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 唐青钊
历史的钟摆行进到了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日子。
这一天，一个代表了全国五亿人民心声的强劲声音久久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回荡：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声音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基本终结。 这个声音宣告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即将完成。 这个声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成立。 然而，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新中国不只是改朝换代，最根本的是改天换地。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改天换地，都是一个“工作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反动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还会做长期、最后的挣扎。即使是赞同改朝换代、决心改天换地的人们，对于新中国也几乎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都在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着新中国的映像。中国共产党是志在改朝换代更是志在改天换地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其说是“现实的理想”，毋宁说是“事实的‘无知之幕’”；与其说是预设的即成之路，毋宁说是摸索的理想之路；与其说是天真烂漫的天国，毋宁说是血与火的炼狱；与其说是自由王国，毋宁说是自在之物。当人们从天真烂漫的想法回到并不天真烂漫的现实，当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逐步展开并发生矛盾，当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业已展开并发生斗争，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爆发并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当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纠缠甚至对抗着，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思想、思想与经济、文化与经济之间矛盾的自我革命就会不期而至。主动的，只是拖着命运走；被动的，只是被命运拖着走。毛泽东是不甘心被历史的命运拖着走的，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正是这样一次表现为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革命，是不可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的常识，简单的命题，但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寻找到的真理。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对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寻求真理，拯救中国，追求独立，求得富强作过生动的描绘：
“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寻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学习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1476页）“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同上
第1471页 ）显然这个结论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结论。
（一）帝国主义逼迫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其实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不仅是列宁的结论，而且是历史的结论；不仅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且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就是战争。对此，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作了新的阐释。
“战争是欧洲的基本主题，而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战争债务和借贷关系，则是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基础。
总起来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银行家以信赖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而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韩毓海《五百年来准著史》第221页、第231页）
显然，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老祖宗将战争作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手段，则帝国主义将侵略和战争当作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了。当然，这里的侵略和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战争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文明的或武力的，军事的或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各种形式。
显然，西方列强是不会将它们富国强兵的真经传授给落后国家的，而它们的所谓真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想学也学不到，并且没有条件学到的。当年德国人李斯特曾经这样评价英国人：他们爬上了财富的高楼，却将登上财富高楼的楼梯抽下。对落后的中国大抵采取的就是如此的伎俩。
显然，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保持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对帝国主义各国是最有利的，中国反动政府成为西方列强的财富运输大队长、利益看守人，而西方列强又维持了对中国的实际统治和实际控制。
因此，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富强成为中国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只有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现实之路。
（二）中国的反动派逼迫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任何革命都是先进的阶级对落后的阶级、新生的阶级对陈旧的阶级、进步的阶级对反动的阶级的反动。因此这必然：一是满清政府不允许。他本来是中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自从一八四零年以后，量中华之财力，结万国之欢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后，就更不允许中国社会有些许进步了；二是北洋军阀不允许。他们本来是依靠依附满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起家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更对中国革命磨刀霍霍，更不许中国人民革命了；三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不允许。国民党曾经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但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政权、党权、军权以后，就置中国人民于死地，“国民党怎么样？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3-1124页）后来，果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用三至六个月解决共党问题，不料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消灭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消灭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之后，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反动派，尤其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三）中国革命理论证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要求回答中国革命的前途。早在1940年，毛泽东对此就作出了肯定而科学的回答：“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对此更是作出了明确而科学的回答：“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中国的前途只有社会主义，舍此别无他途。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主义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五）社会主义是人间正道
理论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早就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践上，曾经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现实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在将来，世界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因为历史不会终结，人类社会必将按照自己既定的历史规律前进，而社会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具体实现。历史将证明这一真理、这一“理性之光”。
二、获得一定“自由”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53年前的中国。毛泽东在那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讲话，叫做《十二年总结》。
毛泽东在这个总结里给出了这样的哲学命题：“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来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是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做得比较好。”“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出，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方法，因为经验不足。”“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毛泽东在这个总结中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天才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哲学理论基石。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2年的总结，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比较实事求是的总结。这个总结，对文革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7年的经验教训同样基本适合，比较地切合实际、比较地实事求是。
（一） 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文革前的17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取得巨大成绩的时代。这些成绩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获得了一些“自由”。这个巨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了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制度实际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四位一体的国家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基础。
2、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开展了经济建设，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齐头并进，较大地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为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奠定了一定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
3、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4、尽管有过曲折和反复，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人口大幅增长，人均寿命较大增长，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
5、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初步实现了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繁荣。
6、基本确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成果主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毛泽东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政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等等，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2、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毛泽东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手工业合作化理论和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理论，为实现“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农业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奠定了所有制理论基础。
3、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考察研究，开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这个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主要矛盾理论，敌我矛盾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抗性矛盾理论、非对抗性矛盾理论，为我们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探究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4、提出了相对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考察中国社会主义运行的规律，提出了相对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要想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就不仅要开展经济建设上的革命，还要开展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革命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5、基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样是由毛泽东开创的。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在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邓力群辑：《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批注》）。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实际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1）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个体所有制例如农村自留地、手工业个体户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2）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不断提高规律等。（3）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就经济抓经济，因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和政治的统一，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要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同时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4）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毛泽东认为，管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加强所有企业的管理、“自治权”和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5）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为不发达与发达两个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时期，由此出发，必须提出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的发展；（6）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举”理论。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系列并举的主张，例如，工农业并举、农轻重并举、前海和内地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等等。毛泽东提出的这套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是实实在在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的。
三、远未获得“自由”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文革前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获得了一些“自由”，因此也就获得了相应的改造中国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绩。然而获得的“自由”远逊于未知的“必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与其说是自由王国，不如说是自在之物；与其说是自由王国，不如说是必然王国。这主要表现在：
1、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存在着认识的盲区和误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巨大分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抗消失了但矛盾仍存在，因而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资产阶级还存在，那时的主要矛盾直接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转化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时而激烈时而和缓，因而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就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与生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了这个根本规律，就必须既要抬头看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埋头拉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并且被认为是“左”的根源而后来被枪毙、否定。而其他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没有分歧；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因而已不是主要矛盾，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认知的巨大差别，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重大差别，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差别。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不终结，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认知都会有巨大差别。
2、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存在着盲区和误区。经过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中国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定和支配。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规律，例如社会主义生产与需要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管理规律，价值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所有制发展规律，等等。每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的规律，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与其说是一个自由王国，不如说就是一个必然王国。社会主义生产与需要的规律，就是一个不断反复认识、调整并不断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石的所有制的演变规律，还是一个不断反复认识、调整并不断产生问题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同样还是一个不断反复认识、调整并不断产生问题的问题；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地位问题，更是一个反复博弈、常话常新的问题。而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问题，在当时更是知之不多或知之甚少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毛泽东：《十二年总结》）绝大多数人恐怕还不能望毛泽东之项背。正因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存在巨大的盲区和误区，才导致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等“五风”的劲吹，才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才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失调的境地。
3、对社会主义政治规律的认识存在相当的盲区和误区。积文革前17年之经验，中国逐步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自然仍然受着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定和支配，由此具体地产生了国体与政体、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党的领导与政府职能、领导党与参政党、党内与党外、党与群众、自由与纪律等等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的具体的矛盾运动必然产生社会主义政治人民民主专政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规律、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规律，等等。这些规律同样与其说是自由王国，毋宁说是必然王国。以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规律为例。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基本的民主制度，我们党在长期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不仅形成了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理论，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制度。这似乎让人看似已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规律。然而，事实上，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存在诸多的盲区和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曾认真地分析过这一问题，认为，“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因为对社会主义政治规律的认识还存在诸多的盲区和误区，才干出了反右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诸多的政治蠢事。
四、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革自己命的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革社会主义敌人的命，最主要的是革社会主义自己的命，是革建设、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命。而革自己的命，则是最难最难的呵，因为没有下地狱的决心，不经过炼狱之火的考验，就不会进入伊甸园。“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479-480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271-272页》这个革命“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泽东语录，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显然，这个革命注定是一次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革命。这个革命较之革社会主义敌人的命，更复杂、更日久、更反复，因而也就更加艰难。手段、方法也更是大相径庭。对敌人是疾风暴雨，对自己是和风细雨；对敌人是压服，对自己是说服；对敌人是消灭，对自己是改造；对敌人是用武器批判，对自己用批判的武器，因而拿捏的分寸更难把握，搞得不好难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然而不经过这个炼狱，就不能升入天堂；不经过这个革命，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
1、工人阶级要实行自我革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苦难的代表，他们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但是工人阶级不是上帝，在他们身上依旧有着旧世界的灰尘和污泥浊水。“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持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列宁全集》 第28卷 第403页）因此，工人阶级要想担当起领导阶级，就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不断地、反复地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和污泥浊水。
2、农民阶级（贫下中农）要实行自我革命。中国是农民的汪洋大海。农民是一个劳动阶级，又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因而做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而做了新中国的主人，因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农民又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与小生产联系在一起，“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
第四卷 第181页）并且这些农民小生产者，“这些人发财观念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即使是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农民仍然还保持着强烈的私有观念，仍然保留着小生产者的固有特性，仍然带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因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事实是一手抓住社会主义，一手仍然连着资本主义。因此，农民要想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人，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克服自身的私有观念、荡涤自身的污泥浊水，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的责任。
3、知识分子要实行自我革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而阶层不过是阶级的一层皮。知识分子属于什么阶级，要看知识分子附在哪个阶级身上。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旧世界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有着拥护共产党、拥抱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天然地联系着资产阶级，联系着其他剥削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有着奇妙的憧憬和幻想，对自己则将尾巴翘到天上，以为是社会的主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知识分子这张皮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这张皮的头颅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因而这张皮与无产阶级的水乳交融是一个长期痛苦的事情；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更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知识分子要想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自觉改造世界观，自觉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自觉清楚自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主人。
4、革命干部要实行自我革命。革命干部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自我革命？答案是更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因为，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要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就必须是具有政治远见、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就必须胸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就必须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在困难面前坚定不移、勇敢向前，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就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一句话要像上帝的使徒一般成为人民的使徒。但革命干部不是上帝的使徒，他们有着平凡人的情感、平凡人的追求，他们有着世俗的观念、身上有着旧世界的痕迹，他们可能会滋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搞特殊化、谋取私利。正因为如此，革命干部更应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之心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以真正担负起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5、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实行自我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同时又是具有革命性和软弱性的阶级，因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消灭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改造，要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以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6、其他剥削阶级分子要实行革命和自我革命。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集团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阶级和集团自然要消灭和打倒，但对他们的成员只要不是血债累累，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就要给以出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强制执行改造，实行社会主义自我革命——自觉实行改造。待他们改造好了以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
五、党内的严重斗争和分歧是一个客观存在
毋庸讳言，中共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和团结的党；也毋庸讳言，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中共党内是存在严重的分歧和路线斗争的。那种将文革17年前的历史描述为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对历史的讽刺，那种否定党内的路线斗争、否定党内严重的分歧、否定党内严重的分歧和路线斗争相互交错、纠缠在一起的观念同样是对历史的嘲弄。应该实事求是，还那段党内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历史事件表明党内事实上存在严重的斗争和分歧
历史的问题必须回到本身，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文革17年前的一些历史事件。
1、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争论。中国革命是逐步胜利的。1950年、1951年，中共党内就开始了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争论。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不仅早就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出现了阶级分化，也出现了互助组和合作社。新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东北局书记高岗明确主张农民互助合作，抑制农村两极分化。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而华北局反对山西省委的主张。刘少奇未经请示中央同意就表明支持华北局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并以此“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是错误的，提出先上农民个体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富农经济也让他发展，先农业机械化再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则鲜明地支持了东北局和山西省委的意见，以为西方资本主义能够依靠工场分工就形成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则中国农村的合作社也能形成性的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决策与事件回顾》）提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自然，毛泽东科学的见解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2、关于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历史上的武训是满清政府的奴才，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斗志的代表人物，是满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帮凶。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被刻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典型；这样的一部电影，竟获得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核心领导人的拍手叫好。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以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并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直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47页）而失去批判能力和向反动思想投降的竟有相当的党的核心干部！这实质是毛泽东文化革命主张的雏形，而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张并没有为党内同志理解和贯彻。
3、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争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之前是有过激烈的争论的。早在1951年，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时间很长的“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要让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要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因为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批驳了刘少奇的观念，以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有害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是错误的。在批驳刘少奇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自然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89页）
4、关于“新税制”的争论。1953年，薄一波主持制定的“新税制”，在未经充分讨论并未经中央讨论的情况下就向社会公布实行。陈云经过分析，认为这个新税制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公私一律平等”；一是变更纳税环节。（马建波：《光辉的理论伟大的实践》）毛泽东则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新税制离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有利于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毛泽东对薄一波的批判，实际暗含对刘少奇的批评，因为新税制的指导思想分明是刘少奇的思想。（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5、关于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同盟，是他们咎由自取。但高饶结成反党联盟，表明共产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是有严重的政治斗争的，任何否定党内斗争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6、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从1953年开始，中国农村就开始了稳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掀起了高潮。中国农村实行合作化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抵挡不了也不敢抵挡。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达成了共识，但在发展的速度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毛泽东认为，他们“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后来合作化的发展不仅出乎邓子恢的意料，而且也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只用两年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合作化速度问题的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水陆洲：《文革简论》）
7、关于“反右”斗争。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节节胜利使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翘起了尾巴、骄傲了起来，滋长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为了端正党的作风，毛泽东决定在中共党内开展整风，以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决定开门整风，发动党内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以帮助共产党整党。在整风初期，我党虚心听取各界的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使整风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妄图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根源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估计——右派占知识分子的比例不过是百分之一、二、三也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党中央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却划了占知识分子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造成反右严重的扩大化。
8、关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分歧和争论。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实现总路线，毛泽东、党中央将大跃进推向了高潮并推行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三面红旗”。“三面红旗”中，毛泽东认为总路线是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实的，因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既有区别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个时期的成绩和错误也是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确的一面，按照《决议》的说法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普遍愿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实际是较大地推进了中国化的进程，极大地推进了农业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按照农民的话说是“喝的是大跃进的水。”“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决议》概括的大跃进的错误应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来被西方和中国反动公知们渲染为人类和平时期最大的饿死人的灾难，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罪魁祸首。这就不能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稍详述之，稍加辨之。
（1）大跃进的兴起、发展与纠“左”。所谓大跃进，就是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目标，掀起的工业、农业，文化科技诸方面的赶超运动，主要是工农业生产的赶超运动。 1957年冬，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是为大跃进之始。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加剧了经济的冒进。随后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不断革命”，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县以上各级党委抓经济工作和经济计划工作的内容，还提出了一套领导工作方法，被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但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直接违背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规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的主张，针对已出现的盲目蛮干、互相攀比，毛泽东又重新头脑要冷静，做事要留有余地。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全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标志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比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指标普遍高出一倍左右。会后工业、农业工作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主要表现是钢铁指标的不断提高和各地不顾实际的大办工业，在农业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农业产量的严重浮夸，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为之推泼助澜。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根据浮夸、虚假的数据，作出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更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造成全民大炼钢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是以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命令风、浮夸风为内容是“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不唯如此，更在一级比一级头脑发热。1958年秋，毛泽东觉察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逐步提出了纠“左”的措施。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学习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发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理论观念，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对统一调拨产品、资金、劳力的否定，对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的批评，对混淆两种所有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批评等。会后，毛泽东建议党的核心成员继续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本书，以从理论上搞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同月的武昌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急于过渡的思想，提出要压缩空气，坚决调整一些过高的指标，提出反对弄虚作假和反对将科学当迷信破除。1959年3月-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调低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中最重要的是钢产量指标，最后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为1300吨的建议。工业的大跃进与此告一段落，农业的大跃进则随着农业体制的起伏而起伏。不唯如此，更在一级比一级头脑发热。工业的大跃进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宝钢、大庆等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基地的建成；工业大跃进的教训更是深刻的。农业大跃进也应作如是看。大跃进运动深刻的教训，主要来源于违背经济规律，来源于党的各级领导的头脑发热。如果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发烧38°C的话，党中央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就高烧40°C，而相当的地方诸侯则高烧42°C，以至在大跃进运动中，受了惩罚、吃了大亏。
（2）人民公社的兴起、发展与纠“左”。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4月，广州会议前，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和薄一波就在火车上吹过人民公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谈到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三纯”，实际上又明确指出人民公社为集体所有制，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面所有制的界限，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执行。1958年11月—12月的郑州、武昌会议明确划清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两个界限，并多次批评了虚报浮夸风，开始了纠“左”的进程，而此时刘少奇、邓水平等人却对所放的粮食产量“卫星”交加称誉。1959年2月底至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1959年3月，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确定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1959年4月，写《党内通信》，直斥“五风”问题，要求唱低调，依照实际情况办事。1959年7月22日前的庐山会议实际是一个全面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所犯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风“五风”的会议，连彭德怀都认为“左”的错误已基本纠正过来了，可是彭德怀等人却主张追究“左”倾促进派人员的责任，并进而出现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情绪和倾向，1959年7月23日后的庐山会议全面转向，由纠“左”转向反右，导致“左”的错误又蔓延了近三年时间，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1961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从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小）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得以基本确定。1962年，农村刮起“单干风”，当时六个政治局常委有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四个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为是度过经济困难的最佳办法——陈云认为，实行单干，可以五年之内好转，坚持集体，至少八年；而刘少奇一直到1965年还认为，首先得机械化，然后才能集体化，没有机械化，就没有集体化（袁宝华的回忆）——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触犯了毛泽东的底线——因而毛泽东否定了这股“单干风”。经过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体制才得以根本确立。（参见郭建波：《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
9、关于反击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其实是一次纠“左”的会议，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左”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可是，彭德怀上得山来却要继续纠“左”。毛泽东开始只是对两种倾向的人，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犯了错误的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怀疑的人各打五十大板以息事宁人，可是彭德怀等人不依不饶，要处理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并进而滑向否定“三面红旗”，这就触犯了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正确的底线，彭德怀等四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时促使党内那些大跃进“促进派”们强劲反弹，继续“左”的错误，从而彻底毁掉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成果，导致1959年、1960年，高指标、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陷入绝对贫困和严重饥饿。
10、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分歧和争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我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主要在部分农村开展。毛泽东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而刘少奇却认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交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因而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农村“四不清”的问题。在方法上，毛泽东认为不要将农村基层干部讲得一团漆黑，不要将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要紧密地依靠贫下中农；而刘少奇则采取“桃园经验”，以干部大兵团作战夺基层干部的权来解决问题。甚至连毛泽东插话都不给机会，弄得毛泽东只好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以争取开会和发言的权利——毛泽东、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严重分歧，成为毛刘分道扬镳的直接导火索。
（二）文革17年前重大事件对我们的一个基本昭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是，历史的经验来源于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科学考察和分析。通过对文革17年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考察和分析，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1、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核心成员内部是有严重的分歧和斗争的。这些分歧和斗争，有主观认识原因，有客观事实原因。从主观认识原因方面看，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所取社会地位不同、各人的阶级归属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不同，因而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对具体的事物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产生差异，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这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从客观事实原因看，本质总在现象的后面，规律总是掩盖在现象之中，它不会轻易亮出自己“柏杜莎”的头，因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具体事物的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无知之幕”，是一个“必然”的东西。因此，中共党内出现分歧和斗争，甚至出现重大分歧和斗争是正常的；有了分歧和斗争，试图否定和掩饰这些分歧和斗争才是不正常的；有了分歧和斗争，不分析分歧和斗争产生的原因才是不正常的；有了分歧和斗争，不分清分歧和斗争的性质也才不是正常的。
2、毛泽东才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犯过错误，例如大大跃进中所犯的急于求成的错误但那不过是日月之蚀。毛泽东总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站在历史的潮流并引导着历史，他推动着历史而不被历史推着，他至少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缩短了十年，他用短短17年的时间就将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富强、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中国，期间还受到了大跃进那样的挫折，而大跃进的挫折主要是由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所导致的。如果党的其他领导人宣称：我比毛泽东高明，那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是利欲熏心、野心膨胀。
3、文革17年前的党内的分歧和斗争主要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刘少奇是实际上的二把手和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而他们则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问题上、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步骤问题上、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问题上、在合作化问题上、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路线问题上，都表现了相当的分歧和斗争，有些甚至是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当然，这些分歧和斗争，仍然是党内矛盾和党内的斗争。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不加分析一股脑儿地认为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并据此将党的历史写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对历史的亵渎；试图隐瞒和否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同样是在开历史的玩笑。这两者都不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4、毛泽东和刘少奇最根本的分歧和斗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歧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1）毛泽东的思路是：从中国是一个基本的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土地改革后农村迅速出现两极分化的实际情况出发，迅速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所有制关系的根本转变，并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主导、规定、支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依旧是主导、规定和支配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出发，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出发，确定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就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及时开展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将全体中国人民“革命”成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知识、有纪律、有理想和有奉献精神的人，而这样的人，既是社会的主人，又是最根本的生产力。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永葆先锋队的青春；通过不断改革国家机器，努力将各级政府建成人民的政府并永葆人民政府的青春。通过党和国家的领导，在充分尊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跃进——国民经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2）刘少奇的思路（这是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对山西农业合作社的批评上纲上线、对东北不要急于搞互助合作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主张、对资本家“剥削有功论”的主张、对农业合作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对过渡时期的党的总路线的态度，对合作化时期邓子恢的主张明里暗里的支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先极“左”后极右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张，直至到1965年还重弹他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老调中看出的）是：巩固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发展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约10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让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而对于农民个体经济，先让其发展，富农也让其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即农民个体经济让它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让它自由发展，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地缩小，其作用也要相对地缩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在刘少奇看来，“现在时”是新民主主义，“未来时”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且不说刘少奇这个构想的另一种乌托邦性质——试图依靠政权的一纸命令就能取消私有经济（！），单就实现这个构想的时间来说，到文革之前，直至到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制度阶段，中国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白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过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式资本主义而已！
因此，不言而喻，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分歧和斗争，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的主义之争。
六、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被颠覆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脱胎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同时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固有的弊端和缺陷，因此，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能巍然屹立、万古千秋地传承。如果不能很好地清除旧世界的土壤，如果不能很好地克服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和缺陷，如果不能让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如果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就有被颠覆的危险。
（一）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内在缺陷的优越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理想的天国”、“理性的王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有重大缺陷的制度优越制度。
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具有无比优越性又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对此，毛泽东组织撰写的党的重要文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已经做了初步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揭示：
“无产阶级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的错误。”
这实际是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紧密相结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实际是一个对立统一，是一个“恐怖平衡”。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了担负起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务必要将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且必须集中到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另一方面，有必须保证“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显然，这个矛盾解决得好，就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易于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得不好，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成员中就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器就会蜕变为官僚集团，甚至会沦为镇压人民的法西斯工具，人民民主专政就会沦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民主如果被滥用，则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恐怖”，造成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存在内在矛盾，也因此存在内在缺陷，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科学阐述，更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地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2、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商品经济制度是一个无比优越又具有内在缺陷的制度。无论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但最切合中国实际的是毛泽东后来明确指出了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商品制度”。（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其实就蕴藏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二重性之中，即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又可以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毛泽东称之为“鬼”，这个鬼不但危害到中国社会，而且会侵蚀到中共党内，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建设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然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个“鬼”既不能用法令取消，又不可能用其它的所谓经济制度代替，它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制度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继续前进，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是倒退回去，复辟资本主义。
（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实体”是被消灭了，但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分子还在，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顽固地占据着人民的头脑，因而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会在各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常常会打着拥护社会主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政治方面，他们会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他们会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会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由于资产阶级的活动，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事实上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因而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农民中还会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出现两极分化，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因而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个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尖锐。因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势力，社会主义会制度就有被颠覆的危险，社会主义就会锐变为资本主义。
七、文革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诸多缺点和问题
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为了人民。但是这并不是说，文革17年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存在诸多缺点和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四风”。这“四风”，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四风”，既是文革要革掉的内容，又是文革将国家一部分政治经济制度、一部分干部群众烤焦了的重要原因。
（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777页）文革前17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神圣化。1950年代初，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经验，基本是“姐姐做鞋，妹妹学样”——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这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但中国党内实实在在存在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等到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捅了漏子”以后，才明白斯大林和苏联并不神圣。二是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绝对化。突出的事例就是毛泽东讲“人民公社好”好就好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纯’”。于是全国各地不顾实际情况，一乎隆就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并且片面追求“一大”和“二公”，一区一社，甚至一县一社；甚至设想取消货币，无偿调拨农民的生产成果，以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是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突出的事例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本来毛泽东对反右斗争，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主张、政策规定，可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让毛泽东背了几十年的黑锅；四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劲刮“五风”。突出的事例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高指标风盛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五是左右摇摆、从极左到极右。突出的事例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大跃进个人民公社化初期，为“五风”尤其是为浮夸风摇旗呐喊、站台助阵；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受到严重挫折后，却又鼓吹单干，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年谱》
第五卷 第1页）毛泽东曾经为官僚主义画出过标准像，指出官僚主义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二十种具体表现。文革前17年官僚主义领导作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脱离实际乱过渡。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全民所有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界限，混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界限，搞穷过渡，企图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二是脱离群众瞎指挥。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实际情况，“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大上工农业生产项目，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紧张，经济资源严重短缺，环境资源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三是一些地方基础干部罔顾农民生命。突出的事例就是像河南省广厦县在大办公社食堂时，极端执行“粮食到堂”的政策，绝对禁止农民家里“冒烟”，结果造成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其教训是极为严重的。
（三）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问题。宗派主义是共产党内存在的一种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封建宗派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文革17年前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向党闹独立性；二是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搬进党里，以至有“红区的军队白区的党”之说；三是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实际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四是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尊重人家，不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愿和人家合作，以至长期充当外行，导致在具体工作和业务上不能领导内行。
（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的问题。形式主义是只注重形式而不管实际的工作作风，是只看事物的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文革前17年的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弄虚作假，不求实效。满足于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层层鼓动、全面铺开，以会议落实会议，将会议当成工作实绩，成绩出在笔头上，成果出在嘴巴里；二是好大喜功，欺上瞒下。有的不报实情、不讲真话，报喜藏忧，讲成绩夸夸其谈，长篇大论，讲问题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有的一味取悦领导，把领导的喜好做为行事的准则；更有甚者，为捞取名利，不惜哗众取宠，欺上瞒下，竟至干出在人民公社水田里插上松树枝、在人民公社食堂的酸菜坛子里腌上松树枝的蠢事；三是脱离实际，照搬照套。有的把上级的指示当教条，不吃透主要精神，不注重实际贯彻执行，而是照本宣科，机械地照搬照套。片面认为“想到”就是“做到”、“能写”就是“会做”，计划措施看似周密稳妥，实际却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八、文革前夕党内严重的分歧加剧了毛泽东中国需要革命的判断
文革前夕的中国，注定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多事之时。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失误，由于党内严重的“左”的错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由于苏联逼债和片面撕毁合同，更由于严重的长期自然灾害，造成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部分农村地区发生饿死人的事件。
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严重的，并为此做了多次自我批评，最著名的是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7千人大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那几乎是“罪己诏”。但是，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到失误和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毛泽东、党中央实际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都在纠“左”纠偏。1961年10月以后，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制定了人民公社政策十二条，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经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纠正了“五风”，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商业一百条》等规定，八届十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通过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毛泽东认为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关键是1962年、1963年，1964年实现好转。1962年夏粮的丰收和尔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毛泽东的判断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毛泽东坚信，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出现的错误是经营体制的错误和“左”的右的干扰导致的，因而毛泽东认为，通过方针、政策的调整，就能解决问题。说到底，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面对同样严峻的经济形势，党的核心层大多数领导人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问题。陈云在1962年7月以前都认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只有实行分田单干——是真正的分田单干，而不是后来宣称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要四年才能恢复，否则则要八年。在分田单干问题上，6个常委有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4个支持；在对形势的判断问题上，有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基本一致，也有刘少奇、陈云的基本一致。同时，彭德怀受7千人大会的鼓舞，上书了八万言书提出申诉。这些就是当时被称为的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这三股风，孤立地看好像是认识问题、对形势的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问题，但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并将历史联系起来看问题，那就是原则问题了。
单干风公开主张分田单干，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化，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这表明刘少奇等人对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按照邓力群的判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那个时候的一些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确实右得很！”（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讲话》）
黑暗风将1960年以来的形势古迹得一片漆黑，看不到光明，这实际是无视1959年以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实际是借批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的错误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根本正确性，这也实际是否定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确性问题。
翻案风是关系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彭德怀的右倾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当时不采取措施，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问题上不仅难以统一思想，还很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更本质的原因其实是为党的接班人扫除接班障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曾说过彭德怀：“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黄克诚还提到：“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62页)毛泽东与彭德怀开玩笑，实际上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显然，是要彭德怀本人采取措施去取得另外一些人的信任，据以消除疑忌，但彭德怀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别人的猜忌依旧。彭德怀本人不一定就会在毛身后，搞政变篡党夺权，但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以及不分场合胡乱发布批评意见，早就引起了“接班人及其拥趸”的猜疑，这个猜疑早已经上达到毛泽东那里，并且已经成为一项反向委托给毛泽东生前必须完成的“委托任务”——需要在生前为接班人扫除障碍。（老田：《拿彭德怀说事的党史造谣学》）关于彭德怀的错误是组织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当年的政治决议写得很清楚：“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
毛泽东根据建国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八届十中全会所通过。
根据这条党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和党中央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依靠各级党委和领导、采取整风的办法，搞了农村“四清”运动、搞了城市“五反”运动、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各级党委和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军阀作风问题。不但有些问题更加突出，而且中央核心层主要是毛刘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到1963年制定农村社交23条时发展到毛刘公开交锋的地步，到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苏联党内竟建议中国共产党搞掉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依靠各级领导采取整风的办法搞农村“四清”、搞城市“五反”搞文化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行，那么，“巴黎值得一次弥撒”北京就需要一次革命了。
九、文革是社会主义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需要领袖人物站在历史的前头去领导、去组织、去统帅。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永远站在历史前头、领导组织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创造历史壮举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践行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泽东依靠这个理想，依靠党和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这个理想，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反右斗争的胜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胜利，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家工业化迅速推进；依靠这个理想，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又提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设想的中国发展的蓝图；依靠这个理想，中国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依靠这个理想，毛泽东要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算是实现了毛泽东的最终理想。但是，毛泽东深知，理想只是现实中的希望之花，只有通过不解的努力并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才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日出的一轮红日，才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最终建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固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因，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原因，更在于毛泽东早就洞察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内在缺陷的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原因。毛泽东事实上洞察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二重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四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民主权利，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这个政治制度，由于内在的矛盾和外力的作用，可能会走向反面，从而在各级党组织中，在国家机关中，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会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器有可能蜕变为官僚集团、甚至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毛泽东事实上洞察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二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规律并利用规律来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获得比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实现社会主义的赶超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存在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这就为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基础。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脱胎出来，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实体”是消灭了，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存在，他们还会做最后的挣扎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又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又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产生着逐步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光有所有制的革命，是不成的，还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思想。这有毛泽东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毛泽东的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证。而在1958年初根据毛泽东指导、由胡乔木修改定稿、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乘风破浪》的文章，对此阐述得就更加清楚、明白。这个革命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漫长、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痛苦，也就更加灿烂辉煌。它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暴风骤雨，并且必然也只有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逐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稳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也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可靠的和必须依赖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总体来说，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奋斗、特别能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但是，既然这个党做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担负起来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就必须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组织的纯洁性、思想的统一性。然而，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天然地拥有先进性、领导力和战斗力；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就有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思想；由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本来就有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反动分子，它们为了复辟它们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到党内寻找代理人、甚至钻进共产党内；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和基础，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贪污腐化、生活糜烂的现象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和作风的，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条或明或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甚至可能会在党内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将共产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只有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不断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只有不断地清除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心中的灰尘，毫不留情地共产党内腐烂的肌体和毒瘤，并且时刻防止睡在共产党组织中的赫鲁晓夫，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领导力和战斗力，也才能让共产党永葆其青春和活力。这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暴风骤雨，并且也必然要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使共产党在阶级消灭之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永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坚强代表，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视野下的中国人民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它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既结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人民既是一个统一体，又是一个有区别的并有矛盾的统一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由衷地爱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的“人民万岁”的口号、形成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观念，是人民领袖最根本的世界观和对人民的负责及期许。正是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圣灵圣子圣父“三位一体”的关系，才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才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有一个胜利。但是毛泽东对人民的期许是领袖的自觉，而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则或多或少地带有迷信和盲目。毛泽东深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它党派和人民阵营的成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依靠人民，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更深知，人民是有缺点的——也就是鲁迅先生揭露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除人民的这些缺点，需要和风细雨，也需要暴风骤雨，必然也只有经过炼狱之火，才能使人民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才能使人民自己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最终将中国人民羽化为无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新人的。
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是最伟大的导师，是因为他不仅创立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思想和理论，而且这些思想和理论指导了党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不仅指导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而且成为了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精神支柱、心灵鸡汤；不仅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心灵鸡汤，而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仅指明了人民前进的方向，而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根本途径和具体路径；不仅指明了人民前进的根本途径和具体路径，而且是那种像他自己说的“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超迈古今、熊冠群雄，他远远走在历史的前头，牵着历史走；他正因为远远地走在历史的前头，所以也就不为历史所理解。毛泽东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看到了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到了人民自己身上严重的缺点，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毛泽东是一个真的猛士，他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他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政党，他要将他的人民培养教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他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他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人民吃二道苦、受二道罪，他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大跃进，这是一个深刻、艰巨、复杂、持久而又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革命。毛泽东是试图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即小民主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四清”运动试过了、城市“五反”运动试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过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教育运动试过了，都不太灵，以至毛泽东得出结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更看到了我们这个党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走向反面的危险，“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这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90年）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冒着摔得粉身粹骨的风险转向采用小民主和大民主相结合、以大民主的办法为主——发动群众起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大胆揭露我们党和国家制度中的黑暗面，以获得党的浴火重生，国家制度的凤凰涅槃和人民群众的脱胎换骨。这个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简称文革。文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进行的不可不革、非革不革的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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