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石丛稿》 第十集 《诸子说石》目录 管子 老子 孔子(已补) 墨子 孟子 庄子 荀子(已补) 韩非子(已补) 三、孔子 (一)孔子其人 (二)《论语》其书 (三)孔子“三语”说石： 1、《论语》; 2、《孔子家语》; 3、《孔子集语》。 (四)“孔子说石”简评 孔子说石 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的先祖是宋国王族，还是王位继承人之一。宋国是周武王灭商后，殷商后人的封国。因此，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孔子自己也说：“丘也，殷人也。” 后因宋国王族内乱，孔子高祖一支逃到鲁国。寄人篱下，贵族身份自然难以维系，坠入平民阶层。所以孔子说自已“吾少也贱。”少年时做了不少贱民做的活，如放过牛羊、看管过仓库等。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由贵族沦为平民是普遍的现象。墨子先祖也有贵族身份。这种磨炼，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孔子精通“六艺”，除了“琴棋书画”等雅事外，还有“骑射”“驾车”等粗活，可称得上是“文武”皆能。墨子为了救弱扶倾，更是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不这样苦学、苦修、苦炼，他们不可能成为“诸子百家”中卓越的一家。试想，有多少公子王孙、纨绔子弟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孔子一家大概在父亲叔梁纥以军功当上了鲁国大夫之后，又回到上层贵族的圈子里。但他三岁时父亲就死了，家道随之中落。他与寡母又给赶出家门，儿时自然陷于贫困。他长大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诸如给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这类苦差事。 孔子实际上是个私生子。五十多岁的老父与二十多岁的生母，在尼山“野合”生下了他。孔子名“丘”字“仲尼”，与他生于尼山有关(另有孔门后人为掩饰，说孔子名“丘”，是因为他脑袋长得像“山丘”。那么，字“仲尼”呢?显然，难圆其说。) 据孔子“三语”——“论语”“家语”“集语”——记载的孔子形象：身长八尺，头大咀阔，孔武有力。他似乎不像文人而像其父是一武夫，不像谦谦教书先生而像干粗活的莽汉(所以他周游时在匡邑才会被人误会是鲁国强人“阳虎”而遭围困)。 孔子虽为私生子，但史籍上并不讳忌记载此事。那时的人没像后来的宋明道学家满脑子“迂腐气”，并不觉得如实记下这些，对孔圣人有什么不敬，更不认为男女“野合生子”有什么耻辱。实际上，“野合”古已有之，在原始社会十分普遍。 商、周始祖都是私生子。商始祖契是生母简狄在野外洗澡不小心吞下燕子蛋生的(《史记·殷本纪》：“有绒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周人始祖稷也是生母姜源外出踩了“仙人足印”后有孕生的(《史记·周本纪》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这种神奇传说，明眼人一看，只是“野合”的一种托词。 母亲颜氏女出身也低微，其娘家很穷。孔子最满意的学生颜回就是颜氏娘家的。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被称为“君子固穷”榜样。 其实，这是为生活所迫、万不得已的，没有人乐於贫穷。贫穷也使颜回早逝，未能发挥他的才干。“君子固穷”，不仅一般人做不到，“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的孔夫子也做不到。 孔子博学，有抱负也有能力，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他也有过机会，54岁时当了鲁国“宰相”级的“司寇”(管司法治安的，如今之“公检法”。) 他在任时，主要干了两件事： 其一、杀少正卯。 上任仅七天，便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 《荀子-宥坐》披露孔子给少正卯定了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 翻译成白话便是：一、通晓古今而心地险恶;二、行为怪辟而固执;三、说假话而又善辩;四专搜罗丑事而且收得特多;五、专顺从反面意见而且影响很广。 孔子认为这五大罪状，有一条就是死罪，而少正卯全都有了，当然必死无疑。 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少正卯既不是聚众闹事又没有造反杀人，纯粹是办学教授学生，发表不同政见。古往今来，“以言定罪”，从二千年前的少正卯，到二千年后的李卓吾，不知冤杀了多少正义之士?孔子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少正卯的观点大受欢迎，以至于造成孔子办的学校“三盈三虚”，所招收的学生都让少正卯“挠”走了。最惨时，教室只剩下颜回一人。 当时有水火不容的两派主张：“礼治”与“法治”。孔子是主张“礼治”的。少正卯具体主张什么?孔子定罪并未明说，从其必欲除之而后快来看，他肯定是主张“法治”的。 “以言定罪”，以不同政见而置人于死地，不仅於法不符，也与孔子自己的“高见”相违背。他说过这样的话：“子为政，焉用杀?”你“为政”如干得好，怎用得着杀人?(《论语-颜渊》) 所以，孔子杀少正卯一事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孔儒门徒一直掩盖着，《论语》一字不提。荀子揭出之后，到南宋朱熹这个理学家咀里还矢口否认，认为《论语》不提此事，《左传》与“思孟学派”书都不记载，肯定是没影的事。至于荀子披露出来，那是齐鲁诸儒出于对“圣人”的怨愤而造出来的(《朱子全书》)。 荀子是孔门中人，又是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凭他的人品、学识、威望，难道会造孔夫子的谣?荀子一披露，言之凿凿，杀少正卯已成铁案，不是朱熹之流否定得了的。 孔子的另一政绩还有“坠三都”(实只拆毁了叔孙氏、季孙氏两都，孟孙氏一都或因坚固未拆成)、反对“法治”。这都不必细说了。总之，凡是违反他的“礼治”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他都一概反对。 春秋末年，随着“礼崩乐坏”，时代的潮流正从“礼治”转向“法治”。因此，孔子晚年带着自己那一套与时代潮流相背的“礼治”观念“周游列国”，落得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西行不到秦”，他不敢去秦国，因为秦国是大兴“法治”的强国。孔子那一套“礼治”旧观念，在重革新、讲耕战、行法治的秦国行不通是肯定的。弄不好，惹恼了秦国君臣，恐怕都回不来。 有意思的是，孔子不找周边的强国、大国，专找中原的陈、卫、蔡这类弱国、小国，也显出他的保守性。强国都是经过“法治”改革强大起来的，在孔子看来，全是违反“礼治”的，似乎只有这些风雨飘摇中的撮尔小国才是他的希望之所在。 孔子政治上的保守、守旧有时真到了迂腐可笑的地步：凡是一切不符合“周礼”旧制度、旧规距的，他都深恶痛绝、看不下去，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佩服管仲治国之才，说没有管仲，我们都成了“左衽”的夷狄了。然而，仅因管仲多设了一个像君主放酒器的台子，他便说管仲“不知礼”(《论语-八佾》)。 孔子的旧贵族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有个叫樊迟的学生要去学种地和弄菜园子。孔子认为这不是“君子”干的活，是奴隶们干的，居然骂这学生是“小人”(《论语-子路》)。 “民以食为天”，吃饭填饱肚子，是天大的事。学生想学种田，肯定也是为解决吃饭的难事。孔夫子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竟不懂得这最起码的道理。他似乎认为君子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去干种地这等下贱的活，干了便是“小人”(难怪朱熹会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没有人性的话)。孔夫子似乎忘了自己少年时干过放牧牛羊、看管仓库等“贱活”的经历。 孔子虽活到73岁，因政治上失意，晚年却是郁抑不得志的。好在他老人家并没有郁抑而终，而是明智地转向文化教育方面，创立了他在文教方面的两大业绩。 其一是创办“私学”。 过去一切学校都是“官学”(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是齐桓公办的。荀子当过三届“祭酒”——“校长”，培养了韩非、李斯等杰出人才。) 办“私学”，孔子是第一人。 孔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成功在教育方面。他有三千学生，杰出优秀的就有“七十二贤人”。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去世后，学生们为他守墓。子路守了三年，子贡守了六年。有一百多家学生及其后人陆续迁到附近居住，故孔墓一带又称“孔里”。从古到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试想，当代有哪一位教授、博导能获得学生如此尊崇? 列宁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是否提供前人没有的东西? 孔子“有教无类”的历史贡献，正在于将教育从“官学”解放出来，使平民百姓和贵族子弟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从孔子之后，官办的“国子监”与民间办的各类“书院”便成为历代教育并行不逭(“官”为“孛”)的办学模式，至宋明尤盛。 其二是整理上古三代典籍。 《诗经》三百篇是经孔子删定的(五千篇删剩三百，功过另论，至少保留了一部分)，其余的“易经”、“书经”、“礼经”、“春秋”(“乐经”佚失)也大都经过孔子的手，或删节，或作传论，或加注疏。 三代典籍能流传至今，孔子功不可没。 顺便纠正传统的一种说法：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法不可靠：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上古典籍，他只是当教材用，讲述给学生听。他并没有创作任何一种。具体到《春秋》这一鲁国的“国史”，乃鲁国史官所作。孔子非鲁之史官，不可能也没条件写出这部断代史来。至于他讲《春秋》时是否加入自己的看法，那是肯定的、免不了的。今传解释《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公羊、谷梁)，并没有孔子。孔子的解经没传下来。 当时各国都有类似《春秋》的“国史”。孟子就曾经说：“晋之乘(shèng)，楚之梼杌(táo wù)，鲁之春秋，一也。”名称叫法不同，其实都一样，都属“国史”。 应该看到，孔子及其思想也是个矛盾体。他既把想种田的学生骂为“小人”，又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种不分贵贱贫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堪称“伟大”!)他既坚守“君臣父子”的名份、反对一切“以下犯上”的言行，又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抗议。 孔子喜欢评价历史人物，但无论对人对事，其看法并不一致，自相矛盾的颇多。如对齐国管仲与郑国子产这些杰出人物，一方面十分敬佩，又总觉得他们有不少不合“礼”之处(包括管仲的经济改革与子产的“铸刑鼎”)。 的确，孔子这种矛盾性使其具有多面性。有学者说得好：《论语》中的孔子，温良恭俭、好学深思，是诲人不倦的良师;《易传》中孔子，仰观俯察、明哲深邃，是充满智慧的哲人;《礼记》中孔子，学识渊博、吸纳道法，有极度张扬的个性。而《论语》、“家语”、“集语”中都记载的困于陈、蔡的孔子，别人讽刺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诚然。”说“确实如此”。 《庄子-外编》“盗跖”篇，更是篇惊世骇俗之作。孔子本想劝导好友柳下惠之弟柳下跖——“盗跖”改邪归正，因而求见这位令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的“大盗”。结果被这位奴隶起义的英雄骂得狗血喷头，差点丢了老命。孔子出来时吓出一身冷汗、连手脚都发抖，几乎上不了车。“孔圣人”那一付狼狈相，着实令人忍俊不禁。 “圣人”也是人，饱食终日时是一种姿态，尤其在诸侯面前，更是端起架子，“割不正不食”。但如困于陈、蔡之时，饿了七天、“面有菜色”，有吃的、喝的立即便下肚，什么来历、“正不正”全都顾不上了。 这才是真实的孔子。而明、清皇帝捧上天的、被鲁迅先生说捧到吓人地步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则是不真实的，是假的孔子。 (二)《论语》其书 孔子只留下一部《论语》，不是他生前的著作，是他身后学生们抄录的，是他的“言论集”、“语录”汇编。书中不光有孔子的言行，还杂有他学生的话。 《论语》一书大约在孔子去世70多年后的战国初编成的。为何称之为“论语”，汉代人就有不同说法，较为切实可靠的应是：论述孔夫子的言语。 关于《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五花八门。自然，其所表述的孔子的思想，也是杂七杂八。其核心是“礼”，即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各在其位、各守本份：君有君的尊严，臣有臣的职责。父子亦如此。 因此，严格意义上，孔子不是哲学家，不像老子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有一总体看法：“一阴一阳谓之道”。孔子是伦理学家，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与伦理道德：如何“克己复礼”、如何恢复并维持周公确立的上下关系?贵族士大夫如何当君子而不当小人? 孔子希望这种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奴隶社会是最符合“礼治”的、最美好的，应该是恒久不变的。他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特别痛心疾首。他无法超越时代，也许意识不到奴隶社会仍然是野蛮、血腥的，所以他才会用尽一切美好词藻，赞美周公及其所制定的“周礼”。 然而，孔夫子的话说得再漂亮、再冠冕堂皇，他所维系的社会伦理道德，是维护奴隶社会的秩序、是保护奴隶主利益的。他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仁”字，由二人组成，表示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个“人”，只包括奴隶主贵族士大夫的“君子”们，而不包括非君子的“小人”们。 古文“人”与“民”也不同：“人”是“士”以上者，“民”则是奴隶(古文“民”字是左眼被刺瞎作记号的奴隶，如同后世对罪犯施以黥刑——脸上剌青)。因此，孔子的“仁者爱人”更不包括“人”之外的广大被压在底层、过着非人生活的奴隶们。后世孔门信徒竭力想把孔子的“人”加以抽象化，扩大为不分阶级、不分贫富的所有的人们。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这方面，孔子有的话说得很绝，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什么意思?他反对用假的“人俑”代替真的“人殉”。为此，他连废掉人殉的周公都骂了。西周之前，特别是商代，用活人祭祀的风气很盛。每年都有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名“人殉”死于非命。献祭的“活人”从哪来?一是奴隶，一是战俘(战俘不死也成奴隶)。作为商的“小邦国”，周人每年都得向“大邦商”进贡抓来的众多战俘(多为姜人)。周灭商后，周公废除了残暴的“人殉”制度，改用“人俑”作替代物。这本是一大进步，居然为孔子所反对、所咒骂。 后世孔儒为帮孔子掩盖，认为“始作俑者”的“俑”就是“人殉”。这种曲为之解是没有根据也是无力的。“人”是活的、真的，“俑”是死的、假的。“人”与“俑”怎可混淆?“俑”有土俑、陶俑、木俑，都不是活的“人”。还有更可笑的：有学者不敢否认“俑”是死人、是替代品，却说孔子连“人俑”都反对，难道会赞成“人殉”吗?(《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持此观点)。他是把孔子当成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超级“圣人”了。 应该如何看待孔子其人其书其思想? 其一、必须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及其社会的阶级环境之中。孔子是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社会与阶级而单独存在。 孔子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抽象的“圣人”孔子是不存在的。 其二、功是功，过是过。不可因其“功”而否定“过”，也不可因其“过”而否定“功”。 同理，也不可将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所干的坏事都栽到孔子头上。“五四”要打倒的是“孔家店”而不是孔子。“孔家店”不是孔子开的，是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们开的。他们贩卖的是假货、“假孔子”，而不是真货、“真孔子”。 毛主席《七律-呈郭老》诗中称“孔学名高实稗糠”，指的也不是孔子，而是“孔学”，即孔家店的假货色。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孔子，不妨听听毛主席的高见。 毛主席说他“读了六年孔夫子”。他对《论语》是烂熟于心的，文章大量引用孔子的名言，如“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不耻下问”、“过犹不及”、“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他连两个女儿李敏、李讷的名字都取自《论语-里行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区分、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阶级斗争学说。 毛主席肯定孔子的有： 1、从方法论上，肯定孔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的思想。他认为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并将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 他并用辩证观点解释孔子的“中庸”思想：“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他同时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 2、他肯定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1958年他在审定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语：“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作为伟大思想家，毛主席对孔子一些守旧、陈腐观念自然进行批判。 1、从认识论观点，他否定孔子的“生而知之”的说法。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而“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更是“次也”、“下矣”(《季氏篇》) 对于孔子这种近乎“天才论”的观点，青年毛泽东早在一师时的读书笔记中便加以否定，认为“不可信也”。1937年初他对安吴堡的学生更加明确地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1949年初，他与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符定一、仇鳌与刘斐等会面时说：“哪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晚年(六、七十年代)提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以及庐山会议上对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的严厉批判，都证明反对“生而知之”是他一贯的思想。 由此，他也不相信“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 2、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对孔子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批判。 批判孔子“仁者爱人”。1964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 批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43年4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一篇谈话，谈到统一战线各方应团结，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老总的本意应是好的，针对国民党反共摩擦。一般人也看不出他引用的孔子这话有什么毛病。 毛主席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这篇谈话后，给彭德怀写了封信：“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批判“贫而乐”，认为是“蠢话”。1936年他对斯诺说：“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 批判孔子轻视生产劳动的教育思想。毛主席青年时代就读第一师范、当教员与小学校长。他重视教育，既肯定孔子“有教无类”具有“人民性”的好的一面，又批评孔子轻视劳动与劳动者的不好的另一面。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他就批评孔子教的“三千学生”都是脱离实际不参加生产劳动的。1955年底，他在曲阜建立合作社的报告中作了批示：“曲阜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年的学校……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1964年春节，他召集教育座谈会，讲话中肯定孔子只教六门课(诗、书、礼、易、射、御)，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又谈了孔子的不足：“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手)工业、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 毛主席既重视孔子，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同时又对孔子持批判态度。其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已足以看出，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孔子进行分析的，值得今天盲目尊孔崇儒的人们深长思之。 孔子说石 一、《论语》： 1、《学而第一》：“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 (注)切，开料;磋，粗锉;琢，细刻;磨，打磨。 (解)这是子贡请教孔子的话，意思是：做学问要像制乍玉器一般，如同《诗经》所说的，由粗到细，切磋琢磨。孔子夸他能“举一返三”，可以谈《诗》了。 2、《雍也第六》：“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注：仁者，有仁爱之人;乐山，喜爱山;知者动，好动;知者乐，快乐。) (解：孔子说，有仁爱心的人喜欢山，有智慧的人喜欢水。为何?仁者爱静，山静故爱山;智者爱动，水动故爱水。仁者如山长寿，智者如水快乐。) 3、《子罕第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注：仰，仰头;钻，钻研。) (解：这是颜渊称赞孔子的：越抬头看越高，孔子像山一般;越钻研下去越深，孔子像石头一样。) 4、《子罕第九》： 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注：韫，放入;贾，音古，商人;善贾，善于做买卖的。) (解：子贡很会做生意。他问孔子：“有一块美玉，是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我也在等识货的呢。” 孔子这里表现出是一个讲实惠的人，一点也没有“道学气”。他最后一句“我也在等识货的呢。”有弦外之音：他本人也是“待价而沽”呢。当然，他在等不是商人，而是能赏识自己的君王。 从中也可看出，春秋末期，玉已成为商品了。连固守“周礼”的孔子也不得不随俗了。) 5、《乡党第十》：“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宿宿(左加“足”)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注：圭，命圭，显示身份;勃，焕发;宿(左加“足”)，紧凑;不胜，力不胜。) (解：这是说孔子在不同场合行礼的不同态度： 出使外国时，拿着圭玉，恭敬如鞠躬，像拿不起来一般(十分庄重);向上如作揖，向下像将圭玉交授别人，一付诚惶诚恐的样子;连走路也是小快步，十分紧凑规矩，就像走在一条直线上一样。 而当他以私人身份会见外国宾客时则完全放松：献礼时满脸和气。因是私下见面，轻松愉快。 孔子是精通“礼”的，更懂得内外有别：场面不同，态度也不同，或庄重、或放松。他并不死守某一种“礼”。) 6、《先进第十一》：“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注：三复，重复三次;玷，瑕疵，污点。) (解：南容把《诗》“白圭”吟诵了三遍。孔子便将兄长的女儿给他当妻子——认为此人可信赖。 这首诗的意思是讲人要注重言行：白圭有污点，尚可以磨掉;人的言行有了污点，就不好办了。) 7、《阳货第十七》：“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注：礼云，礼啊;乐云，乐啊。) (解：孔子说：“礼啊礼啊，仅仅是玉、帛之类吗?乐啊乐啊，仅仅是钟、鼓之类吗?” “礼乐文化”是上古三代特别是周代整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囊括政治、文化、教育、外交、法律等各个方面，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所以，孔子才会发问：“难道‘礼’仅仅是玉、帛这些礼品就够了吗?难道‘乐’仅仅钟、鼓这些乐器吗? 一般都是“钟、磬”并列，此处仅举“钟、鼓”，有点怪。也许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之际，战乱频仍，攻伐并作，“击鼓”、“鸣金”，无日或缺。“磬”已不大时兴，而为“鼓”所代替了。) 二、《孔子家语》 【书介】 《孔子家语》10卷、44篇，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有27卷，三国时王肃作注仅剩10卷，沿用至隋、唐。 到宋代，宋人疑古成风。宋人断言此书即是王肃作伪的“伪书”。经学史上，汉学重考证，讲经、注经十分繁琐;宋学重义理，讲微言大义。宋学否定汉学，实为另一种不着边的罗嗦。 一直到近、现代，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风靡一时，更将此书进一步考定为“无任何取信之价值”的东西。“伪书”说更成了铁案。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儒家者言》，与今本《孔子家语》极为相似，实为给“疑古派”一记耳光：三国时王肃怎能伪造出与汉代相同的古书?——“伪书”说不攻自破。今学界基本一致，认为此书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有的甚至称之为“研究孔子第一书”。 关于该书编者：有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有说是汉初献孔壁古文书的、孔子12世孙孔安国(《孔子家语》有其序)。总之，不出孔家后人。 孔子去世后，其家人与学生记录、搜集、编纂他的言论，有一部分较切实可靠的，战国初先编为《论语》，其余较庞杂的汉初合编为《孔子家语》。二书来源应基本一致。至于《孔子集语》，那已是清嘉庆年间，孙星衍从唐宋之后各种集书、类书中摘录编纂而成。 孔子“三语”—— “论语”“家语”“集语”——由此备焉，实为孔子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说石(玉)】 1、六本第十五：“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 (注：金、石，乃钟、磬。) (解：意为音乐与感情相通。) 2、辩物第十六：“时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右旁为“苦”)矢贯之石弩(下部为“石”)，其长尺有咫。” (注：隼，猛禽;梏(右旁为“苦”)矢，梏木作的箭;石弩(下部为“石”)，石箭头;咫，八寸为一咫。) (解：说明春秋时，箭头还是有用石头磨成的。) 3、在厄第二十：“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注：厄，受困;赍货，携带货物;犯围，突围;籴，买米;一石，一百二十斤。) (解：孔子被围困于陈、蔡，随从七天没东西吃。子贡偷偷突围而出，将所带的物品，以货易货，换得一百二十斤米。 古时以“石”“斗”计量，十斗为一石。其量器是石头制作的，故称“一石”。) 4、刑政第三十一：“孔子曰：……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圭、璋、璧、琮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 (注：命服、命车，天子赐的官服与车马;圭、璋、璧、琮，封赏祭祀的礼玉;粥，出卖。) (解：孔子认为，有十四种东西是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卖的，其中包括天子赐的官服、车马，封赏祭祀的礼玉——圭、璋、璧、琮等。 这也反映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部分沦为平民的贵族为了生计，将家中天子封赏的礼品都拿到市场出卖。孔子宣称必须禁止，但吃饭是第一要务，岂是他几句话禁得住的?) 5、问玉第三十六：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 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注：珉，似玉的石头;栗，坚硬;廉，棱角;刿，割;诎然，断绝;瑕，玉上斑点;瑜，玉之光彩;孚尹，玉之晶莹;旁达，光采四射;圭璋，朝会所执玉器;特达，直接送到;言念，想念，言为助词。) (解：子贡善经商，他问孔子的话，从“物以稀贵”的商业角度来谈玉与珉的贵贱。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原因。君子看重玉，是因为君子“比德于玉”。他总结出玉有十二德：仁、义、礼、智、信之外，还有礼、乐、忠、天、地、德、道。) 这是孔子继管仲之后对“玉”的社会价值与道德功能的又一次全面的总结。) 6、正论解第四十一：“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注：度，风度;式，样子) (解：想起我王的风度，样子像美玉般温润，又像金子般纯正。) 7、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孔子在宋，见桓魁(斗旁为‘隹’)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注：桓魁，宋国司马;椁，古代棺木有内外棺，外棺为椁;靡，奢侈。) (解：孔子在宋国时，见桓魁给自己做石椁。三年没做成，工匠都累病了。孔子忧愁地说：‘如此奢靡，还不如让尸体快点腐朽更好。’”) 三、《孔子集语》 【书介】 《孔子集语》是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录编纂的。其书汇集四书、五经之外的诸子、诸史及唐宋类书。收罗面既广、征引亦极繁富，均为《论语》、《孔子家语》所未收、所未见者，带有辑佚性。 正因如此，该书难免有鱼目混珠、真假史料并存之弊。 【说石(玉)】 卷三-五性： 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 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王。此之谓也。”(《荀子-法行》) (注：)珉，如玉之石;恶，哪里?缜栗，纹理细密;廉，方正有棱角;刿，割伤人;适，适合，美好;辍然，音停之状;雕雕，雕绘很美;章章，素质明丽状。 (解：这段文字与“家语-问玉”大同小异，都是说君子“以玉比德”，玉有“仁、知、义、行、勇、情、辞”等七德——“问玉”则列有十二德。) 卷五-六艺(下)：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御览-八百四》引诗《含神雾》) (注：祖，祖先，本源;宗，本质，主旨。) (解：《诗》表现的是天地的核心事理、是君主修德的本源、是百福的根本、是观察万物的窗户，是刻于玉版、藏于宝库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不仅写于竹简，还刻于玉版。当然，这是君王等级才有的。南宋贾似道“玉版十三行——王献之小楷《洛神赋》残本”)，将书法刻于玉版。而玉版刻诗乃古已有之。但至今考古界有“金缕玉衣”，却仍未发现玉版之《诗》(那怕是残片)。 六艺(下)： 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大戴礼-礼察》) (注：执，掌握;正，正确方法) (解：先王正因为掌握这些正确的方法，才能坚如金石。) 六艺(下)：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主人以玛(右旁为“与”)、潘(左旁为“玉”)收之。……孔子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淮南子-缪称训》) (注：丧，丧事;吊，吊唁;玛(右旁为“与”)、潘(左旁为“玉”)，鲁国宝玉。) (解：鲁国季孙有丧事，孔子前去吊唁。他见主人将宝玉放入棺中，便说这样做，如同将尸骨暴露在野地里。 很显然，孔子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也许他认为季孙这类鲁国家臣用宝玉陪葬还不够格，有越“礼”行为，才会说出这样极端的话。 只要比较一下孔子的葬礼便知：当过鲁司寇的孔子葬时，只有用五寸的“象牙佩”，并未用玉。另一史料则陪葬“黄玉”，即“璜”，乃是鲁公所赐礼玉。) 六艺(下)： 孔子曰：……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成，通乎金石，而况人乎?(《论衡-儒增》) (注：志成，心诚;金石，指钟磬。) (解：孔子精通音乐，能演奏琴瑟。他认为音乐是随演奏者心情不同而改变的。感情能通于金石，何况是感动人呢?) 六艺(下)： 子曰：“石，无知之物;鸩(左旁为“儿”)，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鸩(左旁为“儿”)有知，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谷梁-僖十六年传”) (注：鸩(左旁为“儿”)，鸟名;日，记下日子;月，记下月份。) (解：孔子说，石头无知，记下日子;鸟儿有知，记下月份。君子对于任何物类，都不会随随便便。) 六艺(下)： 逸《论语》曰：“玉粲之瑟(左加“玉”)兮，其溧(左为“玉”)猛也。” 逸《论语》曰：“如玉之莹。”(《说文》) (注：逸《论语》，今本《论语》二十篇散逸的文字;瑟(左加“玉”)兮，玉石纹理光华;溧(左为“玉”)猛，玉石光采有序。) (解：均为对玉石纹理光华的形容与赞美。自然也是有“君子以玉比德”之义，希望君子都像玉石一样光采照人。) 六艺(下)： 逸《论语》曰：“玉十谓之区，治玉谓之琢。磋(左旁为“玉”)者，玉色鲜白也。莹，玉色也;瑛，玉光也;琼，赤玉也。睿(左加“玉”)、瑾、瑜，美玉也。无(左加“玉”)，三彩玉也。玲、跄(左为“玉”)、峥(左为玉)、琐、皇(左加玉)，玉声也。敫(左加玉)，玉佩也。真(左加玉)，充耳也。操(左为“玉”)，玉饰以水藻也。”(《初学记》二十七)。 (注：区，双玉叫珏，五珏十玉叫一区;无(左加“玉”)，三彩玉也，一种色不纯的玉，杂有红、白、黑三色;充耳，古代天子以玉塞耳、诸候以石塞耳，以隔离杂音;操(左为“玉”，玉饰以水藻也，用彩丝穿上一串串，垂于天子冕的前后。) (解：上古三代，青铜器兴起，玉文化亦大盛，尤其是商周两代，可称为继石器时代后的“玉器时代”。玉成为“礼玉”，是“礼乐”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礼有礼玉，乐有石磬。 这段文字详细介绍各种玉的名称、特色与用途。) 卷六-主德： 子曰：“……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大戴礼-用兵》) (注：邹大，当为孟陬，农历正月;告朔，天子每年十二月初一向诸侯颁发皇历及明年政令;玉瑞，命圭，天子颁发诸侯任命的圭玉;政，通征;六蛮四夷，泛指华夏之外的四方民族。) (解：孔子描绘了春秋末期一幅“礼崩乐坏”的局面，一切都废弃了。天子不颁发年历、政令，诸侯也不来朝拜天子。内外全都乱套了，互相征伐。本来朝聘都需用礼玉：诸侯朝见天子要呈献“命圭”，天子聘任诸侯也需封赏“礼玉”。“玉瑞不行”，指这一切都废了，天子的威权行不通了。) 卷九-论人： 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不知也。”颜渊蹙然变色曰：“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宝。”(《韩诗外传》卷四) (注：恨，违，逆，指不同意;颡，叩首，首肯，指同意;仞，古八尺，今一米八。) (解：孔子会见客人。客人走后，颜渊问孔子：此人仁否?孔子说，他心里不同意，咀里同意。仁不仁，我不知道。 颜渊皱眉头脸变色说：“一块尺大的美玉，即使有七、八丈厚的土，也盖不住它的光采;一颗寸大的珍珠，即使有七、八十丈深的水，也遮不住它的莹光。”他的意思是，有仁心的人，是伪装的外表挡不住的。) 卷九-论人： 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 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凤凰，其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凰居止。天为生食，树名琼枝，高百仞，以谬(左旁为‘玉’)、琳、琅干(左旁为‘玉’)为实。……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太平御览915》引 “庄子”) (注：为武，好胜;谬(左旁为‘玉’)、琳、琅干(左旁为‘玉’)，均为珠玉;戴，头上戴着;婴，身上系着。) (解：孔子见老子，夸自己五个弟子各有特点：勇、智、孝、仁、武。 老子说，南方有一种凤凰鸟，居住的地方，上有层叠的磐石千里，下有河水。上天为它生长的食品——琼枝树，七、八十丈高，结着各种宝石般的果实。从凤凰美丽的羽毛可看出，它既圣则仁义、既智慧又贤德。 老子的话有点打岔。话里话外，他似乎不太欣赏孔子各有专长的五大弟子，而主张全优型的，且又是上天恩赐的，属天才型的人物，如同凤凰一般。) 卷九-论人： 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我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也。……”(《说苑-权谋》) (注：文子，中行文子，春秋时晋国大夫，三家分晋之一家，败后曾出逃。) (解：这里有个故事。中行文子逃到自家封地边界，随从让他在管边界的一个叫“啬夫”的家中住下。文子说：“昔日我爱好音乐，他就送我琴;我爰好玉佩，他就送我玉。这是一个不肯非议我过错的人，自然会收留我。但我怕他会认为我乞求他收容我。” 也许文子看出啬夫是个势利人：当他得势时，只要他喜欢，不用开口，此人就会送琴、送玉给他。如今失势了，再求他收留，恐怕靠不住。显然，文子留了个心眼。当他后来归国，便找个借口将啬夫杀了。 孔子对此很反感，认为文子是背弃道义。) 卷十一-博物： 鲁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于天，羊不能上。孔子见公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愿无怪之。”(《太平御览-九百二》引“韩诗外传”) (注：穿井，挖井;祝，巫祝，祭师;鼓、舞，敲鼓、跳舞祭天;上于天，升天。) (解：鲁哀公让人挖井，三月不见泉水，挖到一玉羊。他认为是吉祥之兆，令祭师祭天，敲鼓、跳舞，想送羊升天。羊上不去。 孔子对他说：“水之精华是玉，土之精粹是羊，不足为怪。 哀公迷信，孔子不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还是个博物家，但受时代局限，说“水之精是玉，土之精是羊”，并没有多少根据。) 卷十四-杂事： 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左旁为“玉”)之声谬(左旁为“玉”)然。(《艺文类聚》67引“典略”)。 (注：寡小君，国君夫人自称;谬(左旁为“玉”)然，玉环佩碰击声。) (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第一次到卫国，呆了十个月。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他坏话。孔子离卫国在蒲地呆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卫都。 这个材料说孔子见南子是迫不得已。《论语-雍也》只说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解释说：“我否定的人，连上天都讨厌。”言外之意南子还不属于这一类人。 子路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南子名声不好。《左传》说她“美而淫”。子路怕影响老师名誉。 孔子见南子时，隔了层帷幕。幕里传出环佩之声，说明春秋末贵妇人还佩带玉佩、玉环。 孔子是否佩戴?没说，估计是没戴。那时连讲究“礼仪”的孔子平时头冠上的钗，都不用玉钗而用荆钗了。 周游列国不是他政治上的颠峰期，他已不再是鲁大夫、司寇，只是个较有名气的教书先生、“说客”。他那一套主张，卫灵公也没接受。所以他只能叹息：“我没见过好德如好色的人!”失望地离开卫国。) 卷十三-事谱(下)： 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渡秋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谓然而叹之……(《琴操》) (注：赵简子，名赵鞅，春秋时赵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他也是《赵氏孤儿》赵武之孙，主政晋国十几年，政治家、改革家;循，遵循礼节。) (解：这其中的故事很长，涉及晋国内部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内斗及赵、韩、魏三家分晋等等诸多故事。 卿大夫篡位、六卿分晋，在孔子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正因为如此，孔子对赵简子自然不会有任何好感。 这里说的是赵简子遵循礼节用玉、帛聘请孔子。孔子也去了，走到半路，听说赵氏将一位贤大夫杀了。孔子立即改主意不去应聘，并发了一通议论：“他将贤大夫杀了聘我，我怎能去?烧林种田，麒麟都不到;复巢破卵，风凰也不飞来。 打仗不好，杀人也不好。但在春秋末年，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似乎没什么是非可言。孟子说：“春秋无义仗”。杀人呢?似乎也是如此。 其实还是有是非的。看你站在历史潮流的那那一面，是顺潮流而动或是逆潮流而行。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 赵简子为何杀窦鸣犊?二人政见不同。作为政治改革家，他看到时代的变化，不愿受制于晋侯及其他豪门巨族。而作为晋国守旧的大夫，窦氏遵循“周礼”、维护晋侯的地位。他劝说赵简子别效法范氏、中行氏以下犯上，落到灭族亡身的下场。 显然孔子与窦氏看法是一致的。 改革派与保守派，水火不容，拔刀相见是必然的。孔子不也杀了少正卯?不同在于：赵简子杀窦氏是出于改革派的立场，孔子杀少正卯是出于保守派的立场。 从历史发展大潮流上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义在改革派赵简子一边，而不在“保守”“复礼”的孔子一边。 到了战国，赵、韩、魏三家分晋后，赵简子身后百年，其子孙赵武灵王更成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使赵国成为“七雄”之一。孔子竭力维护的周、鲁、晋一个也没留下来。) 16、卷十三-事谱(下)： 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于鲁城北。(《太平御览560》引“皇家冢墓记”) (注：黄玉，玉璜。半璧叫璜，朝聘、祭祀礼玉。据《礼记-檀弓》：孔子的璜玉为鲁君所授。) (解：关于孔子陪葬品，其说不一：有说是用五寸象牙佩的，有说是玉璜。应以后者为据。因为孔子当过鲁寇，应有聘玉。) 卷十三-事谱(下)：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瑟钟磬琴之音，遂不敢复坏，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鲁恭王传》) (注：恭王，汉景帝儿子刘余，封鲁地;钟、磬、琴、瑟，上古三代乐器。钟为编钟，磬为编磬，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分为三、五、九等。) (解：汉武帝时，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夹墙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本。史称“孔壁书”。书中字体为周代古文“大篆”，称“古文经”，后引起“今古文”之争。 鲁恭王“闻钟磬琴瑟之音”而不敢拆之说一般不存在(据说雷电交加之际，大自然能录下音来。曾有人在雷雨之夜，于长城脚下听到兵马撕杀声——此传说未知确否?)。 恭王主要是发现了“孔壁书”，知孔宅不可犯。) 卷十三-事谱(下)： 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西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水经注-25-泗水》) (注：略。) (解：孔子居屋三间走向及居者尊卑是严格按春秋古礼的，可视为四合院的初型。 到鲁迅时代，阜内大街西三条21号鲁宅，则一溜北房三间，鲁母居东，朱安居西，鲁迅居中(后接出一小屋作书房，称“老虎尾巴”。) 北京四合院东北屋历来为家中最尊之老太爷居住。鲁母居东屋正有尊老之义。 可见，自“古代圣人”孔子至“现代圣人”鲁迅(毛主席语)“敬老”之优秀传统一路继承下来，始终保留着，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的核心(但又不同于“二十四孝”中诸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恣蚊饱血”一类为鲁迅所痛恨的蠢事。) 孔子编写的竹简文字至今未见，有其所用石砚传世，也是“砚史”难得之史料。 砚，古称“研”，石制居多，大概新石器晚期仰韶时代就有了。孔子之石砚，亦可视为新石器时代最后的实物证据。 卷十四-杂事： 《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秩(左旁为‘衣’)”三篇，皆仙术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谘呈。” 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抱朴子内篇辨问》) (注：吴王，阖闾;伐石，采石;合石，石盒;赤雀，红鸦) (解：这段文字前后有三、四处介绍《灵宝经》的神仙传说：太上老君将《灵宝经》五篇真经给了帝喾。帝喾成仙时封存于钟山。大禹治水时得此书，从中获得治水之法。大禹成仙时又封藏于西洞庭包山岩洞里。到春秋时，吴王阖闾游包山，山上遇一老人。老人将一卷白绸包的书献阖闾。书上文字不认识，便派人请教孔子。 孔子念了首童谣，说那老人叫龙威老人，隐居山中，上洞庭包山偷了大禹遗书。此书已传六百年，如强拿将丧身亡国。阖闾听了害怕，将那卷书还给了老人。 传说细节各不相同：有说是吴王派灵威丈人入洞穴，走了17日还不见尽头，才找到玉叶上刻有“灵宝二卷”的书，请孔子过目。孔子说是“禹之书也。” 至于《灵宝经》几卷，说法也不一： 有说是“五符”即五卷，内容是帮大禹治水、制服蛟龙的——引自《绎史孔子类记四》-引《吴越春秋》; 有说是“正机平衡”、“飞龟”、“授秩(左旁为‘衣’)”三篇，皆仙术也。三篇“灵宝之方、长生之法”——引自《抱朴子内篇-辨问); 还有说是玉叶上刻有“灵宝二卷”的——引自《太平御览46》引“吴地记”。 说法不一，且都说得玄之又玄，都认为是帝喾、夏禹遗书。 神仙传说，多不可信。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此书尚存否? 《灵宝经》其实是汉、晋道家书，今存有残本，收入《道藏》之中。 《灵宝经》即《洞玄灵宝玉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古灵宝经》之一，约成书于东晋末南朝初。陆修静《灵宝经目》已经著录。 据考原书分三篇，即《上元金箓简文》、《中元玉箓简文》、《下元黄箓简文》。三篇合为一卷，总称《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今《正统道藏》本仅残存《中元玉箓简文》一篇，题作《洞玄灵宝玉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收入洞玄部威仪类。另有敦煌残抄本三件，保存部分内容。 其二、石盒、紫文金简、刻于玉叶之类。 上古三代之书，并不只写于竹简木牍，帝王珍贵的图书典册，有的是用“紫文”写于“金简”之上、或刻于玉叶的。上古传下的实物至今未见，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嵩山则发现武则天祭山自赎的一枚金简，可证金简是存在的。 武则天金简出自山中。玉版《灵宝经》出自包山岩洞中，也未必全是子虚乌有。道家学道登仙，多以山中为栖居地。这由来已久，黄山上便有黄帝君臣炼丹遗迹。有无真假，今后还需靠考古实物加以证明。 至于石盒。古代藏书于石盒之中。至西汉则有“石渠阁”，乃西汉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外有“天禄阁”，是汉丞相萧何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195年)监修未央宫的同时修建起来的，与石渠阁东西相望，二者都是珍藏图书典籍之所。 一直到清代，乾隆的皇家书库“石渠宝笈”、“天禄琳琅”也仍然沿袭汉代皇家“石渠阁”“天禄阁”之名而来。 卷十五-遗谶： 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太平御览840又914》引《春秋演孔图》) (注：论经，论述五经;爵，通“雀”;命，道。孔提命，孔子提出治国之道;作应法，孔子创作适应时势之法;为赤制，赤通“尺”，孔子作出标准的尺度。) (解：鸟变书、书变玉之类，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荒诞中又有不荒诞处：雀通“爵”、书变黄玉——玉璜，均是爵位、官位的象征，变来变去，不离其宗，无非说出后代尽人皆知的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一当上官，什么都有了。 后面另有引《搜神记八》：“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长而拜，备告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又引《宋书符瑞志》等，大都是相类似的内容。) 20、卷十六-寓言(上)： 孔子问子桑虎(下“几”为“乎”，亦作“户”)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子桑户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庄子-外篇-山木》) (注：子桑虎(下“几”为“乎”，亦作“户”)，人名;再，两次;假，国名;赤子，婴儿。) (解：孔子对子桑户说：“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被迫害，在周遭困顿，在陈、蔡间被围困。我遇上这么多次祸患，亲友越发疏远我，门生也都离开我。为何如此?” 子桑户说：“先生难道没听说假国人逃亡的事吗?林回扔下值千金的玉璧，背起婴儿就跑。……” 子桑户随后还说了一大段话：不舍得千金之璧是为获利，舍不得婴儿是为亲情。为私利的人与人关系是靠不住的，一到有难时都溜了;为亲情的，危难时会互相关爱。 孔子听后十分感谢他的教诲，回去把学问、书籍全扔了。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孔子两次被驱逐出祖地鲁国：头一次是昭公时，季孙氏专权。昭公出逃晋、齐，后客死齐国。孔子愤而奔齐。 第二次是定公时，孔子当了司寇——管司法治安——齐国怕鲁国强于它，特送定公一女子歌舞队。孔子见定公沉迷于酒色，国事无望，气得跑卫国去了。“周游列国”乃孔子无奈之举。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齐、鲁乃姜子牙、周公封国，至春秋末，其奴隶主贵族子孙已经腐烂透顶了。“礼崩乐坏”，势在必然，更是社会发展趋势，谁也挽救不了。孔子的悲哀在于逆潮流而动，想“克己复礼”而又无能为力。 其二、千金之璧。玉璧一直是“玉中之王”。“和氏璧”“完璧归赵”的故事证明其价值连城。价值千金不算最好的，却说明璧已不光是宫廷礼玉，已是市场商品了。 其三、上述故事引自《庄子-外编》。“外编”学界一直认为非庄子所著，可信度较差。 无论如何，却有精采之作，如《盗跖》篇与本文的故事。孔子坦露大半生遭遇的倒霉事，并以向人求教的身份当面咨询。这在《论语》等孔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表现出孔子真实的另一面。) (三)“孔子说石”简评 评“孔子说石”，应抓住以下三点： 其一、时代性; 其二、创新性; 其三、阶级性。 先说第一点：时代性。 孔子处于什么时代?春秋末期。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什么?是上古三代建立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巨大变动与发展的时代，也是阶级矛盾与斗争激烈对抗、生死搏杀的时代。 其反映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是夏、商、周奴隶主贵族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礼”有礼器——玉器与青铜器，“乐”有乐器——编钟与编磬。奴隶主贵族严格的等级制度都体现在礼器与乐器的多少上(天子为“九”、诸侯为“五”、卿大夫为“三”)。凡越轨便是“越礼”。 “礼崩乐坏”是这一切全被破坏了。目的何在?只有一个：“夺权”，进而争夺领地与人口。诸侯可以“问鼎”，甚至赶走、杀死天子;卿太夫可以篡权篡位、三分其国(三家分晋、田氏篡齐)。 文化是反映政治经济的，石文化也如此。上古三代，石器时代为玉器时代所代替。到春秋末期，石器仅剩残余，如量器“一石”、武器“石箭头”及藏书的“石盒”。生产工具多为青铜器及新冶炼的铁器所取代。 玉器中的礼玉也大量消失。 孔子平时发冠也用荆钗代替玉钗。他面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时连玉也没带，仅从帷帐内传出南子身上佩玉的环佩声。孔子去世时，陪葬的也仅一玉璜，应是鲁公封他司寇的封玉(另有材料说陪葬的仅一五寸的象牙佩。)但孔子用砚是石砚(王公贵族也许已用玉砚了。玉不发墨，只是讲身份与排场罢了)。 玉已从礼玉降为商品了，才有“千金之璧”的说法。 其二、创新性： 孔子非赏石家与藏石家。孔子说石很少针对石本身加以品评，多为借石加以比类、形容，如著名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为大石，石为小山)：仁者爱静，山是静止不动的;智者爱动，水是奔流不息的。 孔子说玉，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但这话不是孔子说的，早於孔子的管仲说过，更早的《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意也是君子如玉。 但孔子的贡献与创新在于他继承并发展管仲“玉有九德”的说法。 《管子-水池》中说：“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扬彻远，纯而不乱，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之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徳出焉。” 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孔子将管子的“九德”扩大为“十二德”，删去了“行、勇、洁、精、容、辞”，增加了“礼、智、信”和“乐、忠”，不仅使五常“仁、义、礼、智、信”完整，还把“乐”与“礼”并列、“天、地、道”共存。很显然，孔子的“十二德”比管子的“九德”更系统、全面、完整，也更精辟。 其三、阶级性。 孔子的一切言行，既超不出他的时代性，更超不出他的阶级性。 他是殷商亡后没落贵族的后裔，还是个私生子。他生时父亲五十多，是个武将。母亲颜氏才二十多，穷家女。孔子三岁父亲死后，母亲被赶了出来(孔子父祖三代都有“休妻”的记载，估计母系出身都不高贵)。孤儿寡母，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从小干了各种“贱活”，如放牧牛羊、替人看管仓库等。 成年后，孔子凭他好学与能力，地位逐渐上升(儒者最早身份是司葬者，即葬礼之司礼者。)司葬者身份使他精通“葬礼”与《周礼》。他一直到当上鲁国司寇，回归贵族士大夫行列。 周游列国失败后，孔子的政治生涯基本上结束了。他晚年只是个“私学”的教书先生。他避难去了齐国，并没当上齐国公学“稷下学宫”的“祭酒”。这一点，他连孟子、荀子都不如(孟、荀都当过学宫“祭酒”)。鲁国也应有“公学”，但都没他的份。他只好自办“私学”。此时，他的身份与地位已今非昔比了(他住处只有三间屋：母、妻与他各一间，也显得并不富贵)。 尽管孔子出身没落贵族，其社会地位也几起几落，晚年又近乎落入平民阶层，但他没有像墨子一样。墨子先祖虽也贵族出身，他坠入奴隶阶级之后始终以“贱民”身份进行活动，充当“劳力者”的代言人。墨子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属于奴隶阶级与劳动大众的思想家。而孔子则不是，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孔子对“君子”“小人”的阶级分野是很看重也区别得很清楚的。学生樊迟想去学种地向他求教，他不仅置之不理，背后还骂他是“小人”。 因此，孔子所说的“君子比德于玉”中的“君子”，当然是奴隶主阶级而非奴隶与平民(古文“民”也是奴隶，是给割瞎左眼作记号的奴隶。)他所谓“比德”中的“十二德”只是奴隶主的道德标准，稍有违背如少正卯只是对学生讲述自己的观点，便被他杀了头。 因此，在奴隶社会走向崩溃之际，孔子的一套守旧、复古的说教找不到市场与出路是必然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的儒教不时兴，天下舆论几乎被杨朱与墨子两家所占据。 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主要也是“儒书”，坑的主要也是“儒生”(或儒生之变种“方士”)。 “独尊儒术”则是汉武帝时的事了。 董仲舒将孔子奴隶社会君臣之旧“礼”借过来，改造成封建社会的君臣新秩序。文字相同，但阶级属性全变了。 这一点，汉代学者王充看得很清楚。《孔子集语-第十五-遗谶》引《论衡-知实》中的话：“孔子将死，遗谶书……曰：‘董仲舒，乱我书。’” 王充认为，董仲舒所尊的“儒术”，已不是孔子书中的真“儒学”，而是变了味的。(董仲舒《白虎通义》中甚至加了许多道家“阴阳五行”的东西。) 唯物论者的王充揭破了董氏这一骗局。他所谓“知实”，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2024年元旦稿，1月7日改毕，于廊坊大学诚“石可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