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是自由派文青的极端,沈腾是庸俗搞笑的极端,两个人相互为冤家是必然的。” 作者|郭松民 01陆川和沈腾是中国电影人的两个极端。 陆川是自由派文青的极端,沈腾是庸俗搞笑的极端,两个人相互为冤家是必然的。 并且,自由派文青主要靠“逼格很高”过日子,而庸俗搞笑则专靠解构装逼讨生活,所以,两个人相克相杀也是必然的。 前两天,陆川和沈腾就擦出了火花。 沈腾的《抓娃娃》正在大肆收割票房,陆川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在自己的头条号上点评道:“《抓娃娃》是低质强碱性搞笑片,雄霸中国电影市场,是文化的悲哀。” 这里,“低质”的含义一目了然,“强碱性”则略微有点让人费解,大概与“搞笑手段过于低级,用力过猛”一类的意思相去不远。 客观地说,陆川的点评相当中肯,但他说了以后马上就删除,声称盗号,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辩解道,“老沈是哥们,小史是我上部戏的男主之一,是亲弟。每一部电影都有主创的心血和态度,都值得尊重。祝影片大卖”,就有点不够诚实了。 这真是一种悲哀。 中国观众有福了,一天之内,居然看到了双重“文化的悲哀”。 一重,如陆川所言,是垃圾电影(不仅仅是“低质强碱性搞笑片”) “雄霸中国电影市场”的悲哀; 另一重,则是“不敢批评”的悲哀。 陆川本来有机会在电影圈扮演那个喊出“皇帝什么也没穿啊”的小男孩,但他连“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不仅得罪了人,还暴露了自己的懦弱,患得患失,白白让人瞧不起。 中国电影,如果要配得上中国崛起,就必须要有批评,没有批评,尤其是没有同行、业内人士的相互批评,电影就不能进步。 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规模差不多是世界第一了,但充斥着泡沫和垃圾(好电影也有,只不过凤毛麟角),不敢批评,把批评等同于抹黑,电影人视虚伪地以愚弄观众为目的的相互捧场为理所当然,就相当于垃圾无人清理,观众早晚会掩鼻而过。 真的到了那一天,做为主流电影人,陆川也好,沈腾也罢,都难辞其咎。 02肯定陆川的批评有道理,并不意味着他拍的电影同样值得肯定。 2002年,陆川推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寻枪》。 这部电影,由于姜文的深度介入,带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堪称惊艳。 2004年,陆川编剧、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上映,随即斩获了华表奖、金鸡奖、金马奖等国内顶级电影奖项,在国际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一时好评如潮,有人甚至声称,“这是一部需要跪着看的电影”。 这种说法,简直莫名其妙。 我认为,所有电影,都应该坐着看,跪着看电影,就把看电影这样一种文化消费活动当成了拜神,是一种思想和情感被双重奴役的表现。 二十年后,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可可西里》之所以备受追捧,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它体现了“白左”的价值观,与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的价值观相似,而这在当年的中国,正被视为“先进文化”; 第二,影片中还有一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线索。 比如,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长日泰,是藏族人(西藏在西方话语中具有特殊意义),而凶残的、最终杀害了日泰队长的盗猎头子,则是一位穆斯林。考虑到美国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进“反恐战争”,并隐然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可可西里》的呼应与暗示,是不言而喻的。 2009年,陆川编剧并执导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先后获得第57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贝壳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并获得第37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 但是,做为日本侵华战争主要受害者的中国人,看了这部电影,却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荒诞感。 为什么呢? 因为陆川并没有去深入挖掘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屠杀政策的根源,反而试图推动中日在所谓“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和解,似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中国人还仅仅是被杀,而日本人则是自杀。 共同的人性,有没有这种东西呢?也许有吧。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清算之前,谈论“共同的人性”,无疑是为搞大屠杀的恶魔开脱。 2012年,陆川编剧执导的以楚汉相争为题材的电影《王的盛宴》上映,这部电影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惨不忍睹,陆川愤愤不平,抱怨说是因为“五毛”的诋毁导致票房失利。 《王的盛宴》,标志着陆川已经彻底走出了姜文,完全变成了自由派话语的俘虏。影片贯穿的主题是:谁没有底线,谁就能赢得最后胜利。刘邦比项羽更卑劣,所以赢得了最后胜利。 这样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对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巨人的影射也非常明显,我当年就有专文批判【点击阅读】,这里就不展开了。 03如果说,陆川放不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带着一种自由主义“启蒙者”的优越感俯视观众,不肯俯就观众的话,那么,沈腾则刚好相反,他以一种喧闹的、低级趣味的、厚颜无耻的方式,肆无忌惮地讨好、迎合观众。 沈腾深知,一般的小市民观众,对自由主义文青那种孤芳自赏,动不动就自我感动的臭脸,早就受够了,所以他深知,解构、践踏那些爱装逼的人,一定会赢得歇斯底里的掌声。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青的那一套应不应该被解构,而在于沈腾不能拿出新的一套价值观取而代之。 也就是说,沈腾并不能用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真诚、勇敢等等美好品质,来取代小资产阶级的懒惰、浮夸、虚伪、怯懦等等,而只是满足于“把它搞脏”,好比看到一个人装模作样地穿一身西装,就在后面抛一团泥巴,看见有女人穿裙子,就撒一泡尿一样。 无论如何,陆川还拍出了几部能够给人留下印象的作品,沈腾的作品则高度雷同,很难区分彼此,基本都是加长版的小品,即搞一个虚假的设定,就拼命耍宝,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逻辑。如被陆川称为“低质强碱性搞笑片”的《抓娃娃》,一对富翁夫妇,为了培养孩子,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装穷,为孩子营造一个贫穷的“楚门的世界”,试问这可能吗? 04在新中国的人民电影时代,提倡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指导电影创作,如今,这一原则已经没有人再提了,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所提倡的“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表现生活与人物,总应该是正确的。 陆川与沈腾,共同特点是都不懂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屑于去了解。 陆川是从自由主义的概念出发演绎自己的作品的,沈腾则把没有概念当成了概念,做为拥有巨大资源的电影人,他们都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