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石丛稿》 第九集 《诸子说石》（上）目录
《说石丛稿》 第九集 《诸子说石》（上） 一、老子说石（目录） （一）老子其人（二）《老子》其书 （三）老子批判 （四）毛主席谈老子 （五）老子说石 1、今本《道德经》 2、马王堆《道德经》甲乙本 （六）老子说石简评 一、老子说石  （一）老子其人（前571——前471，？） 关于老子其人，如同他的著作《老子》，也是“玄之又玄”、云里雾里。 单说卒年就有多种说法。司马迁就已说不清楚了：“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古时寿短， “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一百六十多岁甚至二百多岁的人，几乎是没有的。 胡适说老子没那么高寿，大概比孔子大二十多岁。孔子活了七十三岁，老子活了九十多岁。这多半也是猜测。誉为“信史”的司马迁都说不清，“疑古派”胡博士岂能说得清？ 上面引自“百度”的老子生卒年前“571——前471”也活到一百岁了，恐怕也靠不住。 关于老子的生平，最早也最有权威的说法，应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他接下介绍老子对孔子开导的话及孔子对老子是“龙”的评价。还详细介绍老子的后裔：儿子名宋，为魏将；宗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宫；宫之玄孙名假，汉孝文帝时为官；假之子名解，为胶西王——卯之太傅。 司马迁写《史记》，除了利用汉初“石渠阁”“琳琅阁”所藏史料外，他还亲自到各地实地考察、采访。现代考古已一再证明，他所记载的史实是可靠的。 然而，先秦史学界关于老子生活的年代却一直有争论。 司马迁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范文澜老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生的，属战国后期，连孟子都没提到他，只有庄子才提到； 郭老《十批判书》说：“至于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我看这个人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而《老子》这部书是什么时代的书？……很可能，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而《老子》这部书是后人依托之作。” 高亨认为老子非李耳而是老聃，并作了详尽考证：认为古时有“老”姓而无“李”姓。《战国策》才出现“李姓”。老子原姓“老”，后音转为“李”。 然而，仍有反对意见。有“朔雪寒”者著文反驳。 该文肯定高亨认为老子姓老而不姓李是“符合事实的发现。” 同时又列举史料证明高享所说的“老”转“李”是音转之误，并举例证明春秋时已有“李”姓。 该文杂取史料与传说，较为详细提供了老子身世为人不详的情况：传说老子生母因吃了李子，故将儿子的姓改为“李”。因为耳朵奇大，故称“李耳”(又称老子原姓“老”，耳大称“老聃”；又是老三，故称“季聃”。) 关于老子生于楚地鹿邑因而是楚人之说，他加以否认，理由是：根据传统，周王室守藏室之史，这个职位一定出于世家，不是王族，也是周朝太史家族。周王室“守藏室之史”（周王室管机要图书的史官）是接近王室中枢的机要“史官”（比当今国家图书馆长地位与作用要重要得多）。周王室绝不会让非王族的外人——楚人担任此要职（况且楚人生于荆楚之地，属蛮人，而非齐鲁燕晋诸藩族）。由此，他根据历来史官有“子继父业”的传统（至汉代仍如此，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为“太史”），推断老子先祖亦是世袭的史官。 那么，老子为何又跑到楚地、当了楚人呢？该文提供了一个符合史实的情况：春秋末期，周王室内乱，留守旧都镐京的王子“朝”与东迁洛邑的周天子分庭抗礼，失败后带着周王室大批图书、礼器逃往楚国。身为“守藏室”主管的老子自然随之奔楚。王子“朝”兵败后不久被暗杀。作为同党的老子为了逃避追捕，曾逃往陈国，后又逃回楚国，在苦县（今鹿邑）隐居下来。他为掩人耳目，隐名埋姓，将本名“季聃”，省去笔划，改为“李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史记》中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老子是春秋末人物，与孔子同一时代。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二、老子由“老聃”改称“李耳”原自王子“朝”之乱。他为避难，隐姓埋名，改为“李耳”，自称楚人，生于楚（也有称其生于陈的，因他也进到陈国。） 三、有学者责疑司马迁的话也不十分可靠，认为《史记》中提供了多个老子：李耳、老莱子、太史詹。哪一个是对的？司马迁本人也不能确定。 我则认为，这不仅不能证明司马迁说法不可靠，而是说明他“秉笔直书”的严肃性。既然他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也就是说，老子“周守藏室之史”是真的，与孔子同时代，孔子拜他为师，那么，后面的种种，诸如老莱子、太史詹，甚至“老彭”（即彭祖），都与孔子不相干，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司马迁只不过如实记下他采访到的，当地父老提供的这诸多传闻罢了。 老子由于被李唐王朝认为先祖，封号比孔子还阔：孔子只封了“文宣王”，老子则封了“皇帝”。试想，子孙都当了皇帝了，祖宗岂能不追封为“皇帝”？正如朱元璋一当皇帝，他凤阳老家本穷得叮当响的祖宗三代全加封了帝号。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跟着“效颦”，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这全是封建帝王一种很可笑的自私自利心理，希望借此能江山永固、子孙恒昌。 【附录】老子年表： 老子大约于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公元前571年）出生于陈国苦县。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即李耳，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老子任周王室守藏室史（主管典籍的太史）。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史。 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子17岁，问礼于老聃。 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之史。 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离上次问礼十年之后，二十六岁的孔子去了东周洛邑，拜访老子。 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居住。后去往秦国，确切年代不详。 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周游列国，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问学。 孔子一生少年、青年与老年，三次拜访老子。 大约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败，西行至函谷关。守关的尹喜很敬佩老子，听说他来了，非常高兴。尹喜对老子说：“先生出关，得留下一部著作。”老子听后，就在函谷关住下。几天后，他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老子就骑着大青牛走了。相传归隐修炼于景室山（后更名为“老君山）”。 相传老子长寿，大约于周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死于秦国，享年一百零一岁。 《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老聃逝世，有位叫秦失（又作佚，音逸）的朋友去吊唁，哀号三声就出来了。所谓老子出函谷关后，“不知所终”的说法也不十分可靠。 另有一说，老子出函谷关，隐于终南山北麓（今西安南面尚有“楼观台”，并存《老子》楼观台本。） （引自“百度-百科”，略有增删，聊备一说。） （二）《老子》其书    （帛书《老子》甲本）  （帛书《老子》乙本）   （文物出版社：大字本帛书《老子》甲乙本） 老子的生平、身世基本弄清楚了，那么，《老子》其书呢？ 郭老认为“人”与“书”不是一回事：人在前，书在后。他认为春秋时士人还没有著书的风气，孔子、墨子都没有，老子也不会有。《道德经》文字掺入很多战国的色彩。 为揭开《老子》一书作者真相，郭老根据《庄子-天下篇》分析稷下学宫道家三派——宋研（左旁为“金”）、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老聃派的演变。 宋、尹派演变为杨朱派。杨朱非孟子所骂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是对人很宽恕的，甚至连小动物都舍不得伤害。这一派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更是了不起的对宇宙、物质的哲思。（孟子、荀子虽攻击杨朱，却尊称“宋”为先生） 田、慎派演变为法家，即申不害、韩非一派。 老聃、环渊派演变为关尹子、庄子一派。庄子对老、关这一派赞赏备至：“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将其当作道家正统。 郭老认为：三派中，宋、尹志在“救世”，慎、田贵在“尚法”，都还没有脱离现实，而老、关则只想“独喜其身”了。 通过缜密的论证比较，郭老得出的结论是：老子《道德经》出自环渊的《上下篇》，后经过关尹甚至韩非的整理（《韩非子》中“喻老”是韩非的。“解老”非韩非的，疑出自关尹后人之手，略早于韩非）。他们保留不少老子的遗意（即文中的“圣人”的话）。 郭老认为“环渊”就是关尹。汉人望文生义，将关尹变成守关之“关尹喜”（“关尹喜”本意是关尹“欢喜”），又编出守嘉峪关的关尹喜见“紫气东来”、老子骑青牛过关，便留下他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的故事。 郭老晚年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基本上坚持上述观点：“传世的老子《道德经》实纂成于战国时的环渊。《史记-孟荀列传》曾经指出，楚人环渊学黄老之术，著上、下篇。这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这本书的词藻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 这方面，郭老的推论仍显证据不足：环渊著上下篇，怎等同于《道德经》的上下篇？有文字的证据吗？无文字证据，凭什么说“这本书的词藻多半是环渊的，其精神则是老子的”？再说，又凭什么说环渊就是关尹？ 实际上，因书中文字有“战国色彩”，就断定《老子》是战国人写的，也缺乏说服力，因古籍辗转抄写，后人篡改的很多。不能将篡改者当成原创者，这应是常识。 郭老博学，又善于做翻案文章。他的论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冯友兰也认为《老子》不是老子写的，乃是后人所假托。 比较起来，我还是更相信二千年前司马迁的话，而不太相信二千年后学者们的推论，就像不相信“古史辨”疑古派胡适、顾颉刚师生的话一样。 《老子》五千言，文字古奥简雅、富含哲思，很多是四字一句的韵体诗，格言式的，与战国诸子的散文体并不相同，与《诗经》倒更接近。 早有学者认为也不是老子一人凭一时之兴写的。老子是“守藏室”的史官，饱读三代典籍是肯定的。《老子》一书实际上是老子据三代典籍中的箴规、格言按“道”与“德”即自然与社会两大方面，加以归纳、编纂而成的。战国诸子引用《老子》的多，并无写《老子》的能力。 我较为赞同上述这种观点（可惜忘了这位“学者”是谁了。） 只要研究一下《老子》一书版本的历史，对此就更明白了。 因写此文，读了《帛书老子（甲乙）校注》（高明撰），看了张岱年与高明的两篇序。 张岱年认为，从《老子》与《论语》有相同的文字看，如“报怨以德”，“足证孔、老同时的传说并非虚构。”他同时从《论语》无“仁义”一词而《老子》有，断定《老子》不可能写定于春秋末，而应写定于战国初。 实际上，“人”与“书”未必是同时的。春秋时只有官书“五经”而无私人专著。《论语》与孔子也不同时，由学生编纂于孔子身后。《墨子》一书亦如此。这并不能否认《论语》《墨子》是孔子、墨子的书。为何独独否认《老子》是老子的书呢？ 关于《老子》写本，张岱年认为汉初便有不同的传本。帛书《老子》出於汉初，应是最古的写本了。 花了极大功夫校注帛书的高明先生是古文字学家，对《老子》写本及版本如数家珍。 他认为汉初《老子》传本虽多，至魏晋几乎绝迹，传下来的多为魏晋后本。汉及魏晋之后主要有以下四种： 1、西汉严君平《老子指归》： 《华阳国志》记载的汉代严遵（隐士严君平）的《老子指归》13卷（隋时仅剩残本6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其“序”不谈是“残本”，将其定为“伪书”。帛书甲、乙本出来后，发现“指归”本文句虽与今本有异，却与帛书相近，证明此书不伪。 2、西汉河上公注本《老子道德经二卷》： 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河上公为汉文帝时人，隐居于河曲，故称“河上公”。因《汉书-艺文志》没记载，唐刘知几怀疑河上公注本是“伪书”。据帛书甲、乙本勘校，书中讹误尤多，不仅非西汉人所注，且晚于三国魏时王弼本。 3、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初载于“隋志”，至宋已不易得。宋晁说之认为此书不分“道、德”“上、下”：“犹近古与？”认为更接近原始“古本”。 4、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 北齐彭城人从项羽妾冢中所得。宋代《老子古本集注》、元代楼观台《道德经碑》皆宗此本。 以上四种，尤以“王弼本”“河上公本”最为盛行。“王”本文笔畅达，为文人学士所重；“河”本通俗简要，道家门徒及平民百姓流传。 唐玄宗开元御注本，始创异本合勘之风，实乃多以“王本”“河本”为底本。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一出，因是汉初，乃最古之本。甲本用篆书抄录，无避“邦”讳，应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用隶书抄录，避“邦”讳，应在刘邦称帝之后。 甲、乙本可以纠正《老子》各种写本、版本之误，如朱谦之认为“王本”劣于“河上本”。高明将二书与甲、乙本校对，“王本”更接近帛书，凡朱氏认为“王本”错的，反反而是对的。 同时，高明指出甲、乙本只是一般学生读本，错讹太多，并非善本。其价值在于抄写较早，“近古必存真”，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误，还《老子》古本的真面。 （三）老子批判 马克思主张批判性思维，认为“怀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态度。他说人们应该怀疑一切，特别是对“既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权威和宗教信仰，以及道德和伦理观念。” 显然，要想批判，必先怀疑。怀疑是批判的前提。 毛主席也赞成马克思“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观点。他说：凡事都要问几个为什么？绝对不要盲从，绝对不要当奴隶主义。 根据两位人类导师的话，再来看一看《老子》。此书思想博大精深，有的文句隐晦如迷语。书中的核心是什么？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 老子的糟粕在唯心论与唯心史观。范文澜老说他已比孔子复古还厉害：孔子只复古到西周，复周公之礼；老子则复古到三代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小国寡民”。 老子精华在辩证法，看到万事万物的矛盾对立与转化：阴阳、刚柔、正反、强弱等等。 老子与孔子不同，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大哲学家。这一点，黑格尔早就看出来了。黑格尔说老子是哲学家而孔子不是。老子懂辩证法，孔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只是伦理学家。 黑格尔与老子相差二千多年，二人正是在方法论上有共同点：二人都是辩证法大师，又都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主张“道”，“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有形的“万物”——物质是无形的“道”生出来的。黑格尔主张“绝对理念”，宇宙自然界的一切，也是由看不见抓不着的抽象“理念”造成的。 从哲学上看，《老子》的核心是什么？是“道”，是辩证法：“一阴一阳谓之道”。 从政治上看，《老子》的主张是什么？是回归原始氏族公社（“邦国”），“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从权术谋略上看，《老子》的见解是什么？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他特别欣赏“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故唯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水最柔也最弱，姿态也最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水又最刚最强：“水滴石穿”、“水淹七军”、水能灭火。 正因为如此，对《老子》的评价也多种多样：道家将《老子》视为“养生术”，法家将《老子》称为帝王“南面术”，兵家将《老子》称为“兵书”，等等。 几乎可以说，对老子的态度，构成了一部“中国哲学批评史”。远的不说，近现代就有诸多很不同的看法。仅举二三大家为例。 范文澜老说：“老子看到历史上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总结出一些含有朴素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所代表的没落了的贵族领主阶级的地位……憎恨发展，主张清静无为……主张倒退复古。” 范老将封建制定于西周，他所说的“贵族领主阶级”不是奴隶主贵族，而是有别于地主的封建领主（有封地者）。范老认为，儒家复古，止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治”的太古。（《中国通史简编》） 郭老将封建制定于春秋战国之交，因而别有看法：“老子代表那些破落的奴隶主贵族，看到奴隶制的崩溃，又不能转向新兴的封建势力。因此，他用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的本体，代替商周以来的人格神之天的至上权威，同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相对立。”这个“本体”便是“道”。 郭老认为，老子否定传统天命论的同时，也“走进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他幻想把历史拉回到原始世界，摆脱奴隶制行将复灭的灾难，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 郭老肯定“《道德经》中的精华是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又因老子主张“虚无”，最终否认现实的对立斗争，一切都归于“无”，又把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扼杀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迷雾中了。（《中国史稿》第一册） 冯友兰也是认为老子其人与其书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因其中有战国才有的“名家”思想的存在。他分门别类对《老子》一书的思想加以分析。 关于“道，无名”。名家揭示出“有名”与 “无名”、“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区别：世间有“形”的总有“名”，无“形”的则很难命名。“道”与“德”就是属于无“形”而难命名的。之前，人们注意的多是看得见的有“形”（ “形而下”）的东西，而忽视还有“超乎形象之外的”无“形”（ “形而上”）的事理。 《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得出的，都是平常道理；能命名的，都是普通名字（“形而下”）。天地开始时，什么名字也没有；有了名字，万物就生出来了。 关于“为人处世”。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道常理，叫明白人；不知常理，瞎搞，肯定坏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主张“清心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祸害没有大于不知足的，罪过莫大于总想贪点什么。 关于“政治理论”。道家和儒家相同的是，都主张“圣人”治国；不同的是，儒家认为“圣人”要多做事，道家认为“圣人”要少做事，特别是不该管的事，最好是少扰民，称“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这一套灵不灵？冯友兰没提供结论。 应该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时是灵的，如汉初。在历经数百年战乱之后，汉初崇“黄老”、“讲无为”，休养生息，带来“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连年征战，国库宝虚，虽打垮了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四郡，却使西汉迅速衰落下去。“独尊儒术”更是祸害中国思想文化二千年之久。 对于《老子》研究借鉴与实践运用得最深最透的，是毛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他对老子的关注甚至偏爱是自然的。为了充分了解这一点，值得用专节加介绍。 （四）毛主席谈《老子》 毛主席与老子其人其书的关系很深，可以说超过与诸子中的任何一位，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他几乎一生都在谈论老子： 从《讲堂录》上记载，1913年春，毛主席二十岁，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一师），开始接触老子并有所评论。此后，他从少年、中年到老年，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年代，终其一生，时不时都会谈到老子。 其二、老子的辩证法经过消化吸收，已成为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1936——1937年他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及写《矛盾论》，一再引老子的话，便是例证。 其三、毛主席认为《老子》是“兵书”。这是他独特的见解。特别是他将老子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运用到炉青纯青的地步。“转战陕北”是其这一军事思想的精采运用，几乎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其一、毛主席偏爱老子，终其一生“谈老”。 1913年底，他在《讲堂录》中记下《老子》的话：“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毛泽东早期文稿》） 三、四年后，1917-1918年他就以批判的态度引用《老子》，发表于《新青年》的名文《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老子曰：‘无动为大……然予未敢效之也。’”他认为，人是动物，以动为上。所以，他不赞成老子“无动为大”的观点。 1917年暑假，毛与同学肖子升沿洞庭湖“游学”五县，于宁乡遇隐居的刘翰林。毛告诉刘翰林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与《庄子》。当刘翰林考问 “老、庄”二书谁的评注最好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写的。”（肖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可见他对各种《老子》注本很熟悉。1965年1月，毛对来访的斯诺谈《矛盾论》时也谈到《老子》，说“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这么多注本，他未必都看，但他学生时代钻图书馆自学，肯定看了不少，否则不会知道王弼注本最好。） 1918年他在读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空想）之社会而已。” （《毛泽东早期文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主席批阅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一段长批语，其中有：“……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 1937年8月，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再次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的话。当时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处境十分艰难。毛主席写《实践论》与《矛盾论》，为的是让全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正确认清复杂形势、促进矛盾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转化。 1949年11月，他与家人团聚，闲谈时对儿媳刘思齐说：“我不信老子的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五八年“大跃进”，一股敢想敢干、大干快上的热潮席卷全国。文化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潮流也十分高涨，民歌风起，几乎人人都可以当诗人。作为楚湘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诗人，毛主席一向是浪漫气息很重的，先想到楚湘文化的《离骚》与《老子》是很自然的。 “先学”“后学”，与文学与哲学深浅、浪漫主义“积极”与“消极”也有关（当然，也不能把老子当成光有消极 “出世”思想的人，他还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辩证法。）当时中央主持一线的人正十分发热，“浮夸风”“共产风”为害甚烈。相比之下，毛还是较冷静的，连续召开郑州、成都、南宁等会议，意在降温。 1959年10月23日，国庆十周年过后，毛主席外出赴南方视察，带了一大批书，他开的书目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在全国还是一片欢庆节日气氛时，毛似格外冷静，才会想到读十几种关于《老子》的书。11月底在杭州政治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引用《老子》中的一句话，说：“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谈的是粮食问题。他赞成藏粮于民，甚至说下面可以“瞒产”。他说“瞒产”比“浮夸”好：“瞒产”无非少报一点、多留一点，粮食还在；“浮夸”则完全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到头来害人害己。（中央文献社《毛泽东传》）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主席有六次讲话，谈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第五次讲话中谈到老子哲学的性质：“《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 因为当时哲学界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认为老子是唯物的，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关锋等认为老子是唯心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后毛主席在《哲学研究》关于争论的综合材料上对双方的论证有几一句批语：“当然这是推断，还需要证实。” 到了1960年8月，他在接见民主党派代表时，知道周建人（鲁迅三弟）也写了老子文章，是主张老子是唯心论的。他说了这样的话：“怎么会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论呢？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周建人：《难忘的怀念——怀念毛泽东同志》） （1968年10月，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毛主席再次提到老子研究：“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 ）（后任继愈自感证据不足，也受毛的影响，在1973年《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 1964年毛主席与周培源、于光运就日本坂田昌一文章发表谈话：“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他认为连马、恩都没讲清楚。列宁只谈了唯物论，也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为什么说老子没讲清楚？《老子》：“不出门，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不出门，怎知天下？不行怎能知？不实践，怎能认识？老子何止没讲清楚，而是讲歪了，跑到唯心的“先验论”那边去了。 1963年5月毛主席在修改社教“前十条”时写了一段话（后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欣赏老子写短文章，《老子》只有五千字。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专列上听李葆华（李大钊之子，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汇报时，就《毛主席语录》说了一段话：“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安徽人民出版社《政治风云》） 1972年7月——1976年8月，在毛主席晚年读过的“大字本书目”中有两种线装书：高亨《老子简注》、马叙伦《老子校诂》，又因读马氏“校诂”，增印《马叙伦学术论文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之前》二书的大字本（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1973年夏天，毛主席在接见杨振宁时说：“中国的古人了不起呢。春秋时期的《老子》《墨子》……等书就探讨了宇宙起源的问题。”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毛正在长沙，知道后非常兴奋，认为“挖出了这么多宝贝东西，了不起啊。”随即请省里主事领导询问情况。1976年3月，他已重病在身，目力也不好，听说文物局印了帛书，便说“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后文物局特印大字本，老人用极弱的视力浏览了一遍。 由上述可见，毛主席十分注重老子，终其一生“谈老”。 其二、毛主席谈老子，是批判的： 伟人对待老子，如同对待孔子及诸子百家，仍然是充满了批判性。 关于《老子》哲学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哲学界争论得很厉害。双方都有名家压阵：持“唯物论”一方认为，《老子》从夏商的“天神观”转为“天道观”，从“敬天”转为“崇道”，“道”生万物，当然是唯物的；持“唯心论”一方则认为，《老子》的“道”并不是客观白勺存在物，而是“虚无”的理念，不是物质的，是精神的，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质也是人的意识造出来的，当然是唯心论，是客观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是提倡“百家争鸣”的。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一般都不急于表态，让大家自由争论，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关于《老子》的争论也是如此。建国初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也许是个例外，那是事关批判胡适唯心论的大事，特别是涉及主管高层压制“小人物”文章不让发表，激怒了他。 其实，毛主席早在学生时代读《老子》时就判定其是“唯心的”（见《讲堂录》）。但在哲学界关于《老子》的争论正酣时，他不愿过早介入，更不愿为其作结论。一直到1960年8月他才对持《老子》“唯心论”的周建人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关于《老子》哲学的本质是如此，关于《老子》的认识论也是如此。他认为，认识论中的 “两个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不仅马、恩、列没有彻底解决，古代的老子、庄子他们更没有解决。《老子》：“不出门，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既是“唯心论”，又是“先验论”的。 然而，毛主席在与杨振宁谈话中又赞扬老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探索宇宙起源是“很了不起的”。《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老子的探索。 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见解：如“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即论其“小”，小中有小，没有最小的内核；论其大，大中还有大，没有最大的外延。又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的木锤，每天取一半，万世都取不尽。 现代科学已证明这一真理。宇宙是无限大的，原子核是无限可分的。毛主席由此得到启发，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小了还可再小。国际物理界实验结果，证明他的见解是对的，将新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 关于政治思想方面，毛主席对老子向往“小国寡民”原始氏族与邦国的复古想法也是否定的，认为只是空想而已。他也不相信老子的出世思想。是的，真想出世，老子怎会担任“周王室守藏史”“柱下吏”，并随谋反失败的王子“朝”逃到楚地？ 《老子》一书的精华在于朴素的辩证法。 如美与丑、善与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讲矛盾的对立性。 如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讲矛盾的同一性。 又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矛盾的对立与转化。 1937年8月毛主席写了《矛盾论》，其中引用过《老子》的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老子不仅看到矛盾的对立，也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转为祸，祸转为福。当然，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条件便是对立双方总是在变化中，此消彼长。条件不具备、火候不到，转化则不可能。 老子自然看不到这一点。他看到的是表面的“静止”而不是内在的“运动”。 儒家信徒窃取老子的“道”，更将其绝对化了。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地间哪有不变的东西？毛主席在《矛盾论》中阐明：一切都在变化中。 1957年2月，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论述第十个问题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时，再次引用《老子》的话：“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以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强弱、成败为例证明这一点。弦外之音是针对国内的右派势力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浪潮的。 总之，毛终其一生都极重视老子，谈话中引用《老子》的甚多，除以上所述，还有不少，如：“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老子主义是‘后发制人’”、“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天下唯至柔者至刚”、“公社不能‘小国寡民’”……等等。 伟人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有感而发、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特别是老子关于强弱、刚柔、成败、得失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见解，使这位伟大军事战略家将《老子》视为兵书。 其三、毛主席将《老子》视为兵书： 将《老子》视为“兵书”的独到见解，不是始于毛主席。 唐代以前，《老子》列为“道家”书之冠。唐之后，才陆续有学者将其视为“兵书”。 唐代王真认为，《老子》八十一章，“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老子》一书为“言兵者师之。”（《宋论》） 清代魏源：“《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古微堂-孙子集注序》） 近代学者章太炎也认为《老子》撮录了古代兵书的要旨：“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有这样的表述：“《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郭老晚年这部“史稿”称《老子》是“兵书”的看法，有可能受到毛主席的影响。 1973年，毛主席听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谈过《老子》是兵书的话。1974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马叙伦《老子校诂》，“出版说明”据他的话写了一段文字：“《老子》这部书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 但是，《老子》首先是哲学，用哲学家的眼光观察战争，主要是战略性的，与《孙子兵法》纯以兵家角度、从战术性研究战争不同。 《老子》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以弱胜强”：“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当然，如何“以弱胜强”？讲空话是不行的。老子强调：不可轻敌，“祸莫大于轻敌”；又提出“出奇制胜”的方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中充分阐明“以奇制胜”的办法，如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少胜多、欲取先予等等。 尽管古今有不少成功的战例，但中外军事战略研究者大都认为，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伟大战略家毛泽东。他在“以奇用兵”的出色运用上，是古今中外无人能比的。 从井冈山开始，到反围剿，到长征，到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一直到抗美援朝等等，毛主席一生的军事生涯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退为进”的。 尽管他自认为最得意的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但我认为最出神入化的是“转战陕北”：前者是战役性的，后者是战略性的；前者是陷于险境不得已而为之，后者是为决战决胜主动示弱、退让的；前者是 “声东击西”、避敌以求生存，后者是用“蘑菇战法”、牵敌转山沟以寻机歼敌。二者有主动与被动、兵多与兵少、战役性与战略性以及规模的大与小等等差异。 试想，面对胡宗南三十万美式装备的虎狼之师，陕北只有二万左右的兵，三十比二！兵力悬殊到极限。 这仗怎么打？延安是守还是退？守是守不住的，退又往哪儿退？一般保险的办法是毛主席、党中央退过黄河，退往晋察冀根据地。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闪击延安、消灭党中央，放出狂言要“活捉毛泽东”。三十万吃掉二万，岂不是易如反掌？毛主席、党中央不走，岂不正中他下怀？他有美侦察机和先进的侦察设奋，谁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这似乎是一盘很难下的、大概率是必输的棋。然而，面对危局，毛主席居然胸有成竹、信心满满：“我要用一个延安换来全中国！”“不出一年，我们就会回来的。” 他和周总理、任弼时带着一百多人的中央“昆仑纵队”和一个警卫连，钻进陕北的千沟万壑之中，牵着胡宗南的三十万兵转山沟。现在说起来轻松，当时却是危险处处、万分凶险的。敌我同在一道山梁，山上山下，最危险时和追兵几乎到了头碰头的地步！ 转战陕北最危险时，任弼时同志就力劝主席过黄河，说在那儿安全，照样可以指挥。主席坚决不干，二人为此吵了一架。 毛主席率领队伍一边撤退，一边沿途注意观察有利地形，授意彭老总布置“口袋阵”。经过三战三捷：一战“青化砭”，二战羊马河，三战蟠龙镇。后勤基地蟠龙一失，胡宗南的三十万兵面临弹尽粮绝的绝境。此时蒋胡军风声鹤戾、草木皆兵，除了仓皇退出延安、望风而逃之外，再无任何一条生路。 我军收复延安的时间，准确按毛主席预想的一年之后。“神机妙算”，莫过于此。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戏，且史上也是假的。倘若是真的，也是“冒险主义”。兵败后，一座“空城”能骗得了老贼司马懿？他的细作是干什么吃的？ 而毛主席转战陕北使的“空山计”，却是实打实的较量。蘑菇战术使胡宗南的三十万兵“肥的拖瘦的、瘦的拖死的”，使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大败亏输。敌我双方，强弱胜负逆转：战略上，蒋军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军由防御转入反攻。仅仅用三年时间，毛主席便实现了“用一个延安换来全中国”的预言。 这是何等出神入化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这是何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雄才伟略！除了毛主席外，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这实际上也牵涉到毛主席常引用的《老子》中的一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要夺取他，必先给予他。你想夺取全中国，必先把延安给老蒋。 196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引用老子的这句名言，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陈晋：《毛泽东之魂》、《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欲取先予”，既是军事策略，也是政治策略。我们可以运用，敌人也可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待斯大林，也是“先捧后压”的手法。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正酣，毛主席又谈到《老子》此言，不会无缘无故的。老子是明说，故伟人称他老实；修正主义是来暗的、阴的，故称他不老实。 尽管毛主席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十年中一再警告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修正主义的本性决定他们都是“不老实”的两面派。 当然，老子的“老实”不只是说了这一句话。他的辩证法、他的“南面术”与权谋、他的“兵法”与战略，全都明明白白写在书上。毛主席可以用，蒋介石也可以用。胜败之关键不全在于“心术”，而在于“民心”。要不怎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最后，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毛主席不仅关注老子，也关注奉老子为祖师的道家与道教。他认为道家的《太平经》有平等的观念，道教的“五斗米教”是为贫苦百姓做好事的。西汉末农民起义“赤眉”“绿林”乃至东汉末的“黄巾军”打的都是道教旗号。毛主席赞扬道教“除恶务尽”的斗争精神。 毛主席创建并指挥的红军队伍，也是农民起义的军队，虽然指导思想大不相同，但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上，却是与历代农民起义军是一脉相承的。 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提出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对《庄子-外编-盗跖篇》的那两位贵族出身率领奴隶起义的英雄“盗跖”与“庄峤”（左旁为“足”）以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王”热情加以赞颂：“盗跖庄峤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东方白。”（《贺新郎-咏史》） 老子既是兵书，老、庄既同为道教“祖师爷”，不能说，《老子》《庄子》二书特别是《老子》与历代造反者毫无关联。也许正因为如此，高喊“造反有理”的伟大造反者毛主席才会对老子、庄子及其衍生的道家、道教始终如一地加以关注与研究。 （五）老子说石 1、《道德经》 2、马王堆《德道经》甲乙本 （六）老子说石简评 老子说石（续） 五、老子说石（帛书甲、乙本，王弼本） 1、《道经》九（今本《道经》第九章） 甲本：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缟（左旁为“马”）（骄），自遣咎也。乙本：金玉（缺字：口）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 王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 【注】盈，满；咎，罪过。 【释】金玉满堂，不能守住；富贵而傲慢，咎由自取。 2、《德经》三十九（今本《德经》第三十九章） 甲本：是故不欲（缺：禄禄）若玉、硌（缺：硌若石）。 乙本：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王本：不欲碌碌（左旁为“玉”）如玉、珞珞如石。 【注】碌碌（左旁为“玉”）， 珞珞 【释】不想有宝玉光鲜的外表，却是石头粗劣的质地。 3、《德经》六十二（今本《德经》第六十二章） 甲本：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进此。 乙本：立天子、置三乡，虽有（缺：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 王本：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如坐进此道。 【注】拱，双臂合抱；璧，扁圆形玉，中有圆孔。拱璧，大璧。 三公，西汉今文经学家据《尚书大传》、《礼记》等书以为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据《周礼》以为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释】一个王朝，册立天子、设置三公，虽有拱璧与驷马，还不如坐而论道。 4、《德经》七十二（今本《德经》第七十章） 甲本：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繁体怀字无 “心”旁）玉。 乙本：是以圣（繁体圣字无下“玉”）人被褐而怀（繁体怀字无 “心”旁）。 王本：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注】褐，麻布衣，贫贱者所穿。 【释】前有“知成者希，则我贵矣。”前后连起来读，便是：知道我的少，则我更高贵。所以圣人披着粗布衣裳而怀里抱着玉。 六、老子说石简评 《老子》“说石”出奇的少，仅四、五处，不及孔子的一半（孔子说石本也少。）什么原因？ 一来或与“礼崩乐坏”有关，“礼乐文化”至春秋末期已成“强弩之末”，所以，关注礼玉、磬乐的越来越少了。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春秋初的管仲与春秋末的孔子都对“玉”加以总结（玉有“十德”“十二德”）。一直到战国晚期，秦、赵还为“和氏璧”争得不可开交（才有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典故。） 主要原因是什幺？是老子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否定，也包括对“礼乐文化”的否定。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难得之货”，自然首选是价值连城的“拱璧”与“礼玉”（孔子禁止这类“礼玉”在市场上买卖）。 然而，老子说石（玉）数量虽少，质量却不可不小觑，少而精。这如同他的《老子》一书，仅五千言，却囊括了哲学与兵学、宇宙与自然、社会与人生。 老子说石，离不开《道德经》中的“道”与“德”： “道”，是天道、规律，是哲学的认识论。毛主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认识论”。《实践论》就是认识论）； “德”是“得”，研究“得与失”的方法，是方法论。《矛盾论》讲辩证法、对立统一，就是哲学的方法论。 哲学是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包括两大命题：一个是认识论，如何认识世界；一个是方法论，如何改造世界。 老子说石，最看重的是“道”。他认为：“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如坐进此‘道’。”他认为，一个朝廷，最重要的“道”。册立天子、设置三公，虽有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不如坐而论道。在老子眼中，天子、三公等等，没有比“道”更重要。 老子说石，看重的是“道”。那么“德”呢？ 老子有独到的“得失观”。他认为得“物”不得“道”，“物”是守不住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他作为周王室的“守藏史”“柱下吏”，一生目睹了太多太多这一类的沧桑巨变了。连他追随的王子“朝”，不仅那许多周王室珍稀的典籍、礼器保不住，最后连性命都丢了。而老子之所以保住了老命，就因为他抛弃了官职、名位，隐居楚地，隐姓埋名，当了楚人的缘故。 所以，老子关于“得与失”的基本点、其方法论的要义便是“隐”“退”“不争”。他说：“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被褐而怀玉”的圣人难道不就是一位“隐士”的形象？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图） 有学者考证，孔子先后曾四次向老子问礼，头两次是问葬礼；第三次孔子问“仁义”，老子默然不答；第四次老子有感于孔子已是名人，仍如此虔诚，便对孔子说了一番道理。老子根本不对他谈什么“周礼”，而是谈如何做人。（详见【附录】） 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记载的是第四次：“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意思是：“你所问的（周公、《周礼》之类），其人连骨头都腐朽了，耳朵里只留下他等的只言片语。……我只希望你去掉骄气与各种欲望、姿色与淫志。这些都无益于你的身心。我所要告诉你的，如此而已。” 孔子回去，三天沉默不语。学生问他，他赞叹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 其实，老子告诫孔子的是“明哲保身”之道：无欲而不争、隐退而不显露。孔子是听明白了，也十分佩服。但他并不全都理解，更是做不到。他渴望到列国推销他的“仁爱”与“复礼”的学说。 而在老子看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既是“道”不同，也是为人处世的“德（得）”之得失的方法不同。 联系到对待玉石的态度上，二人也有根本性的差异：孔子想的是“君子”，“君子以玉比德”；老子想的是“圣人”，认为“圣人不欲碌碌（左旁为玉）如玉、珞珞如石。”意思是：不要外表如玉而实质如石（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圣人与此正相反，应该是“被褐怀玉”：穿着粗布衣，怀里抱的是玉。 【附录】孔子向老子四次问礼 第一次问礼： 公元前535年（鲁昭公七年），孔子第一次问礼于老子，是因周王朝内部矛盾而使老子受到陷害、并被免去守藏史之职、游历各国之时。 当老子来到鲁国时，恰逢其在鲁国巷党的友人去世，人们知道老子是一位精通周礼的人，就请他去帮助安排丧事。此时年仅17岁的孔子也去了。因为他有时也担任丧祝，也就是帮助办理丧事，所以也被邀助丧。 这一天送葬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遇到日食。老子立即让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他只能按吩咐去做。 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是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应该继续前进为好。 老子便对孔子说：“诸侯国王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即休息。送葬也一样。而不在日出之前出殡、等到夜晚看到星星才出来而赶路的，只有罪犯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同此一理：日食的时候，天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所以出殡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 第二次问礼： 公元前526年，孔子第二问礼老子的时候，是老子重回守藏史之位，此时的孔子已经小有名气。25岁的孔子学识已大为长进，其时，鲁国不少少年拜他为师。孔子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周礼知识还不够系统，就决定和南宫敬叔一起，到洛阳向老子学习周礼。 根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这一次，孔子提出的问题，仍集中在丧礼方面。孔子问：“在什么情况下，各宗庙之神主需要请出呢？” 老子回答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天子或诸侯去世时，由太祝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到太祖庙里，这样做是表示列祖为国丧而聚会，这是礼规定的。等到安葬好哭毕，丧事办完之后，又把各宗庙的神主请回各自的庙里。” 老子特别强调说：“凡迎接神主出庙或回庙，都要有仪仗，不准闲人窜动。” 孔丘又问：“大夫家中8到11岁的孩子死了，能用衣棺吗？” 老子答道：“从前8至11岁的小孩死了，葬于园，不葬于墓，不用衣棺。”即葬于田地，不能葬于祖坟里，也不能用棺材。这种习俗，如今在一些地方依然沿用。 孔丘又问：“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在战事进行中父母去世，是停战服丧还是继续打仗呢？” 老子回答说：“子女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按礼说是不能打仗的。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贪图便利而不认真服三年之丧。” 从前两次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看，对他的人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收益，更不要说对孔子思想的影响了。 第三次问礼： 孔子第三次问礼老子，其意义就非常的重要，这是老子免官归乡后，此时孔子40岁。孔子自洛邑访学问礼于老子后，虽学识精进，气质醇和，作风也更加朴实，向其拜师的鲁国人也更多，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不断到各地访问学习。 一天，孔子带着子路等人和准备藏于周王室的书册，来到了老子的家乡陈国（后入楚）苦县。他们见到老子，说明来意，请老子推荐藏书名单。 出乎孔子的意料，老子拒绝了。老子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周王室藏书已名存实亡，更因为此时的老子，已非孔子此前拜见的老子了。但孔子不了解老子的新境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熟悉周礼的老子身上。 孔子先引述六经，想以六经中的理论及六经的价值来说服老子。 老子不便阻止孔子的申述，但又不想听下去，就打断他的陈述说：你的话太冗长了，讲讲要点就可以了。 孔子看出老子意思后马上又解释，六经的根本在于“仁义”。我就是以“仁义”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 老子微微一笑，问道：仁义是人的本性吗？什么是仁义呢？ 孔子急忙回答道：君子不仁便不成其为君子，不义便不能生存。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心中正而无邪，愿物和乐而无怨，泛爱众人而不偏，利于万民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大概。 老子摇摇头，然后缓慢地讲述道：“你后面说的这些话真是危险得很呀。现在讲泛爱众，不是太迂腐了吗？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实际生活，都明白地证实了，所有讲无私的，恰恰都是为了实现自私。” 孔子这次访问老子，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和老子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四次问礼： 孔子第四次问礼于老子时，已50多岁了。 此时老子已与周礼决裂，走向探索新的治世方法，并进而探索宇宙本源，形成了道法自然、以无为本、有无统一的天道观。 而此时，在鲁国的孔子，仍为苦苦探索天道不得而苦恼。当他听说老子隐居沛地，经过探索已获得天道的消息后，便决定再一次访问老子。他带了学生向南一直来到沛地老子隐居之所。 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彻夜长谈之后，带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看祭神之典，考查周国的教育基地和祭祀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在周国呆了数日。孔丘向老子辞行。 老子送孔子到当时的宾馆之外，就说： “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於死，在於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於身，在於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 孔丘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到了黄河的岸边，看见河水滔滔。孔丘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闻孔丘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於自然，死於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於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於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於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 “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子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於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 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 【附录】引自“百度”，略有删节 。） （2024年1月21日稿，于廊坊大学城石可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