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声音是掩盖不住的！ ——陈岱孙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巩献田 1994年3月29日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简称社科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我作为社科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室里，我正好坐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对面，亲自聆听他的开场白。他说：“对于西方经济学，过去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这不要紧。（说“这不要紧”四个字的声音很低）；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的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两方面的危险。一是毒害青年学生，一是误导改革开放。” 这与他后来为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写的序言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写道： “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一主要危险。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 “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 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成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 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丁 冰主编 张连成、臧 红 副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3、4页。 丁冰教授在题为《陈岱孙学术思想研究》一文中写道：“在学术理论的研究探讨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观点，各个不同学者有不同意见都是难免的。1996年4月28日，陈老曾针对当时有人误以为‘序’的意见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的观点给我写的一封亲笔信中说：‘其实，说是由我所引起的对西方经济学的意见，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经济学有过涉猎者的共同意见。’这十分肯定了‘序’中对西方经济学看法的意见，既是他本人的意见，也是当时许多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共同意见’。” ——《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8期，原文标题为《陈岱孙学术思想研究（下）》 ** ** ** ** ** ** **
陈岱孙教授为丁 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写的 序 言 战后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传播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广泛影响。 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学科领域内，其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形成了比较大的体系，同时建立了若干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另一方面是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派。这样，当代西方经济学与战前时期相比，就带有某种复杂性。在方法上，战后西方经济学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广泛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不少当代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满篇满纸都是数学公式。 此外，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还继承其前人特别是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能事，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经济问题的本质。 但现象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往往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因而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但正因为是常识、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内部规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与真理大相径庭面流于谬误。从常识的角度接触西方经新学，就难免将西方组济学的谬误当作真理加以接受。 70年代末，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 、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研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架，吸取和借鉴其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対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做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论文、专著和译著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 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这股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倾向产生和泛滥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某种复杂性和迷惑性这种理论上的因素以外，还根源于战后时期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实际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 一是战后时期的前半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经济的带有战后恢复性质的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时期出现国际性的严重挫折。 总结这10多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上述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的倾向的产生和泛滥，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缺点和不足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成者说是“述而不批”。 不错，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 。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一主要危险。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伟大祖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前列。 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要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 第一，分析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倾向的国际理论背景。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成为西方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 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战后时期西方经济发展，揭示战后初期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后经济重建性质，指出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杂以停滞和危机的历史时期，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经济的通例是低速增长和慢性萧条，战后初期的经济繁荣乃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产生的特例，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的估价上面，我们也看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在前三十年，我们不少学者喜欢将西方经济描绘成一片暗淡，除了危机还是危机，不承认战后一段时期西方经济的繁荣。 另一个极端是近年来我们一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经济现状和前景描绘成一片光明。这些学者对西方经济的看法往往比西方国家的学者还要乐观得多。 我们必须克服这种片面性。要用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这对青年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端正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克服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心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发展数百年，但在马歇尔以前，内容并不那么复杂，脉络也比较分明。战后西方经济学虽然内容庞杂，学派林立，新学科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的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学说史上直接间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而一旦找到其学术渊源，这些理论、学派、学科的神秘的光环也就黯然消退了。 第四，加强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首先是加强西方正统派经济学阵营中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斗争的研究。这两大流派的斗争，从重商主义时代晩期起，贯穿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经济学这两股思潮两大流派的斗争内容、实质及其发展前景的研究必须联系时代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只能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不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学派。 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 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成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 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第五，加强对西方国家激进派经济学的研究。西方激进派经济学派别很多，如新剑桥学派，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新左派经济学等。这些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同程度的批评态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有所研究有所掲露。 特别是带有某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出版了不少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关注。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就近研究，取材容易，体察也较直接深切。在国内翻译出版和介绍激进学派特别是新左派经济学派的著作，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具有真实的了解，克服对西方社会的盲目崇拜心理，很有裨益。 第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研究。战后时期，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表，如普雷维什、萨缪尔· 阿明等，这些经济学家与西方国家一些进步经济学家如布兰克等人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捍卫发展中国家民族利益，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 ，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被称为发展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的仅仅政策有重要的影响。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80年代，这一学派受到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击。 在 90年代，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政治独立也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十分严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80年代，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从未停止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努力有所增强，近年来在拉美国家崭露头角的新结构派就是其中一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同西方国家、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作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对我们具有十分切近的借鉴意义。我们对这一流派的经济学虽然有所研究，但很不够，今后应当加强。 第七，加强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经济学说的研究。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借鉴和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比我们中国要早得多。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奧斯卡· 兰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米音斯、哈耶克之流的著名论战中创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战后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加以实施，就是有名的例子。8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逐渐转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蓝图的制定工作逐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 西方新白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直接插手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 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其最显著的例子。“般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我们应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变革前后推行的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前因后果，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鉴戒。 第八，积极参与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切实做到以西方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要特别注意与别有用心的西方经济学者的建议作不调和的斗争，防止苏东国家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九，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宣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理论基础。无庸讳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在部分人们的心目中，在部分学者的心目中，特别是在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所淡薄。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工作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而且有所放松。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而方法也要改进。 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当然更不能像时下某些人那样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例如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建个人所有制的用语，鼓吹私有制，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鼓吹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用语，否定公有制等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深人阐述，并且追踪研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重要理论和主要流派的最新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的理论的发展作了细致剖析、批判和鉴别，审慎地区分其精华和糟粕，特别对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旗帜鲜明的、尖锐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不足，从而在我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开辟了新的生面。 在本书的启发下，我发表了上述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方家。 陈岱孙（签字） 1995年9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