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

2021-4-18 21:44|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4474| 评论: 2|原作者: 宋希濂汪东林|来自: 中国文史出版社

摘要: 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他参与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他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他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过序。他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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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他参与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他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他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过序。他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便是鲁迅题赠他的。他就义时年仅三十六岁，他在狱中写下的长文《多余的话》引起时人巨大争议，也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思考。

他便是瞿秋白。作家梁衡写道：“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见《觅渡，觅渡，渡何处》）下文是亲历者讲述瞿秋白被捕和就义详细经过的真实记录。

【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

宋希濂｜口述

汪东林｜采访整理

引子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杀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文革”开始前后，瞿秋白烈士曾被诬为“叛徒”。出于对拨开历史迷雾的兴趣和责任，我争取到宋希濂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这段尘封往事，以告慰长眠地下80余载的秋白烈士。

初访宋希濂：问题与悬念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不几天后我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1966年的7月，我与宋希濂在政协机关开始了关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谈。当我提出这一要求时，他起初犹豫地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经我执意要求，他方才勉强答应。

【宋希濂（1907-1993）】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被捕时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4月下旬，我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称林琪祥，职业医生，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次日，师参谋长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当时，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每次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我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吴说，这一突然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其实，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追问道。

宋希濂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爽朗地笑着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问题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时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说着他掏出一支香烟，未等吸完即对我说：“我听完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示‘优裕待遇，另辟间室’，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访宋希濂：好事必多磨

首次谈话结束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其时，全国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就这样，我和宋希濂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瞿秋白和鲁迅（油画）】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又经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20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成功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为蒋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当然，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即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

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认真去执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在狱中所写《卜算子》】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我正待请宋细谈，门突然推开，进来他的一位邻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年。

三访宋希濂：十年后真相大白

“文革”结束后，笔者才有机会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雨过天晴，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侃侃而谈。

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但宋希濂一开头就欣慰地对我说：“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篇幅太长，下面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

正面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设在长汀中学里三十六师师长办公室，屋子里只剩下我与瞿秋白。

“请用茶。”我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我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我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先是一怔，旋即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历来更是各种反共分子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说罢起身要走。

【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

我心中恼火，却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习惯地用手指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我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我无言以对，从此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的一幕

直接审问之后，我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我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我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我估计瞿秋白有可能被押送南京处置。

【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女儿瞿独伊】

出乎意料的是，6月16日，我突然接到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我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我手拿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表态。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我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我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我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我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冷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十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

“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就义前】

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

“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

余绪

这里所记述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20世纪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

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中国文史出版社”，选自《纵横》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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