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李锐所谓在北大荒“饿得快死了”凸现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李锐不停地恶毒诋毁毛泽东，总是把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当成 “核武器”，不停地“射”向毛泽东，妄图将其“炸得粉碎”。 2009年，他在香港抛出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公然叫嚷毛泽东“罪恶滔天”，咬定大跃进“饿死3755万人” 。这是弥天大谎!而李锐却把“谎言重复千百次就会变成真理”奉为信条，就在在上个月抛出的《九九感怀》(《炎黄春秋》第5期)，摆出自己在北大荒“快饿死了”的“切身体会”、北大荒“饿死人”的实例，妄图“实证”所谓毛泽东大跃进“饿死3755万人” 。 只不过，谎言加谎言，结果只能更大的谎言! 鉴于李锐此文说的是“自己的切身体”，对于未曾经过那段农村“苦日子”的人，还有欺骗性， 这就不能不略加分析、批驳，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还毛泽东以公道! (一)、一个老头“头一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死掉了”能说是“饿死”的吗？ 李锐说什么，到北大荒，自己不能作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要把人饿死”。“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 !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 照李锐的说法，这个“老头”真是活活饿死的呀!但这种“活活饿死”的典型，只怕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 先看、公社食堂能不能“基本停伙”？ 1960年10月后，全国都在贯彻落实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强调办好食堂，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李锐说，北大荒是由部队主管的。解放军是把中央指示视为“命令”，把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看成自己的唯一宗旨， 又怎能坐视全社的人集中在公社吃食堂，“各家各户不准保存粮食”，公社食堂竟然“基本停伙”，而不闻不问 ？ 如果说，公社食堂果真停伙，一个公社那么多人，为何不见广大社员也像李锐那样饿得到地里检“土豆、野菜”救命？为什么更不像莫言文学胡诌的那样，先是挖野菜吃，野菜吃光，就吃树皮，树皮吃尽，学生见着煤块抢着吃？又为何只饿死了那“一个老头”一个人，而不都 “饿死”？ 李锐不是说，5月到北大荒，“开始食堂伙食还可以”，表明那里“五风”破坏不大，在“新黄不接”之时，也根本无所谓饥荒问题，怎么秋收刚刚几个月后，竟连“公社食堂都基本停伙”呢？ 再看、那个“老头”，头天还在跟李锐一起干活，第二天就饿死了，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这个老头最后留下的遗言“真想喝一口稀饭啊”，说明断炊已乆，不仅吃不上什么饭，而且连“一口稀饭”也喝不到了，老头确是“活活饿死”的。另一方面，这位“老头”饿得临死前却还能同李锐“在一起干活”，能“干活”总是或多或少吃了一些东西，决不会是很乆连“一只稀饭”也吃不到!况且，任何有过农村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个老头”既然好乆喝不到“一只稀饭”，饿得快死了，那么，就算生产队长“惨无人道”，令其出工，也是绝对喊不动的。这个“老头”怎能那么老老实实，饿得临死还“抱死出工”？怎能若无其事地硬撑着同李锐“一起干活”？ 还有、李锐一个外来干部“饿得要死”时，尚且晓得到地里检“土豆、野菜”生着吃，救了自己的命，表明地里还到处有还有“土豆、野菜”可检，但为何这个“老头”却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学李锐那样到地里检点“土豆、野菜”生着吃，救自己的命呢？而李锐自称“为民作主”，竟眼睁睁看着一个总是同自己“一起干活”的老头快饿死了，居然也不“人道”一回，伸手到地里人检“土豆、野菜”救其一命，“以胜过十级浮屠”？ 所以，我以为，那个“老头”既然“头一天”还能同李锐“一起干活”，证明他至少还是或多或少吃了些东西，决非长期连“一口稀饭”都喝不上，他“第二天就死了”，只可能是突发了别的什么病而死，决非“饿死”的。 如果搞不清死因，顶多也只能说是“非正常死亡”。在这里，李锐又一次玩弄荒唐的逻辑： “死亡“，就是“饿死”!把“死亡”、“非正常死亡”和“饿死”简单地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最后，不能不指出，李锐玩弄“死亡”=“非正常死亡”=“饿死”的把戏，是其诬害毛泽东的一贯骗人的伎俩。 然而，“死亡”、“非正常死亡”与“饿死”毕竟各自有其确定的界限的，三者是不同的。比如，农村每年吃农药自杀死的人，只是“非正常死亡”，不能说是“饿死”。“死亡”包括“非正常死亡”与“饿死”，等等。怎能把三者简单地混为一谈的。 这里，我就不嫌啰嗦，简略回顾一下，李锐三十年来对毛泽东“饿死几千人”的所谓“指控”，是如何不停地玩弄这种荒唐的逻辑的。他时而是这样说 ，时而又是那样说，出尔反尔、逻辑混乱。早在1980年10月25日，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就一口咬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这是古今历史上太平盛世绝无仅有之事。”（《手记》第44页）但在同时的《四千人纵论毛泽东》中又把“饿死几千万人”，变成了“饿死的人何止千万！”（《手记》第61页） 然而， 时过八年，李锐大约感到心虚起来，便在1988年8月抛出的《庐山会议的教训》一文中，就又把所谓“饿死几千万人”、“饿死何上千万人”悄悄地收了起来，代之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他说：“从1960年二季度开始，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10万，净减率为－4﹒75‰；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减率为－3﹒87‰。”)（《毛泽东秘书李锐手记》第177页）这是我收集到的资料中，李锐唯一的一次提出他对毛泽东的这种指控的“统计数据”依据。而这个《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早已被公认是矛盾的、失实的。而问题在于，为何要用“大量非正常死亡”取代“饿死几千万人”？那是不是承认此前的“指控”全系信口雌黄呢？ 在李锐那里，当然不是。“本人平生素来实事求是”，何错之有？。 只是，再过四年，1993年李锐跑到美国某大学演讲，感到只说毛泽东“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指控“力度”不够，难以博得美国老爷高兴，就又重提大跃进“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手记》第270、376页）原来那么肯定的“饿死何止上千万”、“饿死几千万人”修正 成了“大量饿死人”。 到了2000年5月，李锐在河南郑州演讲中也就更是疯狂叫嚷：当时（指大跃进－引者注）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把儿子杀了吃”，“全国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还有说四千万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国也不曾发生这样的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5期)李锐如果不是对毛泽东打倒帝、官、封，共了资产阶级的“产”，满怀阶级仇恨，那么，这样切齿痛恨的话，是肯定说不出来的! 我曾质问李锐：你的这些所谓“指控”究竟是“饿死”多少人？怎能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究竟各“指控”怎么来的？客观根据是什么 ？所谓“几千万”、“上千万”、“何止千万”，同“二千万、三千万、四千万” 究竟是多少？ 而到 2009年9月，李锐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见何时宪政大开张》公然叫嚣“毛泽东罪恶滔天”，终于提出了“确实数据”，说什么“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活活饿死 。”然而，在同一頁上，他又把“活活饿死”的3755万人，说成是“非正常死亡”(第102、103页)”。 其实，原本弥天大谎!何来客观依据! (二)、李锐自己“饿得快死了”骗得了谁？ 李锐说什么：“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大姐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直至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 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如此说来，要真晚两天调走李锐，一定早就“投入火炉”了 然而，李锐的这种“饿得快死了”的“切身的体会”，又能骗上了谁呢？ 众所周知，共和国从1954年起，就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国家工作人员下乡，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自己带粮票，凭粮票就餐。 李虽然“一撸到底”，但还是“8 级干部”，不是“吃皇粮”，北京的粮食定量，居高全国。在北大荒一年半，要说吃不饱，也挨了饿，甚至“饿出了水肿”，从未受过这样苦，那倒可能是真的。 只是当时全国那么多国家干部在农村过“苦日子”，时间比李锐长得多，大家按定量吃饭，为什么唯独李锐一人饿得“几乎快死了”，岂非怪事 ! 原来，李锐杜撰的这些荒唐的“控拆”，是想借以蒙骗没有那段经历的年青人：你们看呀，我一个8 级高干，下放“劳改”，都饿得“死了”，不是田家英“救命”，早就“活活饿死了”。而农民是跳不出“农门”的，还不都会饿死!所以，我断定全国饿死“3755 万人”，实际还不止呀! 然而，这是公开扯谎! 请问李锐： 你去北大荒，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自带粮票下去，凭粮票吃饭？何况，你又不是工作队，无须“三同”，完全可以自行开伙。那时，我们单位一个干部因生活腐化，屡教不改，也是“一擼到底”。而他下放农村时，就自己开伙，自煮自食。李锐懒得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粮，自行开伙，“自己不能做饭，食堂伙食又好”，要吃食堂， 那是你的自由，无可厚非。但吃食堂只能交多少粮票，卖多少饭；多交多吃，少交少吃；不交无吃。这也照“市场法则”行事。你每月估计有三十来斤粮票，又仍有120块钱工资， 哪能没饭吃，何来“饿得快死了”？此其一。 其二、从李锐的“控诉”来看，其所以“饿得快死了”，问题出在范元甄给“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 此种“控诉”粗看似乎合理，实则大谬不然。 李锐在《直言》一书中，不是吹嘘自己大跃进中就给毛泽东“三次上书”，就敢于直谏毛泽东，还曾骄傲地说，我的“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第71页)。试问：一个“公社负责人”竟敢胡作非为，公然把你的“信和粮票都截下来”，对这种违纪、犯法的事情，你李锐为何如此忍气吞声，生怕与之面理，合理地令其退还“截下”的粮票？如果你怕强龙斗不过地头蛇，那又为何不投诉主管公社的部队？ 再说，吃饭乃第一的大事，国家干部没有粮票不能“白吃”农民的饭。李锐与范甄元当时并未离婚，又怎么不要她不改用挂号、双桂号，或用别的办法继续寄去粮票？一个“从此不再寄了”，一个从此不再要了，难道范甄元是成心要把你“饿死”？而你是心甘情愿“饿死 ”于北大荒呢？ 还有，“廋死的貉跎比马大”，李锐不是把在北大荒吃的“玉米蕊”黑粑，寄给了水电部长刘澜波，告诉他“我快饿死了”， 但又为何不要求水电部部，通过组织按月给你寄工资时一并把粮票同时寄来，或派人把粮票送来？ 再退一万步说，这一切都不成，李锐自己为何不回去取粮票，硬要等着在农村“饿死”？ 其三、范元甄不再给你“寄粮票”后，大约一年把时间，你真的就是靠“检土豆、野菜” 、再外加你老婆、姐姐寄来的饼干就能把活命下来了吗？谁人不知，北大荒漫长的冬季，“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哪能天天靠“检土豆、野菜”救命？哪能够活到61年11月田家英、富春来“救命”之时？ 说白了，李锐这一年半在北大荒，并没交过粮票，一直是吃农民或公社的“混饭”、“白饭”。 却把国家发给自己的4几百斤粮票存放家里。李锐不是说，那个时候“粮票最富贵”、姐姐寄来吃的“都是救命的”，而自己却“混吃”、“白吃”农民这么多的“救命粮”!良心何在？。 这种“混吃”、“白吃”违纪!违法!。 奉劝李锐，在你行将“投入火炉”之前，应当“复归人性”，诚恳地向北大农民主动“退赔”“白吃”的那几百“粮票”。 可见，李锐作为国家干部，下到北大荒18个月，其所以“饿得快死了”，只是因为自己不带粮票，而将国家发给粮票几百粮票，统统庫存家里。如果真是“饿得快死了”，这就只能是他自身和家里“私事”，咎有应得，与别人无关 。如真“饿得快死了”，谁之过？谁之罪？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咎有应得，自己找的，只能怪自己!硬要栽到毛泽东头上，那是十足的造谣毁谤!想以之证实对毛泽东饿死3755人的“指控”，也是白日做梦! (三)、所谓“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是造谣污蔑的卑劣典型 李锐《九九感怀》还举出所谓“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借以“指控”大跃进饿死 了3755 万人。 那么，莫桂新之死，真相如何 ？果真是李锐咬定“饿死 ”的吗？ 其实，只要在百度搜索一下，大量资料毫不客气地揭穿李锐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穿越时空，造谣诬害，真乃无所不用其极! 一篇题为《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是这么说的： 今天 ，在这里发表了作者姚小平在《老照片》第三十七辑今天的文章《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为了纪念黄钟合唱 团的创始人莫桂新先生。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四十一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四十五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 莫桂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离开(北京某)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 真相大白! 众所周知，1958年 8月15日以前，大跃进才刚拉开序幕，中央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还没有作出，那时明明是“甩开膀子做事，敞开肚皮吃饭”的时段，北大荒“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李锐却说成“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成心要把大家饿死。 莫桂新之死，明明是1958年8月 15日，而李锐却“穿越时空”，后推二年，即“60年开始困难时期”死的。 莫桂新的死因何明明是“因食物中毒”及 “继发性痢疾”， 这是李锐造谣污蔑的卑劣典型!李锐如此胡作非为，信口开河，只窥一豹，亦可见一斑。 (四)、所谓农民“怀念日寇统治的年代”是对农民的莫大的污蔑。 李锐胡说什么 ：北大荒非常苦，“ 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活像人间天堂!还说： “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 这是以以汉奸之心，度农民之腹，是对中国农民的莫大污蔑! 在这里，李锐所谓日本人用玉米喂牲口，只吃瘦肉，把肥肉扔掉，农民检着吃，抑或是事实。但它又凸显了什么？无非尖锐地是表明在日本强盗的统治下，百姓生活极度艰难困苦，万般无奈“检日本人扔掉的肥肉吃”而已。 其实，广大农民深知，那些“玉米、肉类”并不是日本鬼从东京带来的，而是天天“打掳”，从中国老百姓家里掳抢来的，害得百姓民不聊生。除汉奸而外，哪个中国人不对日本强盗恨之入骨？所谓“怀念日本统治的时期”，只不过是反映中华民族极少数败类，即新、老汉奸们的心声!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强烈的民族气节著称于世的伟大民族。他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屠刀，英勇抗击，从不屈服，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九一八》事变后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号召“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 接着，沈阳兵工厂、本溪、抚顺和鞍山各企业工人、哈尔滨的工人、平沈、南满的铁路工人，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大批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盘石县的中、朝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盘石游击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杨靖宇将军抗日联军 ，等等 。抗日烽火风起云涌，多少抗日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能胡诌“农民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 李锐所谓“怀念”云云，把自己置于何地？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更有甚者，李锐还胡说什么：“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言下之意，不就是说，建国后的三十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既比日本的统治还坏，竟“把老百姓搞垮”了，又比国民党统治还糟，弄得“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 照此逻辑，毛泽东真不应率领广大中国军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让中国人民尽情享受“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满生活”!更不应当把蒋家王朝还赶走到台湾，使中国人民继续过着“三座大山”之下的“幸福生活”! 李锐如此露骨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乃至国民党 血腥统治，如此仇恨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位“老革命”、“老红军”，也就更彻底地现出了原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全国人民愤怒谴责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欢庆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第一次夺取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而日本的安倍政府，却执意修改“和平宪法”，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此时此刻，李锐鼓吹东北农民“怀念日本统治的时代”，不是同安倍军国主义里应外合遥相呼应，一唱一和，还能是什么 ？ 最近儿童节，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防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以一位老兵的身份，向少年儿童们讲述他在山东老家当“小八路”的故事。他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些人，跟着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调子，扮演着上窜下跳的小丑角色，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领袖、丑化我们的英雄模范，我作为一个老兵，这是不能容忍的！” 李锐改开三十多年，就是扮扮演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 总上可知 ，李锐以自己在北大荒“饿得快死了”的切身的体会及北大荒饿死人的实例，只能证明，北大荒并没有饿死一个人，也只能证实所谓毛泽东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 万人”乃世所罕见的弥天大谎! 李锐在《九九感怀》末尾，用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不乆将投入火炉中，为民作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然而，“宪政开张”之日，则正是红旗落地之 时! 毛泽东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8页) 就算有朝一日“宪政实行了”，中国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让李锐“灵魂有笑容”了，那也只是的历史的暂时的倒退，但注定是“短命的”，李锐“灵魂有笑容”，也只能是“笑”一瞬间。而等着李锐的，则是“灵魂永痛哭”! 这乃是不依李锐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015年6月2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