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的石文化 ——《说石从稿》第11集《五经中的石文化》(上) 目次： 一、《尚书》是什么书? (一)必须了解的几点 (二)尚有存疑的几点 二、《尚书》中的石文化 三、《尚书》石文化简评 四、“简评”余话
一、《尚书》是什么书? (一)必须了解的几点： 1、《尚书》是什么书? 先秦《尚书》称“书”，汉代始称《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孔传》)，后成儒家经典，又称“书经”，与“诗”“礼”“易”“春秋”合称“五经”。 至于“五经”之首，有称为《诗经》，有称是《书经》。若论阅读之广、影响之大，首推《诗经》： 先秦之时，无论老少，尽皆诵‘诗’，“不读‘诗’，无以言。”;若论年代之古、档次之高，则应首推“书经”。 《尚书》包括《虞夏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等)、《商书》《周书》，称得上是上古治国典籍之集大成。 2、《尚书》有几种传本? 汉代传本只有两种：一为“伏生本”(今文本)，一为“孔壁本”(古文本)。 伏生济南人，为秦博士，秦焚书时，将《尚书》密藏于墙逃亡。汉初取消禁书令，他重返故地，寻出墙里藏书，仅有残本28篇。伏生据此残本在齐、鲁间讲学。学生用通行的汉隶记录，称“今文本”，又称“伏生本”。 此本在西汉为官方批谁的唯一的通用本：特设博士，立于“学宫”。 汉武帝未年，汉景帝之子鲁王刘余喜好宫殿(刘余原为淮阳王，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改封为鲁王，死后谥号“恭”，史称鲁恭王)。他在曲阜扩建宫室，拆了紧邻的孔子部分故宅，从墙壁中发现《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他除了喜爱豪华宫殿，也爱好音乐。传说他拆孔宅时，听到宅中隐隐传出“金石之音”，害怕了停下不敢再折，并将墙中挖出的《尚书》归还孔家后人。因此书是从孔宅墙壁中得到，故称“孔壁本”，又因全用“蝌蚪文”写在竹简上的，又称“古文本”。此本共45篇，其中有29篇与“伏生本”相同，并多出16篇。 汉武帝时，孔子十一世裔孙孔安国将“蝌蚪文”《尚书》献给朝廷。他学识渊博，擅长经学(他还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的老师)。孔安国任经学博士，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
孔安国像 这就形成了“今文”与“古文”两种不同来源的《尚书》本子。由此产生两种不同学派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重义理，古文学家重训诂。 西汉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派”一直占据龚断地位;古文派至东汉末王莽改制、刘歆大力提倡，才设博士、入学宫，并取得压倒优势。后又经兼通古、今文的马融、郑玄为古文《尚书》作注，才实现今、古文《尚书》的统一。 今、古文之争，贯穿了一整部经学史，这里不能尽述(有兴趣者可读《范文澜文集》第十卷中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尚书-序》的作者与其价值： 《尚书》有一篇“序”，作者至今无定论。说法很多，有说是孔子整理后写的，有说先秦已有，有说是献书的孔安国写的……，等等。萧统《文选》中认为是孔安国所作，将其收录于《文选·卷四十五》中的序文一类中。 “序”中有一句话：“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称孔子为“先君”，可见无论作者是谁，都不会是孔子，只能是孔子的后裔。 孔安国的可能性虽大，书是他献给皇上的，——但也令人怀疑：他在献书时必写一奏文上呈，谈及书之来历及献书之缘由，却不大敢在“蝌蚪”古文写的《尚书》典籍上加写一篇用汉隶今文写的“序”。否则，这岂不犯了“佛头点粪”之嫌。孔安国是位博学的朝廷命官，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序”的作者存疑，“序”的价值却是确定无疑的。 “序”不仅介绍了上古典籍的来龙去脉、孔子整理古籍与今、古文《尚书》如何产生等诸多较为详细而可信的史料，其中特别提到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馀篇。”又介绍“孔壁古文《尚书》”发现的过程并其后续情况：“……蝌斗书废已久，时人无以书者，以所闻伏生书考论文义，是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同时，又指出：“伏生又以《舜典》合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 以上，已成为《尚书》史上人所共识、不可置疑的史料了，为后人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史实。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年已九十的伏生讲经“失其本经”，即没有本子，全凭记忆，师生“口耳相授”。他所传的“今文本”是学生用汉隶记录的讲稿本。 其二、所谓的“隶古定”，就是汉代经师——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本人——用伏生“今文本”的隶书，考定难以识读的“蝌蚪文”孔壁“古文本”。 因此，今、古文《尚书》凡是相同的篇章，其文字大体是一致的。其所新增的25篇，有五篇是从“伏生本”一分为二(如《舜典》分出《尧典》)、或一分为三的(如《盘庚》分为上、中、下)。 而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序”开头的这一段：“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 唐代孔颖达认为：“坟，大也。”“典，常也。”(“孔疏”)。 他的解释亦可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坟”，是坟墓，引申高与大。“典”：是册放在几上(“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许慎说这也没错，篆、隶书都是这样写的。但他大概没见过甲骨文的写法是：两手捧着册子。
过去读鲁迅先生《华盖集》中的文章：“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何谓“三坟”、何谓“五典”?茫然不知。有了《尚书-序》，就明白了：“三坟”是“三皇”之书，“五典”是“五帝”之书。 此外，“序”中还指出“八卦”又称“八索”(“索”有求索、探索之意)，“九州”之志又称“九丘”(“丘”是山丘，又有聚集之义。) 那么，明白了这些，也才读得懂“序”中所引的《春秋-左氏传》上的这段话：“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当然，“疑古派”们对上述所说的这一切，全都是怀疑的。胡适名言：“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这话并没错，怀疑是为了求证，是求证的开始。如果不求证，毫无根据的怀疑，不仅无用，反而有害。“疑古派”的要害正在此。 “疑古派”对古史的怀疑与否定，至今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相反，现当代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不仅证明“大禹”并不是一条“虫”，还证明“三皇五帝”是史上存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早就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用考古实证对“疑古派”作出有力的反驳(详见其专著《走出疑古时代》)。 马克思也主张“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列宁又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主席更是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不能哗众取宠，不能“言必称希腊”。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疑古派的根本差别。 (二)尚有存疑的几点： 1、《尚书》篇章的真伪： 上古典籍丢失很多，遗存不及万分之一。 和《诗经》一样，汉代《纬书》称《尚书》原有3240篇，孔子删为120篇。《汉书-艺文志》称汉初《尚书》还有100篇。今存古文《尚书》58篇，今文《尚书》仅存29篇)。孔安国献的“孔壁”古文本所多出的16篇(有几篇分上下，成多25篇)。 西晋永嘉之乱后，今、古文《尚书》均亡佚。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出孔安国的《孔传古文尚书》46卷58篇，与“今文本”相同的有33篇，不同的25篇因是晚出的，又称“晚书”。 宋代之前，从东汉末到魏晋，刻碑立于学宫(《熹平石经》《正始石经》)，至隋唐尚无人怀疑真伪，到宋人手里才开始怀疑25篇“晚书”是伪书。到了明代，怀疑者渐多，到清代乾嘉学派加以考证，“伪书”之说即成铁案。 现代“疑古”的“古史辨”派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等人，连商代都不承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从周代写起)，认为整部古文《尚书》几乎都是假的，都是西汉孔安国、东汉刘歆等人的伪造。 2、朱熹的谬说： 朱熹是宋人“怀疑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将今、古《尚书》加以对比，认为“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的)，至于易记底(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78)。 以文字难、易来判断真伪，其谬有二： 其一、伏生是东鲁秦博士，济南人。他讲学所传的《尚书》并不见诸文字，全凭记忆，是学生用通行汉隶记下的。这之中因记忆、口音关系，记错的肯定不少，导致难识难读并不奇怪。今文《尚书》之“佶屈聱牙”，与此不无关系。且“伏生本”仅剩25篇，只是个残本，难以当作《尚书》完整的标准本。 而孔壁之古文《尚书》，则是孔家祖传之本，又是孔安国根据“蝌蚪文”(六国文字之一种：鲁国古文字)翻成汉隶的。这比伏生讲课时光凭学生的记录本要可靠得多。 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仅凭文字的难易，用“今文本”反证“古文本”是伪书，是没有说服力的。 再说，孔安国是博学的经学家，又是个朝廷命官，有必要假造祖上的伪书来欺骗当朝皇上吗?一旦查实，欺君之罪他担得起吗? 其二、古质而今研。古文质朴，却未必深奥难读;今文花哨，亦未必浅白易识。如远古《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肉”字或“鹿”字音转之误。)再如先秦《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都是既古老又易懂的歌谣。 就《尚书》而言，《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等，也比《商书-盘庚》“将治亳殷，民咨胥怨”、《周书-泰誓》“肃将天威，大勋未集”等容易懂得多。 《尚书》似乎有一种怪现象：文章越古，越质朴易懂;文字越往后，越古奥难解。如《商书-盘庚》《周书-大诰、洛诰》等，都是公认的佶屈聱牙、难读难懂的。 因此，朱熹所得出结论：难懂的才是真货的，易读的全是伪书，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他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也有背史实的。很多文字，易读的“古文本”比难懂的“今文本”还要准确一些。如《盘庚》篇，今文为：“将治亳殷”，古文为：“将始宅殷”。亳在安徽，殷在安阳。盘庚东迁的都城是“殷”不是“亳”。显然，古文比今文更符史实。 有意思是，朱熹虽怀疑古文《尚书》多为“伪书”，却又采取伪《虞夏书-大禹谟》里的“十六个字”作为他“理学”的核心，建立他的道统。这“十六个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反正，真假无所谓，为我所用就行。 3、顾颉刚的偏见： 疑古的“古史辨”派胡适、顾颉刚他们否定商代的存在，其观点早在二十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就被打了脸。但顾先生在《尚书》研究中所采取的“疑古派”偏见依然存在。 顾氏是史学家，专治《尚书》。我看过他对《尚书》加以怀疑否定的文章。因其书不在手头，无法加以引证，但我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本)目录空白处抄下他对该书篇目真伪的鉴定意见。 他在“致胡适信”中认为：全部《尚书》仅有13篇可信(《商书-盘庚上》一篇、《周书-大诰、康诰》等12篇)，其余全是伪书。西晋永嘉乱后重现的《古文尚书》全是献书者梅赜伪造的。 实际上，除了《商书-盘庚上》一篇外，顾氏对商代典籍仍采取否定的态度，更别说唐、虞、夏三代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了。 我对《尚书》素无研究，不借助译文根本看不懂其文字，因此，没有可能反驳顾氏的“高见”。 应该说，顾氏的否定也并非都是他一人的创见，更多的是延续清代人的观点。但其影响巨大，几乎成为现代《尚书》学界的共识。学术界似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 实际上，《尚书》真伪的研究，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你说永嘉乱后亡佚、东晋初重现的古文《尚书》是假的，但之前明明有诸多“古文本”流传，还有刻碑立于学宫的：汉有蔡邕书碑的“熹平石经”，魏有嵇康书碑的“正始石经”。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引用过《尚书》孔氏传的文字(即“孔壁”古文本)。郭璞与献书的梅颐同时代，所采用的可能是同一本子。《尔雅注》是永嘉乱前成书的，“孔传本”则更早。 在汉初，古文《尚书》还有河间王本、新疆杜林的漆书本，西晋时这两种本子仍在流传。《汉书-艺文志》称有“《周书》七十一篇”，刘向称是“周时诰、誓、号令也”。注《汉书》的颜师古注明：“《周书》者与《尚书》同类。”西晋初年发现了《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也同样有《尚书》本中《周书》的篇章。 你总不能说，所有史上记载的这些全是假的吧?所有这些本子，“晚书”的编写者不会不加以采用，又怎可能全是伪造、全是假的? 被定为伪书的“晚书”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先秦诸子所引用的《尚书》文字。清代学者考证出，引文出处有120条之多(见闫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 因此，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应该是：东晋重现的“古文《尚书》”即便不是汉初孔安国的“孔壁书”原本，至少也是从先秦诸子到汉、魏石经以及两晋发现的各种古文《尚书》流传本子的“辑佚本”。因此，其真实性与史料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应该说，在疑古思想这一偏见的主导下，顾颉刚断定“晚书”伪造从而认为东晋梅颐献出的“古文《尚书》”是伪书的结论，未免下得过早也过于武断了。 人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诚然。 【附记】2008年发现的战国“清华简”也有《尚书》残简，有很多篇章文字与今存古文《尚书》不同。尚未整理完成，便有人利用“清华简”作为古文《尚书》是伪书的铁证。 这同样未免下结论过早过急，理由是： 其一、秦火之前，“尚书”流传各国，有各种本子，鲁地伏生本、孔壁本只是其中两种，新发现的“清华简”本又是另一种本子。正如我们不能用“伏生本”判断“孔壁本”的真伪，同样也不能用“清华简”本作为衡量别的本子真伪的“标准本”。 其二、“清华简”本只是战国时本，古文“孔壁本”却是孔子家藏本。如果承认孔子是整理过“诗”“书”等三代典籍的，又怎能用战国时的“清华简”本，否认更早得多的孔氏家传的古文《尚书》藏本呢?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各立学宫、各设博士(齐国的“稷下学宫”为最著名者，荀子当了三任“祭酒”，学生有韩非、李斯等)，不可能有统一的学府、统一的教本，如后世钦命的“国子监”、钦定的“四书五经”。即便“清华简本”全部整理出来，也只能作为战国《尚书》的另一种民间流传本，以它来作鉴定《尚书》真伪的“标准本”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二、《尚书》中的石文化 (一)虞夏书 1、舜典：正月上月，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湮(左为“示”)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乃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注】 在，《尔雅-释诂》：在，“察也。” 璇玑玉衡：均为玉器。这里指北斗七星。《史记》：“北斗为玉衡。” 璇玑是魁。 七政，七项政事。 六宗：一说为“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一说为“天地春夏秋冬”。 五瑞：诸侯所封的五等礼玉。《周礼-瑞典》：“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班瑞：班，颁布。瑞，瑞玉。 【释】 正月吉日，舜在太庙接受太祖尧最终禅让的帝位。他观察北斗七星，安排好七件政事(祭祀、封瑞、巡视东西南北四方、回太庙祭太祖尧)，于是向上天(上帝)报告继位之事，祭祀天地四时、山川群神，接受四方酋长所献五瑞，选择吉月吉日，再赐还五种礼玉。 2、舜典：……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 【注】 五礼，五等诸侯(酋长)朝聘之礼。 五玉，五等礼玉：拿在手中称瑞，陈列在案称玉。 三帛，三种垫玉的丝帛。郑玄：“三帛，所以荐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荐之。帛必三者，高阳氏之后用赤缯，高辛氏之后用黑缯，其馀诸侯皆用白缯。” 五器，上述五种礼玉。 二生，活的羊羔、大雁，由卿大夫执拿。 一死贽，一死的野鸡，由士执拿。 卒乃复，最后归还。《尚书大传》：“诸侯执所受圭与璧朝见于天子，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 【释】 (舜)修定诸侯(酋长)朝聘的五等礼节：五种礼玉与三种垫帛、活羊羔与活雁及死野鸡，分别由诸侯(酋长)、卿大夫和士朝见时的贡物。那五种礼玉，最后再归还诸侯(酋长)们。 3、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注】 帝殂落，殂，断绝;落，殒落。即尧帝逝世。 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金，铜，编钟;石，磬石，编磬;丝，丝弦，琴瑟;竹，箫笛;匏，笙竽等;土，埙;革，皮鼓类;木，柷、圉等属匏类。 【释】 舜帝继位二十八年后，尧帝去世，百姓如同死了父母般悲伤，三年中，四海断绝了八音、万籁俱寂。 4、舜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注】 典乐，担任乐官。 击石拊石，敲击石磬。重打为击，轻抚为拊。 【释】 舜帝命曰：“夔，任命你为乐官……要做到八音协和，不要互相乱了次序，才能使人神和谐共处。” 夔答道：“好啊，我击打演奏磬乐，让百兽随乐声起舞。”(“百兽”应是人装扮的舞者)。 5、益稷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夔曰：“於!于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注】 益，舜时东夷首领，团助禹治水有功，舜欲传位于他。益不受而避居箕山之北。 稷，舜时农官，也称后稷。其母生下他曾抛弃荒野，又称弃。 夔，舜时乐官。 戛，敲击，弹奏。 搏拊，打击乐器，外用皮革制作，内包糠皮。 箫韶，舜时乐曲，九成，九小节组成。 风凰来仪，凤凰扮演的舞队出来表演。 拊石，拊，轻击。石，石磬。 【释】 夔喊道：“敲响玉磬，拍打糠皮囊，弹起琴瑟，唱起来吧。……韶乐奏了九曲之后，就 轮到凤凰舞队出来跳舞了。” 夔又说：“啊，我轻敲重打石编磬，扮演百兽的舞队都开始起舞吧。” 6、禹贡-青州： 海、岱惟青州……岱畎丝、臬(上为台)、铝、松、怪石。 【注】 海、岱，海，今渤海。岱，泰山。 畎(音犬)，山谷。 【释】 海、泰山一带是青州。……泰山的山谷出产丝、大麻、锡、松和怪石。 7、禹贡-徐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泗滨浮磬…… 【注】 泗，泗水，源出山东，流入淮河。 浮磬，《孔疏》：“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 【释】 黄海、泰山及淮河一带是徐州……其贡品有……泗水边上在水中若沉若浮的磬石，叫浮磬。 8、禹贡-扬州： 淮、海惟扬州……厥贡……瑶、琨…… 【注】 瑶，美玉。 琨，美石。 【释】 淮河、黄海一带是扬州……其贡品有……美玉瑶、美石琨。 9、禹贡-荆州： 荆及衡阳惟荆州……其贡品有……砺、砥、努(下为石)…… 【注】 砺，粗磨刀石。 砥，粗磨刀石。 努(下为石)，石制的箭镞。 【释】 荆山及衡山之南一带是荆州……其贡品有……粗磨石、细磨石和石箭头…… 10、禹贡-豫州： 荆、河惟豫州……厥贡有……锡贡磬错…… 【注】 磬错，制作磬的石头。《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毛传》：“错，石也，可以琢玉。 【释】 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州(今河南)……其贡品有……制作磬的石头…… 11、禹贡-梁州： 华阳、黑水惟梁州……其贡谬(左为玉)……努(下为石)、磬…… 【注】 华阳，华山之南。 黑水，其说不一。陈澧认为是怒江。 【释】 华山之南至怒江一带是梁州……其贡品有美玉谬(左为玉)……石箭头、磬石…… 12、禹贡-雍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矸(左为玉)。浮于积石…… 【注】 球，美玉。 琳，美石。 琅矸(左为玉)，像珠子的美玉。 积石，积石山，今青海西宁之西南。 【释】 黑水到西河走雍州……其贡品是美玉球、美石琳和珠宝琅矸(左为玉)…… 13、禹禹-九州： 九州攸同……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注】 玄圭，黑色圭玉。 【释】 (大禹治水)九州水土都治理得一样好了……东至大海，西到沙漠，北方、南方连同声威教育都达于四海。禹被舜帝赐封玄圭，告以成功。 14、五子之歌 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注】 关，《孔疏：“通也”》，互通有无，交换贸易。 石，古代一石为120斤。石为最重的计量器具与单位。 和，平。 钧，均。 【释】 交换物产，民间平均，王府富有。 15、胤征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注】 胤征，夏启传位太康，太康失国，后羿立其弟仲康继位。主管天地四季历数的羲氏、 和氏纵酒淫乐。仲康命胤侯出兵征讨，军前誓词曰《胤征》。 昆冈：《千字文》“玉出昆冈”。昆，昆山，产玉。冈，《尔雅-释山》：“山脊，冈。” 【释】 (征讨大军时时)，烈火燃遍昆冈，美玉与顽石都一起焚毁殆尽。 (二)商书 16、典宝：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注】 典宝，宝玉之典册(玉品之清单)。 谊伯、仲伯，汤之二臣子。谊，《史记-殷本纪》作“义”。 【释】 (夏、商之军交战)，夏军失败，汤随即追击……缴获了宝玉。臣子谊伯、仲伯作《典宝》。 17、商书-盘庚中 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 【注】 贝，货币，古时以稀有的贝壳当货币。 玉，宝玉。 同位，同等爵位。 【释】 你们的祖先、父亲会断然抛弃你们，不会挽救你们的死亡。如今我那些乱政的臣子及 其同类，正积蓄货币宝玉。 18、商书-盘庚下：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 【注】 总，《说文》：“聚束也。”聚敛财宝。 庸，功。《国语-晋语》：“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韦昭注：“国功曰功，民功曰庸。” 【释】 不要聚敛财宝，靠自己谋生立功。 19、商书-说命上： 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注】 说命，殷高宋武丁(皇后妇好)任命傅说为相的命辞。武丁梦见圣人，画绘其形象， 派人曰处寻找，终于在傅岩之地找到位叫傅说的奴隶。傅说正做板筑苦工。武丁任命他为相，殷商大为兴盛。武丁也成了中兴之主。 台德，我的德政。 金，铜。 砺，磨刀石。 【释】 (武丁)命曰：“我要朝夕采纳你的教诲，以辅助我的德政。假如我像铜器，用你作磨石;假如我要过大江，用你当舟楫……” 20、周书-旅獒： ……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注】 旅獒，西方旅国名犬，以凶猛著称。旅国君进贡给周武王。太保召公担心武王玩物丧志，进谏他不要将远方贡物当宝贝，应将宝物分给同姓诸侯。史官记下召公进谏的话，写成《旅獒》。 远人格，远方的人来归。格，来。 迩人安，近处的人安定。迩，近。 【释】 用宝玉分给姬姓伯叔长辈的诸侯国，时时用来展示至亲之情。……玩弄别人，丧失道 德;玩弄宝物，丧失意志……不宝贵远方宝物，远方的就会来归;所宝贵的惟有贤人，附近的人就会安定。 21、周书-金腾(右下“马”为“系”，音腾) 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珏(右为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今我 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珏(右为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珏(右为圭)。 【注】 金腾(右下“马”为“系”，音腾)，金，古为铜，铜盒子。兄武王生病，弟周公祷告 先王，以求代死，将祷词密封于铜盒。武王死后，继位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因 “三监”中 伤周公，成王怀疑周公篡政。周公东征三年，平定叛乱的“三监”。后成王见铜盒中周公祷词方释疑，出郊迎接凯旋归来的周公。史官将此事记下，载入《周书》，文故称“金腾(右下“马”为“系”，音腾)”。 植璧，植，郑玄：“古置字。” 秉圭，秉，拿着。圭，上圆下方之长方形圭玉。古时祭祀必用圭璧。 【释】 设祭坛于南面，周公面向北站立，放好璧、拿着圭，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今 我听命于大龟：假如你们允许我(代死)的请求，我就拿着璧与圭归去等侯尔等的命令;如不许，我就收起璧与圭(不再祈求了)。 22、周书-顾命 甲子，王乃……凭玉几。 华玉，仍几。……雕玉，仍几。 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注】 顾命，顾，眷顾;命，命大臣辅佐新主。本篇记成王丧礼与康王即位大典。 玉几，玉制作的几案。 华玉，五色玉。 仍几，未加油漆装饰的几案。 雕玉，雕饰之玉。 越玉，越地之玉。 赤刀，郑玄注：“武王伐纣之刀，赤为色，周正色也。” 琬(音宛)，圆顶圭玉。琰(音炎)，尖顶圭玉。 大玉，华山产的玉。 夷玉，东夷产的玉。 天球，玉磬。 河图，黄河出的图，八卦图。(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 西序，西墙朝东安放的次序;东序，东墙朝西安放的次序。 【释】 成王安排后事) 甲子日，(病危)成王乃……依靠着玉几(对顾命大臣下令); 太保安排丧事，太庙葬礼物品安排) 【释】五色华玉，放在未油漆雕饰的几案上。……雕刻装饰的礼玉，放在未油漆雕饰的几案上。 陈列宝物：越玉五种，赤刀，大训，弘壁，琬琰，依顺序放在西墙;大玉，夷玉，天球，河图，依顺序放在东墙…… 康王即位典礼)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哜(右为“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哜(右为“耳”)。太史秉书，由宾阶哜(右为“耳”)，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注】 介圭，大圭。 瑁，礼玉。《考工记》：“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 凭玉几，靠着玉制几案。 【释】 康王头戴麻做的冠冕，身穿绣有斧形的礼服，从西阶登上……太保、太史、大宗皆穿麻 做的冠冕，身穿红色礼服。太保手执大圭，太宗手奉酒杯、瑁玉，由东阶登上。太史手执册命，由西阶登上，迎着康王宣读册命，曰：“我王(成王)靠着玉几，宣布他临终遗命……”…… 23、周书-康王之诰： 王出……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镶奠。”皆再拜稽首。…… 【注】 诰，诰命。 圭，上圆下方之长方形礼玉。代表诸侯身份，朝聘时用。 【释】 康王走出太庙……司仪传呼进献命圭与贡品。众诸侯上贡品，跪拜道：“一二王臣侍卫向大王敬献土产。”众皆再拜叩头。…… 24、周书-文侯之命 平王锡晋文侯柜(左为“禾”，音巨)鬯、圭瓒(音赞)，作《文侯之命》。 【注】 晋文侯，晋文公(重耳)。周幽王荒淫败亡，西周终结。周平王继位，在晋文公、郑武公辅佐下，东迁洛邑，史称“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柜(左为“禾”，音巨)鬯，古时用黑黍、香草酿造的美酒，祭神礼酒。 圭瓒，用圭作柄的灌酒器。 【释】 周平王赐给晋文公祭神美酒和圭玉柄的灌酒器，作《文侯之命》。 三、《尚书》石文化简评 (一)走出疑古的误区： 《尚书》是“”上古之书，也是我中华民族五千年以上文明的实证史料。《尧典》《舜典》开始，直到夏商周三代史书，保存至今，何等不易、何等珍贵! 吾生也晚，幼年没读过“四书五经”，没有“古史辨”疑古派们的“学问”。他们是“五四”前出生的一代，也是私塾里能背诵“四书五经”最后的一代学人，加上又受“西学东渐”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毒害，对中国上古史加以怀疑与否定是自然的。 没读“五经”，“上古史”学问差，是我辈的不足;而不受“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毒害，不数典忘祖，不怀疑我“上古史”的存在，又是我辈的幸运。 凡事都因人而异。鲁迅先生与毛主席自小也熟读、背诵“四书五经”。他们与“疑古派”不同的是，他们既不“数典忘祖”，也不“盲目崇洋”。 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讽刺“疑古派”们是大洪水中躲在“文化山”上吃着洋面包、说着洋话的一批学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在《补天》中又挖苦他们是补天的女娲胯下委琐的“小东西”。 毛主席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总结历史，在《贺新郎-咏史》总结了人类发展史，简洁而明确：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毛主席虽然怀疑“三皇五帝神圣事”，并没有否定“三皇五帝”的存在。他只是否定那许多诸如“禅让”之类的“神圣”假象(东晋出土的魏国“史记”——汲冢的《竹书纪年》早有记载：“尧幽囚，舜野死。”) 对于《尚书》，我本人是素无研究因而也不大敢随便怀疑的。正如我不仅不怀疑“五帝”的存在，也不怀疑“三皇”的存在一样。我甚至也不怀疑古先人未走到地上在树上筑巢的“有巢氏”和走下地面结束茹毛饮血、用火熟食的“燧人氏”以及从采摘渔猎走向刀耕火种的“神农氏”的存在。因为这符合人类从远古走向上古、从无阶级的原始氏族社会走向有阶级的上古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 氏不是个人，是氏族群体。氏族发展到部落(酋长)，再扩大到部落联盟(盟主)，这就是“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后，还有唐、虞、夏三个朝代。古人对此并不怀疑，《韩非子》说：“虞、夏二千年”，夏朝800年，虞朝长达1200年，唐朝也不会短于千年。每个朝代都有十几位君主(部落盟主)，尧、舜、禹只是唐、虞、夏最后“禅让”的君主。近年来，随着石峁遗址、大地湾遗址、二里岗遗址的发掘，尧都、舜都、禹都基本确定，上古史的真相正一步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须加以注意的是：上古先人因自然灾害与部落战争，不停地迁移。近年考古证明：尧、舜、禹后来都从西北迁往东南浙江一带，尧都良渚、舜都上虞、禹都会稽。这种部族与王朝大规模迁移，一直到商、周都是如此。商之“盘庚东迁”、周之“平王东迁”都是著名的例子：前者是避开水患，后者是避开戎狄。 上古史，有神话，有传说，也有史实，大都口耳相传。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加上朝代更迭及战乱，留下的不及万分之一。《尚书》今存五十八篇，可是西周尚有三千多篇，到春秋末孔子手里，还存百二十篇，再到秦博士伏生手里，凭记忆仅记得二十九篇。古文“孔壁《尚书》”发现后，又多出十六篇(后有几篇折开上、下篇，成25篇)。 司马迁写《史记》中上古三代的“本纪”，除皇家史料与其父司马谈(也是史官)遗存，相当多的部分是靠他实地考察从民间访谈得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开证明：太史公所记上古三代帝王谱系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既不要低估上古先人文明的发达程度，更不能经易否定上古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存在着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历史的真实性。更大的可能是今人尚不了解，而非古人不存在。 (二)《尚书》中的石文化： 1、虞夏书： (1)《尧典》： 尧、舜、禹来自三个不同的朝代——唐、虞、夏。 有唐氏的盟主地位——先后有十几位帝王——维持时间也很长。到唐尧当政时，天气很反常：先是天旱，“十日并出”;后是大洪水，尧命鲧与禹父子相继治水。尧帝的注意力集中在治理水、旱灾害上。羲、和(羲氏与和氏)管理天象与四季。 应该看到，上古神话不只是虚诞的故事。马克思所说的“神话是人类的童话”，它也必然反映人类童年的生活状况，所以上古神话包含某些上古史实也是必然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十日并出”的天象是不可能有的。太阳系诞生50亿年以来，太阳只有一个。所谓“十日并出”，乃是上古尧时社会现象的某种折射：东夷九个部落与尧帝争夺帝位(东夷族图腾是日中一只鸟，故太阳又称“金乌”)，其中一位首领、神射手后羿射杀了九位，维护住尧的帝位。所以，“十日并出”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尧典》是从《舜典》分出来的，上面对“礼乐文化”及玉、石文化没有具体的记载，字缝里唯一透漏的是舜的父亲——瞽叟。 《史记-五帝本纪》虽然指出舜是颛顼六世孙，却又说从颛顼之子“穷蝉”到瞽叟、舜父子，四、五代人都已沦为“庶人”。舜长大后“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因此，过去总以为舜出身低微，平头百姓而已。老父瞽叟更是是个偏心的瞎老头子。其实不然，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是尧帝时的乐官(上古乐官都是瞎子，也许眼睛瞎了耳朵更灵。)因此，舜父瞽叟也是贵族，否则尧考察接班人不会想到他的儿子舜的身上。 依本人之见，“三皇五帝”都是存在的，“三坟五典”也不是凭空捏造。其文化就是“礼乐文化”： “三皇时代”是远古，旧石器晚期，“礼乐文化”早期(萌芽期); “五帝时代”是上古、玉器时代早期，“礼乐文化”中期(生长期); 夏商周三代，是属于玉器时代晚期，也是“礼乐文化”晚期(繁盛期)。 《尧典》是“五典”之一，虽无“礼、乐”的文字记载，但瞽叟既是乐官，尧时“礼乐文化”就不会没有，比尧帝更早的黄帝时代就有“云门”乐舞。它们均属于上古“礼乐文化”早期。 “礼乐文化”及玉石文化有较大的发展，是到了舜的手里。 (2)《舜典》玉石文化的特点： 特点有二： 一是等级更加分明，有“五瑞”，五种瑞玉。圭、璧等五种礼玉作为部落联盟部族酋长身份的象征。这是后来夏、商、周分为诸侯五等礼玉的滥觞，经夏、商发展繁荣，到周代为鼎盛。《周礼-瑞典》加以总结，为集大成：“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其中圭最为重要，是天子与诸侯身份的信物，天子奖赏、诸侯朝聘必不可少。当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九州攸同”——九州水土都治理好了：从东边的大海到西部的流沙，从朔北到岭南，声名远播，誉满四海。大禹获得舜帝最高奖赏——一大块玄圭(黑色圭玉)。 这是“礼”的发展——“礼玉”地位与作用的提高。 二是“乐”也有大的发展。 舜帝很重视音乐，命乐官——夔创作了《韶乐》。《韶乐》分为“九段”，称“九成”，以磬乐为中心，起到指挥的作用：“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很显然，《韶乐》是大型的音乐舞蹈——“乐舞”。 磬已扩充为编磬。与礼玉分为“五瑞”相适应，天子之外(天子为九磬)，磬乐也按爵位分出五个等级：公为七磬，侯为五磬、伯为三磬、子与男为一磬。 舜之《韶乐》不仅规模较前大为扩大，水平也与尧时不可同日而语。春秋末的孔子，一闻《韶乐》，居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也是精通音乐的，不仅能演奏古琴，还能创作古琴曲(相传古琴曲《幽兰》出自他手)。《韶乐》能让他痴迷如此，水平定然不差。 (3)《禹贡》： 《尚书》中没有《禹典》。《五典》是五帝之书，禹的夏朝已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小康”)，在原始公有社会(“大同”)“五帝”之外(古人对此还是分得很清楚的。详见《礼记-礼运篇》。 《尚书》只有《大禹谟》《皋陶谟》《禹贡》等十几篇列于《商书》之前，也可视为《夏书》。其中与玉石文化关系大的是《禹贡》。《禹贡》所列九州贡品均有玉、石，足见玉、石在夏禹时代的地位及作用又提高了一大步。 《禹贡》所记载的九州出产、进贡的石与玉，是夏初玉、石文化的总汇，兹列简表如下： 1、青州：怪石。 2、徐州：浮磬…… 3、扬州：瑶、琨…… 4、荆州：砺、砥、努(下为石)…… 5、豫州：磬错…… 【注】磬错，制作磬的石头。《毛传》：“错，石也，可以琢玉。 6、梁州：谬(左为玉)……努(下为石)、磬…… 7、雍州：球、琳、琅矸(左为玉)。 九州所进贡的玉、石，其用途可分为几类： 一类是用作礼玉的，如各地产的美玉：瑶、琨、琳、琅矸(左为玉)等。 一类是作磬乐的，如浮磬、磬石、磬错(制作编磬与玉器的石头)。 一类是作磨刀石的，如砺、砥。 一类是作为观赏石的，如青州之怪石。 (那年我从山东费县经过，道路两边，遍地都立着这类从地里挖出来怪石，千奇百怪，有的如龙似虎，有的如鸟似兽，多不胜数亦美不胜收。) 2、商书： 商代“玉文化”进一步发展，玉、石成了宝贝。商汤打败夏桀，缴获他的大量宝玉，命谊伯、仲伯作《典宝》，等于是一份玉品的清单，也称得上是第一部宝玉之典册(可惜没有传下来)。 正因为玉石成了珍宝，它在商代帝王眼中，除物质的价值之外，还有精神的价值：一方面用来警世，如盘庚警告子孙们不要过多地积聚财宝，否则祖宗都救不了你们(见《盘庚》中、下);另一方面用作励志，如殷高宗武丁(皇后妇好)任命在傅岩筑墙当苦力的奴隶傅说为相，要傅说像砺石一般来砥励他本人的意志(见《说命》上)。 《商书》中所反映的“玉文化”也不太多，但从史书文献与考古发现这两个方面(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不难看出，商代已是“玉文化”的繁盛期。 牧野之战败后，商纣王自焚于鹿台。他身上戴满了玉器。商人迷信，尤敬畏神鬼(神是天神，鬼是祖宗)。纣王也许笃信，玉有通天的灵性，他死后身上的佩玉、礼玉会送他上天堂，与皇天上帝、列祖列宗见面。 上世纪考古重大发现之一，是1976年在殷墟发现了“妇好墓”(据说正是毛主席当年视察殷墟所站立的“响堂”边上的地下)。妇好不仅是殷高宗武丁最为心爱、敬重的皇后，还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多次率商朝大军出征四方。妇好墓所出土的数百件雕刻精美的玉器，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十分堂皇的礼玉，而是各种千姿百态的小动物玉雕。 妇好墓玉雕，代表商代玉文化的最高水平，精美绝伦而又古朴浑厚。 3、周书： 周代是“礼乐文化”鼎盛期，也是上古三代“玉文化”的高峰。 周初君王、辅佐大臣将商朝灭亡的教训作为“殷鉴”，当作一面镜子。如远方的“旅国”送来名犬——獒(应与藏獒类似)，太保召公就劝说周武王“不宝远物”，以免“玩物丧志”。这一点与商代有作为的君王如盘庚、武丁是一致的：美玉佳石非宝，贤 君能臣才是宝。又因殷鉴不远，周人比商人似乎更为警醒，反复劝谏君王不要“远物丧志”。《周书-旅獒》中的这句成语也成为千古励志的箴言。 周人既看重“玉”的物质价值，更看重“玉”的精神价值，一直到提倡“君子比德于玉”，总结出玉有“九德”(管仲)、“十德”“十二德”(孔子)等等。 不过，周公制“礼”，周人也最讲究“礼”。《周书》中与“玉文化”有关的重大活动，仍然是祭祀，起作用的仍然是“礼玉”，主要是以下三次： 一次是第一代君王周武王病危时，周公“求代死”的祭礼; 一次是第二代君王周成王的丧礼; 一次是第三代君王周康王的登基典礼。 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周书-金腾(右下“马”为系)》记载：周初灭商的周武王病危，弟弟周公心急如焚而又束手无策(这与后世如宋初传说“烛影斧声”中，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急于篡位完全不同)。上古商人迷信，周人也迷信。聪明的周公在无计可施时，竟想出了一个在今人看来是很荒唐的做法：他举办一次祭祀祖宗的活动，希望列祖列宗允许他代武王去死。 周公祭词最后说：如果先祖们允许他代死，他将置璧奉圭，等候神灵之命，用元龟占卜结果。周公当然不可能代死。祭后，史官将祭文按例收存在称为“金腾”(右下“马”为系)的铜盒子中。(详见《周书-金腾(右下“马”为“系”，音腾)》) 然而，这颇近荒唐的做法，当时虽然没能挽救武王的生命，后来却对武王继位的儿子成王产生连周公也意料不到的效果。 武王死后，因儿子成王年幼(仅13岁)，四弟姬旦贤能，被众臣推举辅佐成王，爵位为最高等级——“公”，又称“周公”。周公还有三位兄弟管叔、蔡叔与霍叔任监国，称为“三监”。管、蔡二位认为按顺序应是他们辅政而轮不到小弟姬旦，便竭力在成王面前挑拨是非，称周公怀有篡位之心。以致于后来成王长大继位，仍未消除对周公的疑惧。管、蔡、霍见周公仍把持朝政，不久便与纣王之子武庚及东夷各部族联合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叛军声势浩大，局势艰危。周公为挽救危局，亲自率军东征，历经三年，先诛武庚、再平“三监”，后又南征北战，方才平定，天下归心。 这之前，周成王发现铜盒子中周公祈求为他父亲代死的祭文，十分感动，疑虑全消。周公东征凯旋之日，成王率众臣远出郊外迎候。 这一史上佳话，受到史家与诗人的赞颂。最著名的是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上世纪七十年代，林彪出事后，毛主席曾引用过这诗，社会上一度纷传。 【附件】 周公东征： 约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40年，周公姬旦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征服东方诸方国。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时年13岁，周公就辅助成王。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不服，散布周公要篡位的谣言，联合纣王之子武庚与一批殷商的贵族，煽动东夷几个部落，起兵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率军东征。周公采取军事与政治并举的谋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先以重兵沿武王伐纣路线，直取朝歌，击溃武庚所部，再攻占管叔、蔡叔治地(杀武庚、诛管叔、放逐蔡叔，贬霍叔为庶人);继之进兵东南，先击败徐、淮等九夷，再攻灭熊、盈族等十七国，迁殷民于洛邑(今洛阳)。最后挥师北上攻奄，迫使奄国归顺。随之，蒲姑等国也相继降服。 周公东征，历时三年，凯旋而归，天下大定。 (摘引自《百度-百科》) 第二件事是第二代君王周成王的葬礼。 《周书-顾命》记载：葬礼在太庙举行，由太保安排丧事及礼玉的安排与布置。 五色华玉，即雕刻装饰的礼玉，放在未油漆雕饰的几案上。 东西墙陈列的宝物：越玉五种，赤刀，大训，弘壁，琬琰，依顺序放在西墙;大玉，夷玉，天球，河图，依顺序放在东墙…… 第三件是第三代君王周康王即位大典。 康王头戴麻做的冠冕，身穿绣有斧形的礼服，从西阶登上……太保、太史、大宗皆穿麻 做的冠冕，身穿红色礼服。太保手执大圭，太宗(大师)手奉酒杯、瑁玉，由东阶登上。太史手执册命，由西阶登上，迎着康王宣读册命，曰：“我王(成王)靠着玉几，宣布他临终遗命……”(详见《周书-遗命》) 以上三次活动：周公祭祀——成王葬礼——康王继位，活动的规模大小及内容不同，所用礼玉也不同： 周公祭祀用玉有璧、圭; 成王葬礼用玉最多：五色华玉，即雕刻装饰的礼玉，放在未油漆雕饰的几案上。东西墙陈列的宝物：越玉五种，赤刀，大训，弘壁，琬琰，依顺序放在西墙;大玉，夷玉，天球，河图，依顺序放在东墙…… 康王即位大典用玉：太保手执大圭，太宗(大师)手奉酒杯、瑁玉。 三次活动所用礼玉中，璧、圭是不可免的。璧是礼玉中最为贵重的供品，圭尤其是大圭则是王、公身分的信物。(璧为圆形玉，中有圆孔，置于供案;圭为上圆下方的长方形玉，执于手上。) 《周礼》中对礼玉的使用有比《周书》更为详尽的记载(详见《五经中的石文化》下卷《周礼中的石文化》)。 (三)《尚书》中的“礼乐文化”： 在上古时代，“石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上古文明的特征与核心。 所谓“礼”，是人的伦理规范，凡符合规范者叫“有礼”，不符合者叫“无礼”;所谓 “乐”，则是“礼”的艺术表现。春秋末，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指的就是“礼乐文化”的崩塌。 “礼乐文化”又是以“石文化”为载体来表现的。“礼”的重要物品是“礼玉”，“乐”的中心乐器是“磬乐”。 “礼乐文化”从萌生到发展再到鼎盛乃至衰落，从远古到上古、从石器时代到玉器时代、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大约历经了上万年以上的历史。 过去说中华“上下五千年”，“疑古派”还不承认。近年，随着考古发现，中华文明一万年正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除了个别顽固派，疑古派已基本噤声。 “礼乐文化”远古是萌芽期，“三皇”时代就产生了：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有精美的玉(如玉猪龙等玉器)、黄帝时已有“云门”乐舞; 发展期在上古早期——“五帝”时代： 陕西榆林石峁遗址属尧、舜时的王城，石器、陶器之外，也有精美的玉器：上世纪70年代，就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127件玉器。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如今，石峁古玉与红山古玉、良渚古玉一样，已闻名世界。 浙江是东夷族故地，也是虞舜的辖地，至今尚有上虞、余姚、姚墟、姚江等地名。因此良渚遗址尽管尚无出土文字，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它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多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与唐尧虞舜朝文化应是交叉重叠的。良渚古玉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十分惊人，也是前所未见的。其玉器主要是随葬品，总数不少于7000件，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上古中期，尧时有乐官、舜时有《韶乐》。乐队也扩大了，有“八音”等八种不同乐器(至今闽南民间乐器仍称“八音”);到了上古晚期，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则是其高峰期。 从远古到上古，“礼乐文化”一路发展下来，到夏商周三代，承上启下的发展脉络是清晰的：夏代是发展期，商代是繁盛期，周代是高峰期。 《尚书》所记载的，正是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几千年中“礼乐文化”的概貌。关于“礼玉”的使用，不如传说产生于大禹时的《山海经》与周代的《周礼》详尽(仅周公 祭祀、成王葬礼、康王即位大典较为详细)。 关于“磬乐”的盛况，我们从《尚书》中不仅看到“磬乐”的核心地位( “磬石”及打磨磬的“磬错”，均成为《禹贡》中很重要的皇家贡品)还看到上古之“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那就是“歌、舞、乐”三者的结合，《舜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凤凰”都是由舞者扮演成“百兽”与“凤凰”的舞蹈队，其音乐舞蹈——“乐舞”的规模应该是很可观的了。 《诗经》中的《商颂》《周颂》《鲁颂》则是上古大型“歌、舞、乐”结合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而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它就走向衰落了。 四、简评余话： 谈到上古“乐舞”歌、舞、乐结合，实在还有不少余话要说。 近年我在谈未来歌剧的文章与讲座中一再强调，未来歌剧的发展，一定要走“歌、舞、乐”结合的路，而不能走近代西方“歌、舞、乐”脱离的路，不能继续搞纯歌剧、纯舞剧、纯交响乐与纯话剧那一套旧模式：说的不能唱，唱的不能舞、舞的不能唱更不能说。交响乐则是纯器乐，既不能唱也不能舞(只有贝多芬的“贝九”破了一下例)。 实际上，这既不符合人类原初艺术的史实也违背艺术表现人类感情的特点。 人类早期艺术从一开始就是“载歌载歌”的，上古诗歌总集《诗经》早就记载这一特点。今天，我们从非洲黑人原始歌舞与南美原始部落的歌舞中仍可看出歌与舞与乐——主要是“鼓”乐——的这种结合。 我在泸沽湖“女儿国”所看到的歌舞表演，仍保存原始形态，与仰韶著名的彩陶盆上的“舞蹈小人”几无二致：一队女孩，手拉着手。其表演所多的是前头引领的吹笛男孩，因是夜间，还有她们围着跳的一堆篝火。 为何先民要“载歌载舞”?这与人类情感表达上的“天性”有关。《尚书-尧典》对此已加以总结：“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歌、声与律，本就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离更不可或缺。汉代《毛诗序》也说得很清楚：“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言是表达感情的，不足以表达时便咏叹歌唱，歌唱还不足，便手舞足蹈，采用舞蹈。因此，言语——歌唱——舞蹈三者在情感的表达上不仅相互联系，还层层推进、互为因果，其艺术逻辑是清晰的。 人类原初歌、舞、乐的结合，东方、西方都是相同的。近代西方之所以走向分离，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到后来是分离的，不像东方文化始终是综合的(即使是医学，中医讲“辨证施治”，强调整体性、一致性;西医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分门别类、互不关联); 二是近代西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注重区分而不注重综合。物理学上从分子——原子——中子——质子——粒子……(中国先秦诸子如《庄子-天下篇》也已注意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百世不竭”)，反映到艺术上也是分得很细：声乐有独唱、重唱、合唱等等，舞蹈有独舞、双人舞、群舞等，器乐有独奏、协奏、交响乐、室内乐等。这种分法有其科学、进步、多样的一面，也有其繁琐、单调、不合情理的另一面。 今人总是有点看不起古人，正如西方人总是看不起东方人一样。其实，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古人也不比今人蠢。事实往往正相反：西方评的“二十世纪十大伟人”，毛泽东列为第一，超过华盛顿与林肯。同样，古人在很多方面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如：良渚遗迹那许多精美的玉器、龙山文化薄如蛋壳的黑陶乃至汉代薄如蝉翼的轻纱，今人至今都未必做得出来，甚至连古人是怎么做的都还闹不清楚。 就歌、舞、乐而言，我们至今看到的也只有《尚书》中简单的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并不知道其规模有多大、人员有多少，编磬又是怎么排列、怎么演奏的?上古过于久远，难以稽考，先秦之后，秦始皇陵至今未挖出大型乐队与乐器，但从其兵马俑卫队如此惊人的规模，其“乐舞”的规模与场面也一定不会大小。唐代武则天从隋朝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的“十部乐”达到上千人之多，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等辉煌的音乐!上世纪六十年代举世闻名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部参演人员也只有三千人，其中、西乐队加起来至多几百人，达不到千人。 未来的音乐戏剧“歌、舞、乐”走向综合而不是继续像西方走向分离，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实际上西方的音乐戏剧也早就开始走向综合。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美国音乐剧就是成功的范例：非洲裔黑人舞蹈与现代流行歌与爵士乐的结合，使之风靡全球。 美国音乐剧得风气之先、独占鳌头，也曾引起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界极大的羡慕，效颦者众多，但亦步亦趋而收获甚微。当代不少有识之士早已经指出：仿效别人终归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应该像《白毛女》的作者们一样走自己的路。有的研究者甚至大声疾呼：回归歌舞剧，掀起中国歌舞剧的新高潮。 一提起歌舞剧，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二十世纪初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黎先生当然是了不起的，也是得风气之先、开一代新风。他的儿童歌舞剧几乎与美国音乐剧同时产生、同时起步。不过，中国歌舞剧的历史却是由来久远矣，不说更古远的上古三代，从战国末屈原的《九歌》算起，也应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此说有根据吗?有的。《九歌》中的《湘夫人》写的是等待湘君、《山鬼》写的是女子等待心中的情人，都是满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归……。这之中，有人物、有音乐也有舞蹈，有诗情、有画面也有戏剧性。歌、舞、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完全可视为是歌舞剧的片断。还有屈原的《离骚》，切不可将其视为只是诗人的抒情长诗，它也是有歌、有舞、有乐与有强烈的戏剧性的(结尾处的“乱曰”，便是终曲的表示)。 自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后，中国音乐戏剧包括歌舞剧的上限，就一直定在唐之“参军戏”与宋之“勾栏戏”。与古希腊悲剧比，落后不止上千年。这是不对的。那么，上述的《九歌》与《离骚》呢?汉代的“百戏”呢?(从汉画象石上看，有歌有舞也有人物有故事，“百戏”不仅仅是杂技，有戏剧成份。) 先秦的音乐戏剧发展到宋元明清，成为戏曲(昆曲、京剧和地方戏)，我称之为“古典音乐戏剧”(以区别于歌剧、音乐剧等“现代音乐戏剧”)也都是歌、舞、乐结合的。梅兰芳在“唱、念、做、打”外再加了个“舞”，是为了强化“舞蹈”的功能。 因此，无论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未来的音乐戏剧一定是歌、舞、乐结合的。至于叫歌剧、叫歌舞剧、叫音乐舞蹈诗剧……均无不可，选择的权利在观众。 我坚信这一点。是否如此?让历史去证明吧。 (2024年8月8日，於京南古广阳大学城“石可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