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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弃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中、西医结合

2019-7-5 17:35| 发布者: 红色记忆| 查看: 178| 评论: 0|原作者: 赵光武 |来自: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增刊

摘要: 中医与复杂性问题研究 扬弃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中、西医结合赵光武摘 要: 本文从科学发展过程中科研方法论转换的战略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趋向、现实可能, 以及实现结合的途径与前景。关键词: ...


   中医与复杂性问题研究

  

       扬弃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中、西医结合

 

赵光武

 

 :   本文从科学发展过程中科研方法论转换的战略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趋向、现实可能, 以及实现结合的途径与前景。

关键词:   方法论;整体论;还原论;辩证统一;系统论;可通约性;复杂性科学

    收稿日期: 2008-03-15

作者简介:赵光武,男,河北滦南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原主任。

(北京  100871)

 

中国医学现有中医和西医两大部类。 由于它们创立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 文化底蕴不同, 从事研究活动的方法论各异, 因而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体系、学术风格与学术传统。

中医复兴, 不是离开整个医学发展的道路, 孤立地回归过去, 而是又复又兴;实际上是中医的科学内涵、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高度综合的大趋势, 广泛汲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 实现中西医的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并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机制,创建新型的、统一的医学体系的过程。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视域狭窄,枝节而论,更不能搞机械地加合、混合、凑合; 应从宏观战略高度, 遵循科学发展的大趋势, 立足于文化的转型, 从科研方法论的转换上予以回答。

本文沿着这个思路, 具体阐述下列几个问题:

 

一、中、西医结合的必然趋向

 

从科研方法论转移的战略高度探索此问题, 需要首先弄清什么是方法论, 以及它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科研方法论, 既不同于具体科学实践中属于技术层面的具体方法, 又不同于对具体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 它是作为哲学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具体方法的中介层次, 内在于整个具体科学的理论、方法、技术之中, 并规定它们从事研究活动的方向与路线,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从古至今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古代的直观思辨、近代的经验分析与现代的辩证综合。 其中贯穿着科研方法论的历史转换。

直观思辨阶段, 其方法论主要表现为整体论,其基本思路是强调对 自然现象的比较笼统的整体把握,是直观的、朴素的,未能把整体把握建立在对部分的精确了解上, 特别是对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精确了解上;既没有精密的科学实验,又未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

进入近代经验分析阶段之后,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大约持续了400年,一直沿着还原论的方向、路线,用经验分析方法,把整体分解为部分, 把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 按照从大到小、从上到下、由浅而深的顺序来认识事物,探索宇宙的奥秘。

中医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历代医家调理人的身体和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 有独特的科学理论内涵与宝贵的临床经验,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中国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知识,医学理论已开始萌芽,中医理论体系是战国至西汉的几百年间形成的, 奠基性的著作是《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

中医的方法论是朴素的辩证的整体观。 它十分重视各方面的有机联系, 十分重视人体的整体发展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这种整体观,不是把一切当作既成的、给定的, 不是既定论; 而是当作在流变中生成发展的,是生成论。 这观点渗透在其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方方面面。 它与还原论相比, 更适于“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

西医是随着近代 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在医学里的应用。其方法论上自然打着很深的还原论的烙印。 重分析、重局部、重演绎而轻综合、轻归纳、轻整体。 侧重人的生物性,忽视人的心理、情感、行为、社会、环境等方面。 在还原论、实体论的指导下,把人看成是由各个系统、器官、组织、细胞构成的复合体, 采用单因子分析方法,随着技术发展越分越细、越精确, 直到分子水平。

西医治疗只关心攻击的靶点, 着重在对靶器官病理改变的纠正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西医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科学技术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传统,各有优长,又各有局限。 在这个中、西医彼此规定相互照映的问题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在方法论上各自的长处,又往往恰好是对方的短处。 比如,中医的整体论包含着西医的还原论所缺乏的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思想;西医的还原论包含着中医的整体论所缺乏的对局部进行精细分析的方法论思想。 这集中显示中西结合的必然趋向:

从现实来说, 中国医学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 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彼此取长补短, 以其否成其可,在科研的方向、路线上实现战略结合,是它们的内在要求、必然趋向。

从发展趋势来看, 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彼此取长补短,决不是整体论与还原论在各自原有水平上的机械加合; 而是它们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从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

所谓辩证统一, 是在对两者实行辩证否定(扬弃、既克服又保留)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就是在克服它们的片面的消极的东西同时,保留、发扬其有益的积极的因素, 并把这些积极的内容,在系统论的形态中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不仅是体现科学发展大的趋势,而且进一步展现了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二、中、西医结合的现实可能性

 

现实可能性是以必然性为依据的, 潜在的尚来实现的东西。 但它往往作为一种苗头、萌芽、兆征或因素存在于现实之中。

中西医结合的现实可能性, 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1. 在方法论上的趋同性

前边已提到,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各自的长处,又往往恰好是对方的短处。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大潮的推动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彼此取长补短是现实可能的, 存在着趋同的苗头、萌芽和因素。

比如,现代西医的发展“正在突破西医传统的解剖分析性的方法, 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进入既有分析又有综合, 既看到局部又看到整体、群体以致生物圈的新水平。”这样“中西医之间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远, 而是愈益显露两者内在的相似之点和共通之处。 近年来, 西医对肺的非呼吸功能的研究, 证明肺脏具有释放、转换和灭活多种激素的作用, 具有调节血压、水盐代谢等方面的功能。 这与中医关于`肺主一身之气'、`助心行血'、`通调水道'的论述颇为相似。过去有人认为中医的一个脏腑, 具有多种功能, 不能为现代科学所支持, 但是近来西医逐渐改变了这种观点。 1976 年美国人奎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肾与耳的相关联: 耳蜗外壁的血管与肾小球、肾小管的结构有相同之处;耳蜗管与肾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淋巴与血液的化学组成; 耳蜗管与肾在抗原方面有免疫学的联系。 这提示了中医的`肾开窍于耳'这种以功能系统为单位的脏腑理论, 与西医以形态系统来阐述人体的机能活动, 是有相通接近的可能性。此外,气象医学、地理医学、老年医学等等的兴起, 并没有否定中医的运气学说、养生之道等,相反地,有关的科学研究证实了中医这些学说中包含着合理的内容。”[ 1] (pp. 226~227)

又如,就中医学习西医来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医学史上曾形成了一个探索以西医学术见解来沟通和发展中医的“中西汇通学派”, 它旨在保存中医学,吸收西洋医学之长,融合中西医学。

“鸦片战争之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医生等纷至沓来。 他们开洋行、办学校、建医院、立教堂、出报刊,西方医学这一时期大量地传播开来。……由于西医学大规模的传入导致了中国医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对中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  中医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而形成中西医学二元医学体系并存的形势, 客观上为中西医汇通提供了较以前更为有利条件, 从而促进了中西汇通进一步发展,使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定泰、朱沛文、唐宗海等,他们都认为中医学所长在`理'、`气' ,即关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及其联系的认识, 西医所精在`形' ,即关于形态结构的描述,都主张兼采西医来补充或阐发中医,参合中西医学。”[ 2] (p. 384)恽铁樵在《药庵医学丛书》中指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 然临床疗效“殊途同归”,主要吸收西医之长,力图中医发展。[ 3] (p.53)

2. 在对象任务上的可通约性

尽管中西医对医学对象的界定、对医学任务的认定是不同的、差别较大的, 甚至可以根据这些差别对它们做出不同的概括, 如说西医是疾病医学、对抗医学,中医是调理医学、健康医学。这些说法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的不同特点, 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们决不是相互隔离不可通约的,而是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是可以通约的。

从可通约性上来看, 这们在医疗的具体目标上是有不同的,但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在医疗具体方式上是有差异的,但在客观对象上是相同的。 西医作用的具体目标大多是疾病、靶器官,中医作用的具体目标是机体, 是机体的失衡与证候; 而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使人体恢复或趋向健康。中西的调治方式是不同的, 但都是以人与环境构成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为对象的。

总之,中、西医在对象、任务上具有可通约性、共同性。 而有共性就有共鸣,就能合作与协同。这种共鸣,会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在不同的时间、空间, 不同的问题上, 以各种具体形式显现出来, 从而成为它们相互结合的契合点、连通点、融合点、交汇点、聚焦点,等等。

从个性、共性, 差别性与可通约性的相互关系来看, 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存在; 个性又总是同个性相联结的。  中、西医之间确有许多差别之处。 “但往往在这个差别之处,开辟了中西医都有待于深入一步的研究的新领域, 并可能开通两者之间统一的道路。 例如, 在急腹症的治疗中,中医认为`以通为用' ,采取`通里攻下'的方法,与西医`忌下'的原则是矛盾的。 但是,现在实践证明,只患者具备了里实热的证候,则不仅可以`通下' ,而且`通下可以促进'肠管蠕动增加和血液循环好转,加速炎症的消散, 并没有如西医所担心的穿孔的危险。 这就推动西医对急腹症中的外因和内因,局部和整体、功能活动与器质变化的关系进行新的探讨。 再如,中医麻杏石甘汤的四味药并无杀菌的作用, 却能治愈由细菌感染而引起的肺炎。 这就提示西医从调整身体生理机能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临床的疗效。”[ 1] (p. 227)

可见,中西的差别,有助于打开思路,避免思想僵化, 冲破形而上学思想与还原论方法论的思想束缚, 从差异性中找到可通约性, 推动两者结合,创新认识。

 

三、实现结合的条件途径与前景

 

可能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只有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 通过一定途径可能才会变成现实。

实现中西医结合需要主、 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就客观条件来说, 主要有两个:

1.社会政治条件

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民族的文化有着共同的命运。  巴比伦医学、埃及医学、印度医学分别随着孕育了它的古文化的衰落而衰落了,唯有发源于华夏文化的中国医学, 从未中断失传,一直川流不息,传承至今。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4] (p. 423),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历史命运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通的, 尤其是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历史命运休戚与共的。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历届反人民的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废止中医。比如, 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过“废止中医”,遭到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又搞了个“废止旧医案,”妄图在50年内逐步消灭中医。 此案出笼后尚未公布实施,即激起中医界强烈反对, 同年3月在上海召开有15个省、130多个中医学术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并派出代表赴京请愿。 迫于群情激愤,南京政府未能将“废止旧医案”颁布施行。

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 中医连合法的生存权、话语权都没有, 又怎能谈得上与西医平起平坐,实现中、西医的优势互补相互结合呢?

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夹着尾巴逃跑了,在祖国大陆上,中医和中华民族一样,才真正取得了合法的生存权、话语权,取得了主体的地位;同时,国家确定了“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使“中西医结合”成了国家的意志,依靠上层建筑的力量贯彻实施。从此, 才真正具备了实现中西医结合的社会政治条件。

2.科学技术背景

在科学发展的经验分析阶段, 在简单性科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 或者是用简单性科学的还原论观点来看中医,中医只能成为否定、批判的对象,谈不上与西医平起平坐,相互结合。 只有科学发展进入了辩证综合的新阶段, 出现了这样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大背景,才有了条件,扬弃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

在上述社会政治条件与科学技术背景的作用下, 中西医相互结合的现实可能性是通过什么途径转化为现实的呢?

新中国建立以后, 由于“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的确立与实施, 中国医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新的历史时期。几十年来, 实行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成了整个医学工作的宗旨。

中西医结合的过程, 是两种医学从差异、互补逐步走向渗透、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定有一个由点到面,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由临床实践到系统理论,由中西医学互相合作到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 由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不断深入、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在中西医结合的始初阶段上, 主要表现为临床实践上的结合。 医学, 不管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首先应为临床服务,解决临床中遇到的治疗疾病的问题。 中西医学结合的首选目标就是实行临床实践上的合作, 以提高疗效,保障人民健康。

这种临床实践上的结合, 其主要实现形式有:

临床诊断上的“辨证”与“辨病”的“互参”;治疗上的中西两法“互补”;“中西两药”并用;中西医专家会诊等。

中西医临床实践结合的发展, 必然要求在基本理论上有所突破, 进而实现系统理论层面上的结合。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要求说明病与证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西医的病,是从病原因子的致病特点和病理损害的特异性,来区别疾病的多样性; 中医的证,是从机体对病原因子反应的复杂性,来区别疾病的千差万别。 只有在基本理论的结合上,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 形成新的概念,才能使之互相补充和发展。”[ 1] (p. 234)

“现代中西医学结合在临床许多疾病的诊治上确实获得了单纯采用中医学或西医学方法所不能够得的疗效。 在确定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 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明其内在机理,这就是中西医学在理论上的结合点。”[ 2] (p. 388)也可以说这是中西医实现理论上相结合的一个途径、一种形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中西医结合的事业不断向深度广度进军,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中西结合不仅在疾病防治上, 而且在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医学对`血瘀'和`微循环障碍'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对阴阳、脏象、经络、针麻、针炙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中药研究中, 从中药青蒿中提取抗疟新药素蒿素, 从青黛中发现治疗白血病的新药靛玉红,震惊了世界。 我国在世界领先的5 个医学项目中,骨折、急腹症、针麻等三项属于中西医结合范畴。 中西结合的防治及研究机构遍及全国,建立了中西结合专业硕士点、博士点,高层次人才培养也初具规模, 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的研究成果, 不但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增进了国际交流。”[ 2] (p. 386)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中西结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在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 中西结合将会进一步普及、深化, 迅速发展。在这个进程中, 终将能够实现由临床层面的结合到系统理论层面的结合,进而深入到方法论层面的战略结合。 即扬弃原还论,发展整体论,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形成现代系统论。用现代系统论方法来分析认识 由人体与环境组成的超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这样就能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上,更精确、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人类的生命过程及其与疾病斗争的规律, 从而建立起属于复杂性科学范畴的新型的统一的医学。

 

参考文献:

[ 1 ] 元文玮.医学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2]刘虹,张宗明,林辉主编.医学哲学[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 2004.

[ 3] 黄建平等.中西医比较研究[M]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3.

[ 4]毛泽东文集(第7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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