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邓力群同志所作的所有的高度评价都是当之无愧的，而我认为结合当前的社会状况及需要，对邓力群同志最接地气的、最和民心的、当然也是最好的评价，只需要七个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真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自然也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邓力群一生最精彩的部分都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连的，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倡导讨论“姓社姓资”在一些人眼里是邓力群同志的“罪恶”之一。

　　面对对方讨伐的场面，我冷静地思考：在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它作为立国之本，并载明在国家根本大法里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疯狂反对这一立国之本的时刻，为了更好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何罪之有?何错之有?在国家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对此武断的批判，更引来了国内外从骨子里极端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片喝彩，使那些同情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还有美好期盼的人感到迷惑而彷徨，使那些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痛心疾首。他们不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国内的汉奸卖国贼、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狂欢而难过，而为自己周围那些善良的人的麻木和那些所谓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对自己本应具有的坚定的信念失去了信心而又需要社会主义这块招牌来装潢自己而感到悲哀。

　　我敬佩邓力群同志，它犹如《皇帝的盛装》上面的小孩，勇于面对事实，心存纯真无邪，敢于说真话，不怕被圆滑世俗的所谓的成熟之人的嘲笑;他又像顶风傲雪的松柏，为真理坚贞不屈，宁折不弯，表现出了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他实事求是，善于把现实与自己信奉的革命理想结合起来，著作有理有据，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的渊博、智慧和品格。邓力群同志遭受过无数人的耻笑和谩骂，被讥讽为“左王”。称邓力群同志为“左王”的人中，其中就有貌似的共产党人，殊不知，从根本上讲，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在社会的进程中一直就扮演着名副其实的“左派”的角色，他们以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列而感到光荣，既然做了共产党人，又何“耻”之有呢?邓力群同志以及他的同情者们统统都被斥之为“老朽愚昧，顽固不化”。在被众人嘲笑中而又能保持节操、坚持真理的人，往往不仅坚持的是伟大的、而未被常人认识的真理，而且有时往往坚持的是最简单的、而常人不敢坚持的真理。

　　有人一方面让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坚决地同违背这些原则的人作斗争，却又武断地不让人理智地去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的言行哪些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哪些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试问：在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又怎样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怎样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怎样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怎样知道你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又怎样去发展你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呢!简直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言!一点逻辑都没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有些人的眼里，我就是社会主义，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去做就是社会主义。

　　此前，邓力群同志还办了一件他一生最引人注目、最精彩、同时又是被人诟病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并积极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被右派诬为“小文革”和“群众运动”。邓小平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的最多，态度也最坚决。我认为邓力群同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最敏锐，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紧密，思想最系统、最一贯。鼓励人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识别什么是假社会主义，分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也就是弄明白“姓社姓资”的问题，是能够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条件。邓力群同志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那就是敌对势力要打倒共产党，在中国全面实施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来对人们进行精神污染，借以达到打倒共产党、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但有些同志就是把这一严肃的、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看得那么的狭隘，他们只是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什么社会主义，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喊喊而已。什么“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在他们眼里就只剩下了共产党的领导一项了。他们忘记了，或者压根就不明白“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他们把共产党看成了一个没有自己独特政治理念，没有崇高目标，只有共同利益的一群人，把共产党看成了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样，忘记了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要到那里去，忘记了共产党所得到的是怎么来的，忘记了多少敌对分子正苦心积虑地要拿他们的价值观，并比较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基础与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中的矛盾和广大民众对你的态度来证明你的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如果共产党只要利益，只要统治权，那么广大的民众就真会相信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所谓的“反动宣传”，共产党就真成了世界上最自私、最丑恶、最专制、最落后的政党了。如果真出现了那种局面，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呢?邓力群同志的逝世使我有意再次浏览了有关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的资料，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围绕着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抵制精神污染，党内意见分歧是那么的大，除多数老革命坚定地站在邓小平同志一边外，邓小平同志实际上竟然成了少数派。邓力群同志便是其中态度最坚决、思想最敏锐、看问题最透彻的一个。

　　在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中间，还有态度模糊、看问题不能击中要害的人，他们之所以站在邓小平同志的一边，恐怕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威望。当然也不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上采用阳奉阴违的人。当时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更是几乎公开地反对邓小平的观点，成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保护伞，其结果导致了自由化的泛滥，部分高校学生在“精英”的蛊惑下，上街游行，甚至喊出了让共产党下台的口号，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给民众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总书记的下台，更是在许多人的心中成就了胡耀邦“开明”、“党内圣人”和“民主”的好名声，却是党的形象又一次付出了沉重代价，为以后出现更大的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逝世后，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虽然高高挂起，但他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要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却被后人们忘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也似乎被束之高阁了。不少媒体曾不断刊出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其中一些主要参与者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和攻击。有些人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保全邓小平的声望，把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罪责”一股脑地推到了被他们封为“党棍”、“文阀”的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的身上，污蔑邓小平同志上了这些“小人”的当，实际上践踏了他们表面上尊敬的邓小平同志的睿智。世界上许多事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在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该不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本来在党内本不应该有争议的问题，却成了我党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个已经做了，已经成了历史的事件，仍是讳莫如深，望而却步，避而不谈，犹如干了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西方媒体称为“官史回避的历史的真相”，让不少国人怀着好奇之心，翘首以待，等待着美国之音的揭秘时刻。

　　据说反映邓小平丰功伟绩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只敢拍到1984年，其原因，也是为了回避这段历史。由于党内对该不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分歧巨大，党在这个问题上反应迟缓，给人民造成的印象是我们党对自己的事业也缺乏了应有的自信，在社会上造成了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不给力。

　　近三十年来，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在一片和谐声中，国内外敌对分子一刻也没有停止向社会主义全方位的进攻，创造了经济虽飞速发展，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却越来越低这种史无前例的怪现象。在这种进攻下，民众的信仰进一步缺失，社会腐败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盘越来越小。不少的公知们时不时地在党和国家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领导，丑化革命领袖的言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揭秘真实历史的姿态出现，肆意篡改近、现代历史，污蔑革命，特别是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夸大建国以来共产党在执政时期出现的失误，借此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历史上的一切农民战争，反对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污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土匪造反;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抵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随声附和;党员中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搞封建迷信的人越来越多，更有甚者，有些党员，乃至一些干部党员也参与反对共产党的邪教组织;党校、社科院、高校中相当多而不是少数的所谓的专家、教授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修养，在媒体上、在课堂上，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罔顾历史史实，肆意发表背离宪法精神的言论，宣泄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全国上下，党的理念，党的形象常常成为人们调侃的对象，客观公正地替党说话的声音，总是遭到众人蜂拥而起的嘲笑和戏弄。

　　由于人们思想的混乱，信仰的消失，造成人们一切向钱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世风日下，弱肉强食现象不断发生，社会矛盾激化。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共同富裕是其固有的本质特征的重要体现，本就不应该、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但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优势早已不存在，并且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官员凭借自己的权利贪污腐败，搞钱权交易，色权交易，那必然是自然而然的事。官员贪污腐败曾一度猖獗，其状况真可谓是苍蝇扑满面，老虎满山转，党的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几近无可覆加的程度。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地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力求扭转这种严重的颓势，在许多领域，人们看到了新气象，特别是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令人咂舌称赞的效果，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所取得的成绩离广大民众对共产党这一特殊的政党的期盼还相差很远。

　　最近，教育部长袁贵仁同志就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意见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指出“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里出现，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袁部长的观点本是遵循有关的法律精神发表的，却遭到了不少人的粗暴攻击。他们的攻击言论表面看是针对袁贵仁的言论的，实际上则是对中央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击。这一件事不是孤立的，联系最近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类似的现象，充分证明了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严重性，展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市场是多么的广大，右派的力量是多么的雄厚，以及党在这一领域的力量是多么的薄弱。

　　现在一些人的言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已经远远高于了邓小平同志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只对具体问题采用具体的应急办法，仅仅是哪疼治哪，哪痒挠哪，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们到底敢不敢，能不能做到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呢?这个问题是历史对我党对自己的理念忠诚度的考验，对自己执政信心的考验，是对自己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对共产党最终命运的考验。邓力群同志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的、由邓小平同志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过去三十年了，面对目前的现实状况，在对邓力群同志声不绝耳的谩骂和嘲笑声中，我们能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许多观点的正确性是不是得到了实践的充分验证，并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呢?他对未来预测，对党的期盼，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反思呢?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不断渗透和公开的进攻，面对国内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做大，我们是勇敢地正视他们的存在，并同他们进行积极的斗争，在他们的谩骂声中日益强大起来呢?还是一味地妥协，在他们别有用心的喝彩声中走向衰亡呢?历史将会验证一切。

　　邓力群同志将伴随他的思想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