整合为一个系统，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为同一系统内部两个具有共同对手、命运相关的分系统，必然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成为世界系统从坏结构向好结构转化的强大推动力。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它们共同的指导思想。特别的，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大国沦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世界各种矛盾（包括西方已经解决了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和思潮在这里汇聚、发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独特国情，数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十月革命开创新时代的召唤，加上地理位置毗连社会主义苏联，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逆转地进入中国，生根发芽，历史车轮迅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这就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一种复杂性问题摆在广大被压迫民族面前，首先是中华民族面前，西方文明对此不可能提供答案，历史地需要创造全新的科学和文化。中国由此而成为孕育复杂性研究的一片异样沃土。 西方世界是首先建立简单性科学，利用它实现工业化，同时也就使简单性科学走向顶峰，逻辑地提出向复杂性科学转型演化的历史要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却历史地不可能走这条路，它决非引入简单性科学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更不具备以复杂性科学取代简单性科学的社会根据。尽管五四运动明确提出请进赛先生的口号，但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并未在发展科学技术上下大功夫，没有致力于工业化，就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首先推翻三座大山，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再搞现代化，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亘古未有的复杂过程，既不可能从西方建成资本主义的经验中找到借鉴，也不可能仅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便万事大吉。唯一的办法是直面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特有的复杂性，自主地创立把握这种复杂性的科学理论。 这一努力及其成果最先集中地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青年毛泽东正赶上中国社会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期，从那时以来，他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空前复杂的社会实践，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努力探索中国社会的特殊复杂性，给以理论概括，提出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反，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对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特殊复杂性，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把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成圣旨，遇事总想作简单化处理，被毛泽东批评为“刻板地抄用”、“死用原则”。毛泽东并未意识到他从事的是复杂性研究，但事实上与同时代西方学者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沿着不同思路相互独立地开展复杂性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复杂性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这既表现系统化之后世界的共同性，也表现东西方之间的实时性差异。 从世界范围看，复杂性研究的产生存在两条不同路径，西方从科学技术走向复杂性研究，中国从社会革命走向复杂性研究。这反映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特有的路径依赖性。至于这两条路径之间有什么联系，长期以来无人提出此问题，更没有给出回答。西方人自信世界一切重大新创造的知识产权都属于他们，复杂性科学也不例外。中国学术界实际上也持有类似的认识，相信复杂性研究同样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只能从西方引进，然后再作跟进式研究。这种观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所改变，钱学森第一个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中国人早已独立地开展了复杂性研究，创立了复杂性研究需要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观点。他说：“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成绩确实是了不起的。我们这些经验，经过老一代革命家的总结，集中成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正是指导我们研究复杂性问题所必需的。” 对于毛泽东，此乃知音之语。古人讲，知音难觅。在20世纪末有了钱学森这位知音，地下有知的毛泽东定会应感到欣慰。遗憾的是，钱翁的这一评价至今未被国人真正接受，故有必要对他的论断做点论证。 复杂性研究的认识论 我们说过，国外的复杂性研究有一个认识论转向问题 ，因为它是从扩展简单性科学应用范围起步的。对于简单性科学而言，有了机械唯物论，确立了一切结论都要经过实验室可控性实验检验这一原则，认识论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困难主要在于方法论，强调的是如何对感性知识作逻辑加工，即钱学森所谓“科学推理方法”（25页）。在转向复杂性研究之初，科学家仍然习惯于这样做，一再碰钉子后才开始自觉清算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 同一时期中国革命队伍也经历着类似的认识论转变过程，反映出世界系统的不同分系统一个共时性特点。以简单化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十月革命经验，对待异常复杂的中国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通病。背后隐藏着的也是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懂得要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自觉地把极度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因而一再招致重大挫折。客观实践迫使中国革命者从认识论上寻找根源。最先领悟到这一点是毛泽东，从他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正是同党内“机械地运用”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激烈斗争，促使他越来越重视研究中国国情，并从理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自觉地上升到哲学高度看问题，从认识论上对革命经验进行总结。 毛泽东的两篇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他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深知正确认识来自实践，注重社会调查，反对主观主义。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什么对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会有相反的两种看法，已属于认识论的思考。毛泽东认为，面对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就是说，欲对复杂事物获得正确认识，一是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二是必须到变革现实的实践现场去考察。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内激烈的思想斗争始终贯穿着两种认识论的对立，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列原著和苏联经验。从理论上看，核心是理论与实际、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都是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大多都包含关于认识问题的思考，如探讨“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解释”，“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关于经济工作的方法，等等，不时提出一些颇富智慧的认识论观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相当程度上已经是认识论著作，标题直指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本本主义，极具针对性、战斗性，概括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就认识主体的感受而论，“容易”连通着简单性，“困难”连通着复杂性。文章提及完成革命任务“不是简单容易的”这一说法 ，不经意间触及到革命队伍面对复杂性的一种错误认识路线：对复杂性做简单化处理。这一阶段末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认识论著作，是《实践论》的准备或导言。后篇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最具独创性的精彩观点，在前篇中结合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给出深入浅出的论述。例如，对于已有的科学理论，他强调“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又如，“干就是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74页）如此精彩而实用的认识论观点，只有在毛泽东那里可以读到。有人硬说《实践论》是抄袭苏联人的著作，读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会明白，这不仅是无知的狂言，而且是殖民地心态在作怪。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以世界已经系统化为背景写成的，其问世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从哲学上把握了系统化后世界的历史走向。作为哲学著作，《实践论》不是对科学从研究简单性转变到研究复杂性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论概括，而是基于复杂艰巨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杰作，是同教条主义的简单化思维十多年尖锐复杂斗争的理论总结。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走向复杂性研究，还是从社会变革走向复杂性研究，哲学认识论的变革是相同的，这也是东西方属于同一系统的共时性特征。首先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制定复杂性研究需要的认识论，经受社会革命的实践检验，待人民掌握国家命运后，再用这种理论指导科技工作中的复杂性研究，乃是中国复杂性科学特殊的发展路径。 这一点也是钱学森最先体认到的。恰好在《实践论》问世（1937）半个世纪后（1987），钱学森从创建系统学走向复杂性研究，思维、人体、社会等复杂巨系统推动他反复研读《实践论》，努力从认识论上寻找研究复杂性的路径，初步创立了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这一过程的曲折与成功使钱翁体认到，在简单性科学中难以发挥威力的《实践论》，原来是研究复杂性的锐利武器。读读钱翁这一时期对《实践论》的评语，他那发现宝藏时的喜悦心情便跃然纸上 。在自己的复杂性研究成果中，钱翁最为得意的是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他坦承：“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的。”（421页） 复杂性研究需要辩证法 简单性科学本质上是存在的科学，除了重大科学新思想的孕育，科研工作中一般用不着分析矛盾，不必求助于辩证法。恩格斯早就指出：“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复杂性科学本质上是演化的科学，演化的本质、动因、方向、途径、机制、规律，以及存在与演化的关系等，已属于复杂性问题，科学推理方法仍然不可或缺，但真正关键的是应用辩证法，需要作矛盾分析。 在西方，演化的科学是随着存在的科学深入发展而逐步孕育出来的，如康德星云假设，赖尔地质学，达尔文进化论等，都是特殊的演化理论。这些新发展在恩格斯生前还不是科学的主流，但他已从这里看出自然科学开始向辩证思维复归，断言“辩证法是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阶段的思维方法”（535页），即研究宇宙演化的思维方法。事情到20世纪中期有了根本的变化，演化的科学逐渐进入科学主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恩格斯的观点。如大力倡导演化科学的普利高津在晚年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辩证的自然观。” 这是他毕生经验的总结，也是有成就的复杂性科学家的共同体认。还应该看到，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更需要辩证思维，需要更加辩证的社会观、历史感、文化观。作为革命家的恩格斯如果健在，无疑会赞同这种观点。 向辩证思维复归同样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也同样具有中国特色。五四精英大力引进的赛先生主要是简单性科学，对于西方刚刚开始孕育的复杂性研究一无所知。这是历史局限性使然，就连研究复杂性的西方科学家当时也未上升到自觉意识。这种历史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在中国传播了分析思维、还原论和简单性原则，误以为这是科学最根本、最先进、不可或缺的东西。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那时未能把简单性科学成功地引进来，却在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运动中以科学的旗号传播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那些大喊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奉行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的挫折，主观原因都同革命队伍中教条主义者以科学的旗号搞形而上学密不可分。毛泽东经历了革命高潮和低潮的多次转换，通过和教条主义激烈的斗争，越来越认识到形而上学的危害，真切地把握了辩证法的真髓。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影响广泛。但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实际上处于深刻而急剧的演变中。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种关于社会自组织演化的定性理论，帮助求进步的中国人迅速理解了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的大变革的历史内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做准备，这种社会实践直接孕育着演化科学的思想，而非存在科学的思想。毛泽东走在这一历史大潮的最前端。这种实践获得了观念形态的表现，其主要哲学成果即《矛盾论》。《实践论》主要是认识论著作，《矛盾论》是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三位一体的著作，是毛泽东对复杂性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毛泽东对辩证思维的把握，两者的对立从《毛泽东选集》头两篇文章已可看个大概。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军事斗争成为土地革命阶段的中心任务，也就成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激烈较量的主战场。这一点贯穿于那个时期毛泽东的所有文章中，最突出的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后篇就抗日战争这个具体事物进行矛盾分析，提及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它们的发展变化、当前的主要矛盾、中日矛盾变动导致的种种变化等，属于矛盾哲学的具体运用。前篇主要是理论著作，基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以对战争规律的矛盾分析为切入点，区分了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三个层次，精细地分析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问题，阐发了矛盾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差异就是矛盾等观点，批判了形而上学在此问题上的种种表现。读了这两篇文章，你就会有一种《矛盾论》呼之欲出的感觉。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研究辩证法，不时有新的斩获。1957年更提出：“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 这是关于复杂性的哲学定义，明显走在世界复杂性研究的前面（不妨对照莫兰的著作 ），其深刻意义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需要指出，对复杂性的这种意识毛泽东早已有之。（1）政治上，他注意到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联系，如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140页）；又说国共合作中存在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305页）。质言之，政治复杂性就是政治斗争中的对立统一。（2）军事上，他的理解尤其深刻、精细，如在说明“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不容易、必须“用心去想”时，毛泽东一口气列举了战争作为系统的39对矛盾，强调只有正确认识这些矛盾，才能掌握指导战争全局的规律（170页）。存在诸多矛盾导致认识的“不容易”，不容易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复杂；但只要认真把握这些矛盾，就可以把握战争全局的规律这种复杂性。质言之，战争复杂复杂性就是战争中的对立统一。（3）哲学上，1930年代的毛泽东对复杂性与矛盾的关系已有相当自觉的体认，这可以从《矛盾论》清楚地看出来。此文篇幅不长，却9次使用“复杂”一词，区分了简单运动形式和复杂运动形式、简单事物和复杂事物、简单过程和复杂过程等。这一点反映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讲矛盾辩证法不能不联系复杂性，讲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不能不联系矛盾辩证法。《矛盾论》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内在联系，认识到一切复杂性都需要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把握。20年之后说的那句话显然是这些认识的进一步提炼，短短十个字，说透了复杂性的哲学内涵。请注意，毛泽东矛盾复杂性思想的形成早于莫兰40年。 最先理解《矛盾论》对复杂性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也是钱学森。他申言“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421页），“这部分思维方法就是《矛盾论》，因此完善提高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要引用《矛盾论》”，“我们的中心观点是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420页）。基于这一认识，耄耋之年的钱翁反复重读《矛盾论》。国内有的学者谈复杂性的哲学问题而不提《矛盾论》，不止一次受到他的批评。钱翁甚至认为，在给复杂系统“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会转化的。”（421页）钱翁对矛盾学说的理解是否足够准确、深刻可以讨论，他看重矛盾哲学的态度则无可怀疑。 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 从哲学上说，科学方法的本质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西方科学头几百年发展中遇到的复杂性，基本上属于事物的表面现象，有办法消除之，通过向低层次还原即可把研究对象化为简单事物。由此形成一种方法论思想，认为客观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所谓复杂性都是可以消除的表面现象，科学方法的功能就是消除复杂性。科学哲学称这种方法论信念为简单性原则，奉之为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最高信条。但20世纪在经济管理和战争问题中遇到的难题，开始诱使西方精英质疑这种方法论的普遍有效性。特别是演化科学发展到出现物理学自组织理论后，科学界开始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同时质疑所谓科学的简单性原则。普利高津走在最前面，明确提出“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假设，告诫人们不要再寄希望于把复杂性约化为简单性，要把复杂性当复杂性对待 。 在确立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上，中国人同样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走西方的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本质上的复杂性，不可能约化为简单性去处理，还原论无济于事。但简单化的方法论思想也同样随着赛先生进入中国，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队伍。吊诡的是，赛先生尚未在中国扎根，简单化思维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扎了根。其一种表现是把马列原著当做教条，简单照搬苏联经验。在亲历这种简单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惨痛失败的过程中，通过跟错误倾向长期反复的斗争，毛泽东明确认识到：“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1156页）。这也是西方复杂性科学家的基本信念，或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假设。毛泽东的这个命题是1946年提出的，韦弗在1948年发表的《科学与复杂性》一文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宣称科学已经从主要研究简单性转向主要研究复杂性。东西方在同一时期提出本质上同样的理论命题，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表明，对于把握复杂性，东西方在同一时期、通过不同路径达到同样的思想高度。 以这一新思想为“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点。”（1158页）头一句话肯定了研究对象的客观复杂性，第二句话强调复杂性研究需要的方法论；或者用迈因策尔的说法，要善用“复杂性中的思维” 。什么是对付复杂性的方法论？毛泽东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实事求是”这个命题，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以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01页）用之于复杂性问题，就是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找出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科学办法，而不是移用简单性科学的方法。反过来说，把复杂问题作简单化处理等于不实事求是，亦即把复杂事物主观主义地当成简单事物对待。 钱学森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这种方法论观点，反复强调在复杂性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例如，钱翁认为福瑞斯特、普利高津、哈肯等人的理论用于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有效，若用于人体、社会、思维之类复杂巨系统，“他们的这些理论，还是太简单”（43页）。他还认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那么复杂，你把它一分解，要紧的东西都跑了，没有了。”（182页）还原分析方法何以不适用于复杂性问题，钱学森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 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 方法论连通着思维方式。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历史性转变，需要、也确实发生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东西方均如此。这表现在哲学和科学两个层面上。 在哲学层面上，是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转变。恩格斯生前揭示的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历史趋势，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西方许多人，特别是美国人，还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但形势比人强，面对具体问题时他们事实上也常常采用辩证思维，连霸权主义的精英力量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这样做 ，就是证明。这一历史趋势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并非科学研究首先向辩证思维复归，而是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首先从社会变革中确立辩证思维的主导作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最突出，他在同党内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斗争的过程中，本着中华民族“卓然自立”的原则，把唯物辩证法和中国文化的辨证思想融合起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为我们锻造了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其集中体现于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并不限于《矛盾论》一文。 在科学层面上，主要是从非系统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西方现代科学是在运用基于还原论的分析思维建立起来的，这同它崇尚简单性原则完全一致。简单性科学长期推行还原分析方法，养成了轻整体重局部、轻宏观重微观、轻综合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即非系统思维。用贝塔朗菲的说法，“按照‘系统’去思考”的思维方式（1页），就是系统思维。如他所说，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在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迫使科学技术界开始“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2页），即转向系统思维。西方这种变化并未及时反映到国内学术界，因为中国还远未建立起简单性科学，发展科学不是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更不用说复杂性的科学研究。但中国人在系统化了的世界整体态势中搞社会革命，只能运用系统思维，也最容易感受到非系统思维的危害。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整体性观点、全面性观点、开放性观点（环境观点）、过程性观点、有序性观点、演化性观点等，用这些观点识物想事就是系统思维。这些观点在毛泽东著作中都有深入的论述。同世界系统科学大家相比，毛泽东的系统思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颇有独到之处，只是还没有一套专用的科学语言来表述。毛泽东在1940年代前期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以系统思维取代非系统思维的思想运动，其基本观点集中反映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系统地梳理、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需要一篇大文章，已不是本文能够胜任的事。 简单性科学思维方式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崇尚线性思维。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时代，科学界力求用线性模型描述对象系统，如果不得不建立非线性模型，就把非线性模型线性化，以线性化加微扰方法处理，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得线性思维在西方科学界长期居主导地位，以至于在复杂性研究兴起过程中成为重要的阻力，学界花费很大精力于清除线性思维，倡导非线性思维。混沌学家表现得很突出，圣吉则专就企业管理全面阐释了非线性思维（见《第五项修炼》）。在这方面中国也走出不同路径，我们不是在科学技术中线性思维过度发展后再向非线性思维转变，而是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克服线性思维，发展非线性思维。中国人完成这一转变的“首席思想家”是毛泽东，他没有接受过简单性科学的系统训练，也就没有形成线性思维的惯性。面对中国革命实践极其强劲的非线性特点，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思考，独立地形成自己的非线性思维方式，概括出这样一个总命题：“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696页，一个题意明确、但语言表述不够完善的命题）。毛泽东一生反复强调客观世界的曲折复杂，即非线性特点，揭露人们偏向于用线性思维的心理基础是“贪便宜”，告诫人们要准备走曲折的路，即把非线性当非线性对待。这里列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段论述，无须逐条评析，他对于非线性思维的准确把握便凸现在你的面前。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311页） “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498页） “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845页） “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1162页） 作为系统科学大家，钱学森自然赞同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并给出他自己一系列独到的论述，反映出他们俩在思想深处是相通的。当然，理论上认识与实际上做到还不是一回事，无论毛泽东，或者钱学森，以及所有中国人，“我们都曾经头脑简单过，曾经想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但结果不行，碰了钉子。”（29页）碰钉子并不可怕，只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态度，这些教训都是发展复杂性科学的宝贵财富；如果把这些探索和挫折当成“罪恶”去谴责，那就大错特错了。 小结 毛泽东是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开拓者，他的探索开始于1920年代，稍晚于西方学界，但与西方复杂性研究大体在同一时期达到同一思想高度，且各擅胜场。（如果考虑到毛泽东也有先驱，如严复、梁启超、杨昌济、鲁迅等人，则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孕育大体也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西方的复杂性研究起步于科学技术领域，最终形成复杂性科学，但如何解决人类最迫切的社会历史问题，至今少有良策。毛泽东的复杂性研究发生在世界系统一个重要分系统——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实践过程和观念反映中，他的复杂性理论首先是复杂性研究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毛泽东的理论探索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自然包括有关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具体理论成果。如极富特色的系统思想、军事理论、文艺理论、历史观点、地缘政治思想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探索，既富含对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真知灼见，又贴近现代科学思想，即使失败的探索也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这两方面共同为中国复杂性科学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取得如此成就决非偶然，而是主客观条件历史地相汇聚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了它的自组织演化进程，中国社会是其至关重要的分系统，历史地需要把握复杂性的科学理论。主观上，毛泽东深具中国文化底蕴，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两者在思想上与复杂性科学有深刻的相通之处。以革命实践为中介，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身上有机地融合起来，适应了世界历史的、时代的需要，便凝结为独特的毛泽东复杂性理论。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36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变，而且还处在深刻演变中。这期间的一件大事为出现了复杂性科学，其历史功能是在全世界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以取代危机重重的工业-机械文明，让地球人类都富裕起来，并且能够持续发展。在这场人类必将共同经历的历史大变革中，中国的特殊任务在于运用复杂性科学创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架构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社会信息化、环境生态化过程中补工业化之课，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全世界真正实现信息化和生态化，实现永续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复杂的变革，毛泽东的复杂性理论，特别是他研究复杂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仍然很有价值。关键在于要正确地对待，科学地发掘。 钱学森晚年把主要精力投放于复杂性科学，表明他把握了这一时代特征，理解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使命。而复杂性研究又使他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个悟出毛泽东思想与复杂性科学之间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深刻联系。钱翁说得好：“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即抓问题的本质，矛盾的主要方面，注意情况的变化等等。这就教导我们怎样看一个复杂问题，怎样看一个复杂巨系统。”（225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晚年钱学森不仅自己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反复宣传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值得我们深思、铭记、效法。 中国的复杂性科学如何继续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把一百年来复杂性研究的两条进路结合起来，从毛泽东和钱学森奠定的基础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国情，把握世界系统的新动向，以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实现和平崛起、建立和谐世界为目标，充分吸收国外复杂性科学的新成果，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提炼新的哲学思想，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创造新的技术、方法。眼睛只盯着西方，一味跟着外国人走，是没有出息的。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位大英雄，鲁迅、毛泽东和钱学森，龙文虎脊，健笔凌云，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全新的历史高度，为我们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下基础。不幸的是他们今天正受到一些人质疑，甚至嘲笑、诋毁。照唯物史观看，此乃历史的必然。从哲学上说，“不笑不足以为道”。就现实生活看，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部分国人的殖民地心态未全消除；国际上的矛盾斗争尤其剧烈、复杂，必然反映到国内思想文化界，两者都引致重新认识鲁、毛、钱。科学的质疑是必要的，经过科学的质疑，他们将显得更加伟大、非凡。诋毁是卑劣的，在从反面印衬出鲁、毛、钱之伟大的同时，诋毁者的卑劣也尽现眼前，学界主流将重新统一认识。如此螺旋式的历史行程令人感慨，感慨之余，我把诗圣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改一句献给读者： 鲁毛钱氏新高度，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参考文献 1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90。本文引用其言论而只注明页数之处，都出自此书。 2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84。本文引用其言论而只注明页数之处都出自此书。 3 苗东升，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17。本文引用其言论而只注明页数之处都出自此书。 5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54。 6 苗东升，钱学森与《实践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536。 8 I•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145。 9 蔡富清等，毛泽东与中国古今诗人，岳麓书社，1999，10。 10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 I•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1980（2）。 12 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曾国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3 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李萌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