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亭:听周总理谈反腐败 四月二十七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收受他人财物,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听到这条消息我已经不奇怪了,我早就对这种大搞私有化而又大反私有观念、大量制造粪坑而又拚命打苍蝇式的反腐不感兴趣了,我感兴趣的倒是过去因多盖两套房就被停职的传闻了,那是1971 周恩来回答: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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