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长时段之人类世界宏大叙事下的文化大革命(二)

谭伟东

四、文化大革命的新价值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破和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制度文明理式和新型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这包括人民主权论、人民大民主论、社会有机统治(领导或管理)论、人民主体监督下的专制-民主统合论、人民意志主宰下的党政军民一元化社会群体论。

　　国家主权论是近现代西方文明崛起时与崛起后的国际共同的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准绳。这样的主权论，对内对外是以立法、行政、司法的绝对民族国家法权或法统为基础的。其拒绝的是神权主宰、君权天赋与世界帝国的霸权朝贡。而在本质上是法治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哲学范型。似乎从英国的《大宪章》以降，就朦胧或萌芽般开启了君主立宪和共和国制的法律至上，据此限制王权，废除君主最高权力的独裁和专制。

　　但国家主权，无论在权力来源、统治资格、领导管理依据方面，还是在权力监督、统治与治理公平、社会平等等重大方面，都留下了巨大的漏洞，为新生贵族与精英，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干预与操纵，留下了莫大的后门。

　　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人民主权这一概念，但他的人民上帝、人民万岁，以及奴隶创造历史(观)，人民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论，人民有权造反政治信条和政治哲学等等，无不体现出了人民主权的最高宪政原则、最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最根本的道统思想。所谓主权就是在一国国界之内，本国的立法、司法、行政是由本国的法制规则系统下的法权、法系、法理和程序机制确立起来的最高的权威与权力，没有任何其它诸如外国的或神圣的，或非法产生的法系和法断可以充当最高主宰和最终裁决。主权论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确立了权力更替原则，在法理上事实上取消了革命原则、暴力原则、战争换朝规则等等。但事实上，西方的强权公理、霸权文化、帝国殖民政策和实力外交与胜王败寇的原则，却始终如影随形，同主权原则和规则并行不悖。至于政党分赃、官僚政客权力寻租、多元利益集团瓜分权力与利益，则是西方国家主权-民主政制之下的公开事实和显-潜实际规则。

　　而文革所强化的毛泽东的一贯的人民主权原则，则从政治哲学道统和政治运行法度上，在根本点上彻底解决了上述的西方国家主权的一切政治隐患。当然，从理论与实践上，人民主权并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存在与国家消亡这一漫长的大过渡和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主权、治权问题。但其却是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首次提出的不能简单地接受旧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学说，和列宁-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学说、政党学说、社会学说的极大的丰富与发展。斯大林模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且在精英权贵腐败问题上，并没有良方好药。西方著名文学家对高尔基晚年奢侈腐化生活的描述，反映了斯大林苏联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代际甚至同代革命前后的统治堕落的困境。

　　人民主权论在《54宪法》和《75宪法》中，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54亿人的广泛参与、讨论的最为广泛的社会契约性的宪法民主(美国宪法，法国、英国、俄国、日本的，任何一个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不曾在如此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系统、公开、全面的社会契约化运动和言论自由之下，得到起草、争议、讨论、吸收、修改、完善、通过和确立)，到宪法中的根本法理、法道与法度看，再从人民中直接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劳动化的人民公仆和广泛的现实的人人平等，都表明人民主权论的宪政原则得到了极其全面系统的贯彻。人民主权的最坚实的社会存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从土改、新社会、新人，社会的分工与晋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掏粪工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地位的区分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现实的体现。

　　然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改革演进，在集体无意识下，却同特权官僚们在“打江山做天下”，歌舞升平马放南山和急于摆脱近代中国的全面落后等等的具体现实压力和历史传统观念之下，逐步变形扭曲。人民当家作主原本就没有完成人民主权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上的实际建构，如今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等领域出现名存实亡的问题，又由于新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分层与等级，而出现了更大的可能由社会差别转化成新的阶级对立的问题与矛盾。还政于民比代议制更接近于人民主权，但还不是人民主权本身。协商民主只是联合政府的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代议制。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进而领导和掌握国家，决定国家和社会的大政方针和主要权力，即直接的政权、治权、法权，成为最终的权力来源、权力授予、权力仲裁和权威本身，才是人民主权的主要构成。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探索，其同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和造反改朝换代后的国家体制、领导人与阶层更新，同巴黎公社和苏联等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相比较，都是远远高于其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时代，那些旧制、旧俗、旧文化同新的分化、腐化，在一场强大的两个务必，不做李自成的警钟长鸣和一次次政治思想强力整治的运动之下，还是勉强地把党群官民问题，逐步演化成了太子党、秘书帮、死党等等方面的局部性堕落与腐化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却由于道路与路线斗争逐步白热化以至于走资当权派的瞒天过海，或暗渡陈仓和杀气腾腾杀的右派之轮流坐庄，而成为更为现实重大的社会统治问题。文革后期，这些问题的萌芽又在不正之风、走后门、拉关系中，得到了迂回和回归。

　　半社会主义论可能在这个层级上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民主权论在阶级社会的政教合一论、君主主权论、神权主权论、城邦主权论、共主主权论、国家主权论，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家最终消亡论之间，建构起了一个伟大的新的主权理论范式(马列主义把这个过渡时期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这大大超过了西方主权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同人民主权同样重要的是人民大民主论。这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政体理论，也是对阶级社会的统一战线的重大推进。

　　选举与代议制民主属于间接民主。人人起来负责，全民参与政治与决策，发展和制度化社会性的政治行为和全员管理是真正的网络化、扁平化的平等管理之民主架构和社会政治良序与良动，是真正的至德至世的善治文明。民主不是橱窗、摆设、花瓶，民主也不可能仅仅是程序、固化与僵化的制度。民主必须既是一种制度化、文化的社会建构，更是一种生动活泼、鲜活有利的政治局面、政治气氛和社会工作与决策作风。如果权力等级、权贵结构、权力观念形成固化、世袭和圈子群体，民主就会变成寡头操纵、权势垄断、精英独揽、高贵独霸的游戏技巧和政治表演乃至把戏了。

　　罢免与仲裁制度，尽管可以对重大的权力错置与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甚至进行强有力的纠正，但却保证不了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民主良序结果。舆论监督和直议监督实践，可以增加过程监控，但话语权、知情权、信息与智能资格与能力，又是莫大的门槛过高甚至关闭大门。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当下的互联网民主和微信的民主，在低门槛、信息平权和监督建议平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信息现实可操作性。

　　西方除了古希腊雅典的直接城邦500人团轮流议政、立法、处事的直接民主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直选、普选民主，事实上就是当时也有元老院、僭主寡头政治相伴。由此可见西方一直是代议制式的民主或干脆就是君主专制，领主、教主乾纲独断。中国的诽谤木、敢谏鼓，甚至就是直言犯谏的凑参议朝，风闻言事，广开言路，刺美讽政，都是一定程度上具有真正作用的舆论自由与民主政治。民主必须是制度、文化与作风的三位一体，并是在经济独立，政治与社会平等，文化与言论完全自由的基础上，才是真正和可信赖的。而等级制、贵族制、资本资产之下的民主，只能是民主处方与民主游戏，甚至民主把戏。美国从尼克松以降，工会主席出身的演讲大王里根总统，花生大王卡特总统，老年跳伞冠军之王老布什，花花公子克林顿，口无遮拦的圣战狂与弱智的小布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首位黑人总统，传播学大王奥把马，其中哪有一位像样的大国领袖、世界级的大政治家?

　　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关于井冈山精神的问话与谈话中，从他对士兵委员会的高度关注和对当时社会政治、管理体制的问题评判中，显示出了他一生的平民、人民民主的政治抱负和伟大情怀。这同马克思的政治解放、人类解放两大解放的关注是一致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毕生对打破旧的国家机器，通过一系列的原则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老爷的政治关注与政治哲学思虑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在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冷战的中的防止颜色革命和西方文化霸权方面，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思想、政策上的变革，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的暴风雨似的建构、探索。主流话语和知识精英们，对此的历史性的错判与评估，正在出现山崩似的垮台和真理回归似的社会纠正。

　　上至尧舜下至毛周，中国的伟大人民民主是人类政治哲学、政治实践、政治伦理、政治礼乐教化中的最高峰。这是远远高于西方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最宝贵的文明遗产和文明宝藏。作为国学的天道天理之大学神韵，这才是其中最主要的文化母题之一，而不是所谓的孔孟之道、程朱陆王类儒林们的酸儒、腐教(注意，不应当把历史人物的真实地孔夫子、孟夫子甚至注子，同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儒学混为一谈)。

　　人民直接领导、管理国家的社会主人直接统治论，而非借助于专家、精英、官僚代议制之社会老爷实际统治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大重大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创造。这是一种统治思想的根本性的颠覆，也是对中国历史中的包括德政、仁政、民本主义、逆取顺守、舟水论等等的统治论的最大的改造和扬弃。

　　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周文-武王得天下，刘邦、刘秀、朱元璋等布衣登上95之尊，靠得是武力夺取天下。统治资格和权力来源，尽管可以包装成“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毕竟是打下来的。而一当获得天下，寒门士族，通过种种选拔方式与渠道，也出现了封侯拜相的开放社会格局。但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上下尊卑不可越雷池一步，官民水火，统治世袭罔替，统治阶层固化，却始终是最恼人的最大的政治老大难问题。

　　人民该不该、能不能，又如何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毛泽东是将它同人民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一样，作为人民的一种天然权利加以看待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是开天辟地的政治历史大事变。这是在和平的自在的政治结构中，在既定的政权结构中，把劳动人民直接送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最高创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是在任职上离开人世的。1976年，一月八日，七月六日，九月九日，周、朱、毛先后谢世。表象化的舆论就以什么废除终身制，把污水泼向毛泽东。而历史的真实却是毛泽东晚年重病在身，其同周恩来一样，甚至受肺心病折磨的苦痛，时间比周恩来的癌症折磨时间还要长，还要更加痛苦。毛泽东明确表示要退下来但被党内高层意见否决，他只能服从中央意见，不无悲壮地表示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他在自己的盛年和政治生命如日中天时，就在民主党派人士一派反对浪声浪中，靠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一线上退下来，把权力与接班人的桂冠统统交给了刘、邓等。甚至于按照流波的解读，以超过护犊子的姿态，但更多地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而先后对高姚、彭德怀两大“集团”加以组织处理，以保护和巩固一线接班人的“地位”。毛周他们均是在毕生的承受重负，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压力下，真正地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孔明就是死在任上，右派们为何不对此口诛笔伐，而是竭尽歌颂之能事呢?

　　从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苏联是历经五世最高领导人，才开启了有限任期制的。就连美国这样的两任惯例总统国家，二战风云人物罗斯福都是在四任总统职位上离世的。二次大战前后的世界风云和大国博弈，是人类史上少有的凶险、巨变，并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其比中国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下大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纷纷复杂的历史环境之下，以战功卓著、军事统帅和政治强人登上政治舞台的杰出大人物，在社会公众和政治舞台上的生命力必然是超历史性的。

　　毛泽东没有发明和执著于终身制，他身体力行，不但提供和实践了包括一线、二线在内的退休制，而且是在情非所愿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全部，完全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国家与人民。更为可贵的是他同他的最伟大的战友们，尝试创立了人民直接统治国家的新体制、新建构。

五、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准备

　　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包括以下主要方面，理论准备、组织准备，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基础储备，经济基础与文化资源准备，阶级力量对比等等。

　　由于文革无论是从阶级阵营、路线方针、颜色改变，或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发育水平，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现实可能性等方面来看，还是从文化革命对象而非革命冲击和意欲建构的新政权与管理架构而言，都是一次总演习，尽管是一种实战演习。当然，这次演习的真正含义与真实状态，并不亚于巴黎公社，俄国道路的十月革命。但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泾渭分明的敌我态势和一清二白的革命对象比较而言，呈现出纷繁复杂、真真假假，迂回曲折，难以把握。文化大革命，尽管从大文革和超大文革的角度看，一切条件、准备与问题成熟度来看，似乎并不大仓促，但从小、中文革角度看，则无疑呈现出种种诸多准备不足。这好像应验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信息悖论问题困境和理性折磨。但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缘由。如同欧洲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这是一种各种历史状态与阶级阵线，阶级队伍与阶级代表及其路线呈现一种胶着状态的历史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和伟大的理论探索与建构方面，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体力与身心上已经步入晚年，而在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更是直转直下，发生过数次休克，为心肺病病魔缠身，因由数十年的超负荷工作下，身心过度长期透支，而失去了其几十年以来的卓越的超乎寻常的工作力、创造力与创作力。当然，其天才的把握力、领悟力、穿透力，和卓越的超前思辩力，特别是穿越时空、历史的透视与概括力，非但没有丝毫减弱，甚至更加光彩照人。这表现为其一系列的深度的阅读、挖掘、思考和一系列的高瞻远瞩，大气磅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谈话。而这些谈话同孔子的《论语》式，中国远古的经典不同，也同拿破仑等西方大人物的口述秘书整理的书信、回忆录类不同，已经不再仅仅是判定式的天启般的叙说，而是史论与逻辑同在，理论与哲学交相辉映。

　　然而，科学院，一流大学，党校与各级领导机关和出版研究单位，一流的学者大家，都没有积极跟进。除了硬科学、工程技术和中华经典的整理性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同毛泽东的新的理论哲学与历史，特别是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的新的创造指向相一致、谐和的，竟然几乎甚至没有同当年的九评处于同量级的系统性的文献出世。春桥的理论深度、广度与高度，甚至达不到艾思奇、李达的系统化水平。后来的北京梁效(两校)和全国的两校写作班子，尽管包含冯友兰、周一良等这样的大家，但却未能生成应有的世界一流的理论建构。甚至连批判哲学，也远远未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学手稿》、《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的理论高度。

　　作为历史运动、政治文化大革命，同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与储备，同潘恩的《常识》，法国的卢梭精神与启蒙思想，列宁的《二月提纲》等等相比，都不能算是不足与草率。但可能完全是由于执政在朝的最高当局的更加深刻地却略有超前的革命，要求更加系统、全面的理论积累、准备和社会意识形态跟进。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由红卫兵小将到解放军三支两军，再到工人阶级的占领上层建筑，包括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和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社会历史进程是破的多，而立的不足，并且破的对象并不完全准确，立的新制又得不到完备的建立起来。

　　这同后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尤以出版物为代表的特别是种种系统、全面的大部头的宏篇巨著，诸如《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经济学说思想史》，《中国经济通史》，《东方美学史》等等比较而言，形成巨大的反差与对照。而这从七八年到现如今，这一系列的高水准大部头的史学和哲学伦理科学建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毛泽东时代积累和培养人才所造成的理论遗产。但两者却在时空上出现如此大的错位，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遗憾。

　　文化大革命，不同于《论持久战》之与抗战，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兵法之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其比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新中国建设，都要复杂得多，当然也难以把握得多。

　　当然，如果从大文革与超大文革角度看，这一系列的中、小文革后的系统性的社会科学生化与整理，仍旧是文革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逻辑使然和有效的理论准备。然而，不幸的是九二年后，完全的精神主体上的颓废的弱肉强食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基础上的功利主义，甚至完全的实用主义，乃至最后的厚黑学风起云涌。历史、社会与文明进程，出现了空前的大断裂，发生了理论上的巨大的哲学贫困和精神虚无。所谓欧洲虚无主义，就是贬黜一切价值。当然，这种虚无同样也是有价值观的。那就是金钱至上，享乐为准，自私自利为大。于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与政治虚无主义，发展到了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任由下半身写作，放纵感官以任发泄，追逐花天酒地，穷尽天下之乐。所谓一言愤事，一人定邦，此正所指谓者是也。自古以来，道与肉就不是绝对分离的。大医医国，大盗窃国。而政治与伦理的力学运动规律却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上山积德行善艰难跋涉，下山寻欢作乐驾轻就熟，易如反掌。但国家、百姓、人民、社会就如临深渊了。

　　就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准备而言，中国的盛唐-武元-文宋和大明-强清之中兴、盛世时期的东方资本主义强势，到了晚清，特别是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被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强势所取代。从基础设施、能源结构、产业-企业组织，到机械与装备，从哲学、文学、艺术特别是科学技术，思维与话语体系，逻辑系统，已经发生了巨变，尽管诸如包括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三杰的陈寅恪、吴宓和王国维、闻一多等等，都没有对西方文明投以过高的评价判断，就是翻译了了一系列西方经典的严复也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的。与此同时，中华数千年，数百年的国民财富和贵金属白银积累与度量的价值货币财富，甚至包括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华瑰宝式古典文物、文化财富，却被洗劫一空。中国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尽管出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大阶越，超级工业化追赶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均预期寿命等等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勋，但相对的显著的国际落后与落差却依然存在。

　　如此客观分析，此时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世上罕见的甚至无解的难题。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本身，就需要耗尽全部的举国全神贯注与投入。然而，“抓革命促生产”，则还要求分出相当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革命之中。毛泽东的逻辑和以往的无往而不胜的破与立以及群众运动，人民力量，这一次却有些遭遇到了远远复杂于江西瑞金政府、陕西延安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和解放战争及其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阻力，文化的反作用力。

　　由于如此的世界难题与困境，毛泽东的逻辑与方式，其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这样两手和双重辩证，借以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结果在后文革却转变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似的看似更加容易操作的基本路线。这种转变，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绪基础和群众意愿。而且在认识论上也非常难以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分野，尤其在百姓日常生活方式与信念上，先吃饱肚子与先过上好日子的短视，更是人类之通病与常识心态。尽管这一所谓的历史变轨，被称之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然而如此急功近利的时代之躁动，却很快在广泛的沉重的社会历史检验之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这种民心民意的天问，凭借着六四风波，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抵制和反抗所谓强制维稳和大面积塌方似的腐败，特别是在超高速长期经济增长时期竟然发生新三座大山的出现，这就从正反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反思醒觉和意识冲动。

　　于是，在所谓美国18万亿中国十万亿美元的所谓第一、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现如今，在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世界格局转变等等的描画下的当代中国难题，又一次重新回到了当年的是“抓革命促生产”来防止和平演变，还是以唯生产力论，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不惜以所谓补资本主义课的方式，走一段资本主义呢?邓的十大如果已经不证自明，成为人类政治史上少见的悖论与自食其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替代邓三科及其后的，可以缓和一些政治被动。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可以控制极右派的改旗易帜与要求公开地步上邪路的彻底翻盘。但上述的经济难题和政治悖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政治经济难题从而社会文化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关于人力资源与社会基础的准备，本文不再展开。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风云人物的公开出版物为证。这方面的研究还在深入进行。

　　文化大革命意欲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远远比之文革时期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而人民的直接政治经济与文化经验和理论成熟，则要远远好于当年的文革时期。与此同时，世界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全球性大战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或阵线的世界性战略大决战之准备却问题丛生。或许历来是时势造英雄。向来是大事变引致世界历史变轨。中国不大可能成为新的历史起爆中心。但如同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在那个世界导火索下的国际大革命引爆后，中国会迎来新的伟大革命时代，并引领未来世界潮流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文化大革命的实战演习及其后文革的历史脉动，为此做了一切应有的准备。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谭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