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长时段之人类与世界宏大叙事下的文化大革命(一)

谭伟东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是中国特定历史的革命与发展方式，更是具有世界影响，成为世界现象的人类文明史上现有的大事变，其遗产和价值可能超出了许多重大的世界历史大事件。而对其的认真而非简单草率，经得起历史检验而非被短时期、当事方为局部利益和偏见之局中人所左右的深度认知和理性透视，不但可能决定着冷战以至于后冷战之大国和国际较量，而且决定着复辟与反复辟，一国与数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人类的共产主义，还是回归资本主义等等的历史演进方向、可能，或其它前景，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民心民意归向和世界话语权、文明制高点和价值导控权(张宏良先生之彻底否定文革就是中国内政送给西方世界用来绞死中国的最重要绞索之政治伦理判定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国博弈之经略判断)。简言之，世界与人类的最终之根本性的前途和命运，都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解剖、总结、评判，有着根本性的关系。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重大待决问题，而非时代之主题与主旋律。后冷战的战争威胁，霸权政治、霸盘生意和霸主文化，同贵族社会的全面复辟，权贵精英统治乃至呈现固定化的上流社会封闭性社会结构与格局，已经演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统治与经营。民主非但失去了普选、“直谏”、民决的真正共和民主色彩，而且成了官僚精英、财富精英、学霸精英的竞选和玩官的游戏屏障。后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历史进入了全面的后冷战历史新阶段。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走向全面、极端保守乃至残暴。从八十年代的断奶、有控制的解构世界，到反转福利社会与国家，直到通过一次次出现的伦敦大爆炸、东京大爆炸，以及华尔街与芝加哥大爆炸，和里根-萨切尔夫人开始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急剧震荡效应的休克疗法，全球财富乾坤大转移的全球化陷阱，在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霸权的全球化的所谓现代化世界之下的一级多强，几乎彻底解构和摧毁了历史上的三个世界、中-美-苏大三角、两大阵营，以至于两极争霸的对立式的均衡之态势，把地缘政治、世界格局、人类历史，引入福山曾德意忘形地宣称的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之轨道之上。

　　然而，文化大革命将近五十年之后，人类与整个世界却惊异地发现，正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门见山地描述得那样，“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在神州大地，在世界上空同样在徘徊、游荡。

　　北美占领华尔街的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运动远未完结。其在南美、亚太各国和世界各地又余波回荡。世界财富金字塔、权力金字塔、身份金字塔极度倾斜的社会结构，已经同网络扁平化的现代社会平等趋势完全背道而驰。垄断、特权、专权、世袭、种姓与家族社会的私人高贵，同食利者阶层的彻底复辟，伴随着人类历史文明阶段上的几乎一切黄-黑-毒-赌，形成完全翻转的历史性大复辟和甚嚣尘上。历史的天平，出现了少有的大倾斜和大倒退。

一、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与历史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解剖、建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逻辑与历史起点是商品。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狭义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广义的任何人类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暴动、革命、起义、造反后的文治安邦和文化、精神、心灵、意识形态的革命作为性的核心建构，其逻辑与历史起点可简单约化为官民矛盾(包含党群，政群，军民等)，或者干脆就是统治集团腐败阶层与被统治阶级大联合之间的矛盾，或者现代意义上的精英贵族与平民大众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的朝代更替中，这种矛盾，经常是被利用，以至于同统治阶层与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权力转移相混淆，结果导致统治权全体利用人民大众的革命能量，反而把它们当成自己用来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其则变成了一种新生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官僚集团、财团，同广大劳动人民大众之间的根本性的甚至生死大搏斗与深刻矛盾。

　　这种矛盾的浅层现象是公权力如何私有化，权力怎样异化，中度现象则是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体制的异化。而最深层的现象就是文化或价值异化，政治伦理道德与政治审美方面的异化。

　　由老子打天下做江山(天下)，转化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权力、制度与文化异化，就演变成世袭、天然血缘传承。人性在阶级社会里的私欲大恶，就将从政治审美、政治伦理，借助于教育、文化不公和意识形态变轨，而走向彻底的历史回归的恶性循环。

　　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明察秋毫，同周恩来、朱德始终神话般的铁三角领袖集团，形成了人类革命、发展建设史上罕见的历史自觉和灵魂共鸣：革命到底、改造到底，以及学习到老。这一切在毛泽东的大公无私，周恩来的身体力行和循循善诱的“晚节不保一笔勾销”，和朱德七六年元月，亲和主席诗词二首的两首诗作与前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解答。艾心指导的《战友》这一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的超常纪录片，至今未能引起高度的重视和举国的轰动性的公映，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重重困境。不过于幼军讲座的四面楚歌，狼狈不堪，和更加蓬勃向上的人民节的举国人民自发的毛诞节，又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逻辑和价值神圣。

　　官僚、政客、官商勾结、权贵利益集团，裙带与家族资本主义，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当代资本主义方式之下，是以透明旋转门、官僚文牍、权力寻租和灰色地带、权-钱-色交易合理合法，甚至堂而皇之的自由、民主等等旗帜下的契约自由、选择自由、天赋人权等等，而表现出来的。由于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真皇帝，同官场上的傀儡似的现实政治平衡，官民矛盾在所谓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下，通常表现得似乎并不显著。然而，自超级经济帝国(超级跨国公司和控股企业集团、基金集团)问世后的儒商专家治理后的CEO阶层主导，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离后的管理经营之生杀大权系数获得新掌控后，新权贵资本主义显示出来的官民问题，也逐步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

　　有鉴于直接的苏联社会的最高当局的领导层整体性的叛变，尤其是由起先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修正主义，经过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专家、官僚特供与特权基础上，而走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拥抱和欣然接纳，有鉴于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由于群众闹事、工人罢工、学生罢学等等所显示出来的官民对立，有鉴于中国在文教卫生、意识形态和其他铬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路线、道路的尖锐矛盾与斗争，也包括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集体化后，特别是当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机制，遭遇到了一些曲折和错综复杂的困境而出现的走回头路的经济制度方面的上层尖锐对立，毛泽东最终发现了党内、军内、政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矛盾的主要焦点和方面。

　　在新中国刚刚形成最基本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整个中国无论高中低的权力阶层，大体上依旧还是红色，尚未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大资产阶级与暴富家族资本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在中国生产力、国力、经济基础尚未完成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时候，依然下决心进行文化革命，这是毛泽东一生可能的比他决策的抗美援朝还难以下定决心的最为艰难的大决策。从三年自然灾害到四清，甚至更远的追述到他的最初的反右前的思想文化整风运动，这期间，几乎有将近十年左右长时间的尝试、选择、犹豫、变轨与举棋不定。从他给江青的信所言及躲在西方的山洞里，到前一天把《炮打司令部》他的大字报交给周恩来，第二天又索回，后来又给了，最终下定决心，可见，毛泽东决策文化大革命，比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还要难的多得多。

　　有大房子，有汽车，有警卫，有权有势，威风凛凛，八面威风，不可一世，更有共产党的外衣与人民对党的信任，作了大官的甚至比资本家还厉害。毛泽东于是毕生认定的彻底的革命派所谓惯性，使得他据此而抓住了矛盾的最主要的方面。

　　腐败、特权、专政是其他阶级社会下官民矛盾的转化方式与调解手段。小生产者与旧社会的传统势力与方式，是资产阶级不断滋生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则路线斗争、当权派的道路与旗帜选择，则是资产阶级内生与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方式与核心条件。

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脉动

　　以68年红五月的巴黎和全球红色风暴，包括日本、法国、欧洲与美国(也许只有勃列日涅夫下的苏联)的全世界的左翼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主题问题和全面冲击，并不为中国所独有。文化大革命，因此也不单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事实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继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化与人类解放和政治大革命的普遍性要求。西方当代的最主要的大思想家、学问家、理论家，及其学派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至少是毛泽东的红宝书之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方面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长征红军老革命家那绚丽多彩的传奇般的伟大革命生涯之生命与精神的某种重大影响。

　　毛泽东现象、毛泽东语式、毛式思维、毛泽东主义，甚至就是毛泽东服饰(毛服和红卫兵与解放军军装)，以超过孔子、孟子、老子、耶稣基督、马克思、列宁，和人类史上的任何一位大人物与一大事件的影响力与影响范围，形成世界性的冲击、震撼和强刺激与输出。而中国国内，则在举国的红卫兵运动，全领域的文革冲击，武斗和大串连，破四旧立四新，停课闹革命，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又在革命大联合和全国江山一片红下，在造反夺权之后，通过老中青三结合，通过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政权的回归，出现了国家领导制度，社会管理与治理制度与文化，社会分化与阶层演化的在如此大范围内的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原则的苏维埃工农兵似的直接人民管理的最重大的尝试。

　　在新中国的鞍钢宪法、大庆三老四严、大寨干群一体战天斗地，和人民解放军官兵一致，整个国家全民动员，集体地进入马克思在政治解放后意欲追求的人类解放的社会化政治参与和公民社会政治决策意义上，毛泽东把其早年井岗山的红色根据地的红军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彻底贯彻到整个社会与国家层面，甚至出现了周光召指出的学术和科学民主的人类史上的奇迹。屠呦呦的诺奖获得，人工胰岛素的合成，激光照排，杂交水稻的发明创造，航天及其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显示出新中国科学民主的巨大能量和伟大创造力。

　　在中国综合国力同发达超级大国相差如此悬殊，国际安全环境如此严峻，整个帝国主义的敌视、包围、绞杀和苏联、印度等国的肆意挑衅，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在全民皆兵，抓革命促生产，和小球推动地球之乒乓外交，直到直接促成中美苏大三角，中法建交这一外交核爆炸，一半的国家在文革时期同中国建交，第三世界国际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中国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中美、中西的大门相继彻底打开，神秘的中国，经由红色的中国，变成透明和活力四射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既是重大的分水岭，又是古老中华文明承上启下的连接带。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战略预置、战略突击、战略决战和战略大逆转乃至反攻，其中的撼天动地，惊天地泣鬼神，绝对不逊色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的中国战略大逆转。如果是三大战役让头号世界强国美国最终认清了其扶蒋反共如意算盘的莫名其妙，抗美援朝使得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和朝野意识到陆军王中国雄狮不可战胜，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大国复兴之路，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使得新中国的价值观和文明制高点，成为全球瞩目，为世人刮目相看的文明架构。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胜利局面，同经济和社会大跃进，成为现实的可能。

　　文化大革命可界定为小文革、中文革、大文革和超大文革。小文革应指六六至六八年九大结束，标志文革的那种带有某种混乱的持续的甚至盲目的冲击式、急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中文革指十年文革。这其中林彪、陈伯达事件和后来的所谓四人帮事件是两大重要标志事件，但却不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线索。大文革应该是指所谓“八三四一”的毛泽东寿享八十三年，从三五年遵义会议起执掌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四十一年整个期间，或者应该是指从二七年算起的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岗山道路后的整整四十九年。毛泽东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武以定国，文以安邦，用兵如神，诗词书文，武战与文仗，武治与文治，始终处于高度伟大的变革、创新和革命之中。事实上，从工运、农运、农讲所、建党、建军直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这根红线，始终同其在新民学会所形成的根本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完全是一脉相成的。贯穿到底的这一条由在北大，经青年导师李大钊、陈独秀引路，接受马列主义和选择共产主义信仰，而形成并自觉地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理论是以一贯制之的。

　　最后，超大文革，则已经是远远超出毛泽东、党中央所能把握和掌握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化大革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文景之治的孝文皇帝和景帝，包括刘邦、宋太祖与太宗、元太元祖、明祖与明宗、清康熙、乾隆等等的有作为的皇帝，和周公、管仲、孔孟老庄、商鞅、程朱、陆王等等，所进行的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小文革，都是所谓的逆取而顺守，功能化理性统治的少数人统治的文化礼乐变革和意识形态革命。斯大林就是由于没能真正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特权官僚把握上栽了跟头，最后在制度、政策和文化上，埋下了苏联走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体制和文化上的种子。

　　斯大林绝不是在肃反扩大化、过渡指令化计划、一定的独裁工作作风和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出现最重大的失误的，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政治把握上，未能达到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高度。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的悲剧路径。卫星上天，红旗仍在。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最重大的历史贡献和革命结果。

三、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结构框架

　　广义地说，优待与改造俘虏，改造战犯，改造皇帝大臣，改造妓女和旧社会的一切阶层，进而包括改造劳动人民和社会的所有人，建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和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宗旨贯穿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革命与建设的始终。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相对于军事斗争、城市经济建设、科技革命、土地革命等等，更为集中和明确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而已。

　　阶级差别、三大差别，与阶级斗争，思想与文化斗争，权力与路线斗争，同这些社会差别与斗争存在是密切连在一起的。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武装军事和尖锐剧烈的政治冲突之后，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和平的历史阶段，传统的旧的保守的和新滋生的享乐主义、等级观念、腐朽思想文化，统统会蠢蠢欲动，卷土重来，它们还要借助于什么现代化，同国际接轨，时代性，主流话语，社会创新等等说辞，而新瓶装旧酒，搞迷人心醉的花样翻新。

　　通三统、张三世、尊尊亲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一切的沉浮旧渣，都会在周期律下，一并沉渣泛起。历史上的种种神权、族权、皇权或君权、夫权，会在新潮、新社会，在现代化、现代性、现代生境与政治生态之下，凭借着权力杠杆、政治正确、文化粉饰、礼乐包装、教化与官场熏陶，社会风气与社会分工地位变化，而潜移默化，暗流涌动，逐步形成大潮与巨浪。特供、特权、干部子弟、当权官宦，形成错综复杂的官宦臣民关系。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有着诸多重大的历史性新判断和绝世重大发现。只可惜这些都未能被当时和至今为止的当代中国所真正理解。这显示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的巨大欠缺。首先，毛主席说解放前旧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个历史时代经纬与方位的判断，同毛泽东一贯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外迄今为止的对旧中国的历史定位判断全然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以往的中外共同的判断。而事实上，只要真正翻开和搞清西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建构统一中央君主制的民族国家，统一市场、货币、文教，以及统一法理、关税和其他税制等社会建制，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发展史。西方世界仅仅是在最近的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左右，才步入大机器生产、重化工业化，和所谓新能源基础设施和自动化、信息化的工业革命阶段。对比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事实上，从秦汉伊始，中国就已经以大体上完全的现代性基础上的国家建构和社会契约经济结构，步入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封建制，仅仅是在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可能不到千年左右时间。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最早的工业革命，已经使得典型的东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其中，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是最重大的标志。

　　文革后的以李维汉为首的对毛泽东时代的子虚乌有的什么家长制、封建意识、终身制、帝王思想的控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一方面认定中国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只能补课，并且反封建与肃清封建余毒，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遗迹和如何可能，则完全是颠倒黑白，大错而特错的。

　　其次，毛主席又接着指出的“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解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显然，虽然所有制从根本上已经变更了，但分配与流通交换方式，分配上的实际上的等级化与潜在的两极化的可能，并没有同解放前的资本主义有太多的和根本性的差别。这从劳动与生产方式以外的分配与流通领域，已经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体制不但照搬、照抄苏联的很多，而且沿袭了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官国社会机制和文化的许许多多的遗留。

　　但对此的政策策略把握他又明确指出，“这些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这同放纵资本，解放私欲，扩大差别，甚至搞所谓的“允许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战略完全不同。

　　第四毛主席接着引用列宁的“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的”。

　　后来，毛主席又有更直白的表述，“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为后来的一切主流学派，所谓大家们所诟病，什么逻辑不通、不可能了，什么阶级政党领袖倒置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上，理论指示把社会主义新生资产阶级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的演化可能来源，都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了。而后者事实上仅仅指明了党内高层和领导集团，亦即最高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和执政权贵的最为直接的颜色革命之最为重大的危险。这一论断，这一切都被苏东的社会历史变迁所证实。而反过来，对此加以证伪的无论是理论反驳，还是实践否定，都早已显得理缺词穷，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完全是莫名其妙，不着边际了。

　　小文革、中文革的历史叙述，显然仅仅是以当时、当世历史状态为存在与对象体的。这同整体论的毛泽东时代和全景式的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脉动是不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历史叙述大结构框架，应该是由下述的几方面构成的：第一整个东方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率，这呈现出统治阶级联合政权的朝代更迭和文明与文化历史演进的统合分裂的周期轮回;第二近代东方中国资本主义以非科学叙述与界定下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明体系，惨败于野蛮的强悍的所谓发达乃至先进的资本主义;第三起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其中还一定意义上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等的近代中国的一切反抗与斗争;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反击战、对苏反击战、西沙保卫战，一举彻底驱逐了一切外国侵略者、武装集团和国家的一切入侵、占领，打碎了一切外来特权存在，捍卫和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国家尊严、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存在。同这一伟大的流血的政治的武装斗争，兵民整体战的人民解放战争相一致，近现代中国，历经人民战争与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阶段。在所有这些伟大的民族复兴、人民革命、社会变革、文化新生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着人民解放与制度革命，文化革命、思想解放、精神变革、价值革命是始终存在的。

　　共产党人的品格与精神，共产主义风格与文明理念，社会主义新人与文化意识，同古老中华的大同至世至德之世，中华人伦传统美德，中华圣人英雄天下情怀，不但通过党政军杰出领袖集团与英雄群体的光辉灿烂，而且通过井岗山道路、江西瑞金政府、陕西延安体系、河北西柏坡精神，一直最后的北京中南海治下的中华神州大地的新中国，从刘胡兰、白求恩、张思德，到雷锋、王杰、罗盛教，从王进喜、陈永贵、麦贤得到老孟泰、倪志福、尉凤英、吴桂贤、邢燕子等等等等，中华大地上英雄辈出，新人新事、新风新尚，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激情燃烧又莺歌燕舞的伟大时代，是一个跨越式大跃进发展的新时代，又是一个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繁荣，协调发展的历史时代。人大重阳罗思义的大逻辑是幼稚甚至十分荒谬的，就是从经济学理上，也荒唐可笑。他以还毛泽东之公道，承认毛泽东时代社会指标卓越辉煌，却把经济桂冠套在了其他的历史时期。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学理与范式中，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社会发展是经济学第二层级和最高层级的福利经济学与价值-文化经济学的最高、最全面的体现。其成就必定是综合、全面地反映了第一层级的效率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成就。从效率、福利、价值三大层级经济学看，毛泽东新中国的三十年，都是超过古今一切最大的最辉煌的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成康中兴、康乾盛世、罗斯福新政、战后西方黄金时代等所有的历史时期的。其事实上同尧舜时代齐名(当然，笔者不怀疑罗思义的学术诚实，其比那些靠学术造假，捏造历史与事实，妖魔化，污名化的公知学霸、政客小丑们，还是属于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还是要诚实得多)。

　　如此说来，整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的毕生的造反有理，同情与解放小人物，打倒阎罗殿，解放小鬼，同其改造中国与世界，复兴中华，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使并使中国、中华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同其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精神意志与文化脉动，是完全一致的。而小文革与中文革，作为一种事实上的防修反修的总的演习，即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态势下，地方和人民可能被再度压迫和边缘化下如何继续革命，进行了一次总练兵和实战演习。这同毛泽东的一贯的居安思危之忧患意识，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明察秋毫是一致的。张文木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历史文化大战略，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深度把握和解读是及其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