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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贾浅浅,时代的“背锅侠”

2021-2-22 20:45|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497| 评论: 0|原作者: 彭水周|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一  伴随着2021年春节临近浓烈喜庆氛围,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贾浅浅,蹭着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喜气,以负面效应爆红网络。首先由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突出表达文坛民意办刊 ...



  伴随着2021年春节临近浓烈喜庆氛围,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贾浅浅,蹭着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喜气,以负面效应爆红网络。首先由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突出表达文坛民意办刊特色的《文学自由谈》于2021年1月28日微信公众号发布该刊新年第1期文章《唐小林: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对贾浅浅的诗打响抨击第一炮。该文訾议词锋直指当下文坛,观点尖锐犀利,“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爆红,背后是各路文学名家和诗人积极为贾浅浅诗歌撰写评论,溜须拍马。”批评贾浅浅诗歌是“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直言“这种‘浅浅体’诗歌,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有无数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文章列举贾浅浅诗歌《郎朗》对文章批评观点加以佐证:“晴晴喊/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等我们跑去/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手捏一块屎/从床上下来了/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文学自由谈》文章作者由此发出兴叹:“这种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与诗歌怎么能够捆绑在一起,更无法想象,那些出版商们为何要如获至宝、争先恐后地包装出版。”

  《文学自由谈》这篇抨击贾浅浅诗作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社会上卷起口诛笔伐舆论狂澜,甚至有的批评者依照贾浅浅二首以屎、尿作为诗眼的赤裸裸直白诗冠名其诗歌为“屎尿诗”。


  其实,同今天市场化经济社会其它领域一样,只要有心找到一个切入口,以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利刃切开表皮,便会流出一些你不堪忍闻的东西一样,贾浅浅诗歌现象具有深层的社会背景,它深深扎根于数十年来社会变革累积的丰厚的市场经济沃壤,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现实世界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投影。就象斩获文学诺奖的莫言的《丰乳肥臀》,贾浅浅父亲、名重文坛的贾平凹的《废都》,还有当年伤痕文学大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以大悲悯菩萨情怀为苍生代言的中国文坛名宿方方的《方方日记》一样,无不打上时代文化意识烙印。由此而论,贾浅浅只不过因机缘巧合,充当了大时代语境下潮流文化的“背锅侠”。

  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集体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应。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一部电影,乃至普罗大众日常精神消闲产品和凸现时尚文化元素的人们穿著打扮,无论阿迎政治,还是表现独立特行、离经叛道的个性张扬,无一不是多彩时代元素投射的影像。

  当年与贾浅浅父亲贾平凹齐名的作家贾大山(1942年7月——1997年2月)。刚至更事年纪,便赶上新中国成立火红年代。他少年时文学天赋就崭露头角,青年时代积极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农村插队务农,同全国千百万热血青年一道,投身农村广阔天地,在无围墙的祖国幅员辽阔、生机蓬勃的社会主义农村大学校里,虔诚向农民学习,将田间劳动实践和所学知识结合起来,相互砥砺。由于与广大翻身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相濡以沫,深切了解他们高天厚土般的真诚豁达、敦厚质朴、积极乐观、坚毅忍韧胸怀、品性,尤其是他们感恩共产党、毛主席,戮力同心大干社会主义迸发出来的无难不解的集体智慧和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将青年贾大山拥入自己博大温暖的怀抱,贾大山如鱼得水畅游于农村大集体劳作生活海洋,以口语化生动活泼语言自编自导快板、情景小剧等为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曲艺节目,移风易俗,以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明教育启发群众,鼓舞群众大干社会主义,深受广大劳动群众喜爱。

  伟大时代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农村大变革、大生产,改造了贾大山人生观、世界观,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且为他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更重要的是,他认清了写作服务对象,辩明、坚定了前进方向,那就是讴歌祖国,讴歌党和人民、讴歌社会主义制度。他的作品表现形式注定是积极健康的现实主义;他的经历及其人民自觉意识,注定其作品质朴灵动,具有大众化、平民化风格特点。他于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取经》,以及《花市》《村戏》等小说都散发出根植于土地和人民的浓郁的泥土芬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1998年《忆大山》一文中深情点评:大山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

  提起“人民艺术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已离开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小说家赵树理(1906年9月—1970年9月)。赵树理生于国家陷入内外交迫深重灾难的20世纪初的一个穷苦家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洪流。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抉择的野火春风斗神州的大背景下,他当过笔铺学徒,卖过中草药,饱尝人世艰辛。置身兵荒马乱的黑暗社会,他心中燃起通过革命开拓光明世界的熊熊烈焰。进入青年时代,他只身外出流浪求学,接触到宣传革命思想的新文化,它使这个热血青年找到了自己精神归宿。因家庭世代务农,父亲又多才多艺,赵树理从小就浸淫在民俗文化氛围中,吹拉弹唱,甚至行医治病,几乎样样都会。他热爱劳动,对土地、对底层人民有着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投身革命后,他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土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作品。他的脉搏始终伴随中国革命的铿锵脚步跳动,从他笔尖流泻的通俗鲜活的文字,始终朝着共产党指引的前进方向,为着革命胜利、为着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奔涌。他将自己生命与革命工作融合一起,采撷发生在农村百姓身边的事例,通过主题提炼、素材加工,创作、组织演出戏曲、秧歌小调等蕴含革命启迪意义的破旧立新曲艺节目。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写了数十万字的革命鼓词、小小说、小杂文。1943年,根据解放区左权县发生的一个关于年轻人恋爱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真实故事,写出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年11月,配合农村减租减息斗争,又写出教育缺乏土改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同志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抗战胜利的1945年,写出揭露地主阶级重重压迫、剥削贫下中农,激励人民革命斗志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解放初期的1952年,赵树理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社蹲点,参与农业社秋收、分配,推动农业社扩社、并社,切实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问题,亲身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他站在政治的高度,着眼社会主义光明远景,满怀激情而又不乏直面现实的深刻、冷峻,写出歌颂农村合作化道路,推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此后,赵树理还写了许多讴歌新中国乡村巨变,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以群众语言为底本的讲故事,使其作品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性,他的感情、才情与叙事方式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方式——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就是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方式。赵树理的出身,他的长期革命斗争和农村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中国真正了解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巨变,熟悉农村、热爱劳动人民的杰出作家,他因作品与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与农民血肉相连,充满浓厚乡土气息,被誉为讴歌社会主义乡村和农民的“铁笔”“圣手”,在新中国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


  提到贾浅浅,人们就自然想到她的父亲贾平凹,就自然地联想到贾浅浅出名,是因为背靠父亲这棵大树。

  贾平凹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改革开放新潮奔涌,文化大爆发,新旧观念、中外文化交集激荡,一时间百舸争流,万紫千红。贾平凹以其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过人的文学才情,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火热文坛脱颖而出。他早期创作许多讴歌大时代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语言素朴,明快隽永。上世纪80年代作品,于对历史的反思中,透出时代责任担当的理性和道家式的空灵,以及悲悯社会、人生变幻的淡淡忧伤,并由此进入改开后时代集去政治的儒道人性世俗伦理甚至宿命的因果报应等碎片大叙事式五彩斑斓呈现,文风由简捷明朗直线叙事变为繁缛隐晦曲径达意,他于1988年写作的受到人们垢病的30多万字的颓废小说《废都》,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精神、思想和对社会、人性的再认识达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此后,他的作品多关注社会芸芸众生中个体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通过致密的流年式叙事表现手法,挖掘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并由此进一步回归古老的中国式儒释道文化之根,并以此为眼洞察人间,用浓重笔墨演绎俗世百态。贾平凹后期的作品循世俗化的轨道滑向道家哲学虚无的空灵与诡异的神秘,物事谶纬偶合的象征意义及预兆与结果的印证,在他的小说中形成一种文学情结,一种远古符箓和现代科幻式寓言结合的程式,如小说《浮躁》中金狗出生时预兆,《商州初录》中老医生给狼治病和狼的反哺报恩,《远山野情》中的吴三大抱着附着娘的灵魂的拐杖到城隍庙阎王处报到后,娘才闭上眼睛,《浮躁》中的风水论等等,都表现出历史的现实的宿命和虚无,充满了人生人性无可奈何而又无法逃避的矛盾,尘世人间一干三流九教,在纷纭丛脞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上演灵与肉与冥冥天意的五味纠葛,完全丧失了以政治、理想、精神和人民为主体的早期作品爽朗明快、积极向上的宏大叙事风貌。


  在当今中国,与贾浅浅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一位名叫余秀华的女诗人,她们都出生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开始转轨市场经济的上世纪70年代末。同贾浅浅一样,余秀华也是凭借新锐大胆抒情诗蜚声文坛,但和贾浅浅出身迥然不同的是,余秀华是一个出身贫苦的乡下残疾女青年,她出生时因倒产缺氧造成脑瘫,致使伴随她心智、身体成长,行动不便,说话口齿不清成为脑瘫落下的痼疾。

  凋敝的乡村,贫寒的家世,带有先天性残疾的身体,注定余秀华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成为先天矮人一截的“另类”,注定其命运多舛。她被父母媒人按传统习俗“拉郎配”结过婚,并生了一个孩子,虽然同强行凑合的另一半有了婚姻的结晶,但由于余秀华倔强的个性,及其对美好理想、爱情不曾熄灭的憧憬,她决然与丈夫离婚,突出痛苦的婚姻围城。当理想濒临幻灭、生存濒临绝望时,她甚至想到行乞过活。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与残酷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时刻煎熬着她一颗年轻的心。思想与情感的洪流日夜咆哮着冲撞她孤寂而炽热的心扉。终于,上天赐予她灵感,使她找到激情宣泄的闸门——将自己的爱情、亲情、痛苦、欢乐、迷惘、幻想等丰富情感通过长短诗行表达出来,

  2014年11月,余秀华诗作荣登中国诗歌最高殿堂《诗刊》杂志,《诗刊》以《在打谷场上赶鸡》为主标题,重磅推出她的9首诗歌作品,同时配发了她的创作谈《摇摇晃晃的人间》和编辑评论文章。

  《诗刊》对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作者如此奖掖,可谓罕见。它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文化的风向标,通过余秀华诗作表现出来,实现自己对越来越纤巧精致的象牙塔式的自我吟唱的反叛和对底层人民关注的觉醒。

  “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你可以轻易地就走进去,”“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发现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对当今诗坛女诗人同余秀华诗歌比较的点评,可谓字字如刀,刀刀见血。一边是程式化的雅致的美,难以觑见真面目的“美颜”,一边是撤除了一切遮掩身心屏障,内外通透的野性“胴体”,似乎原始的蛮荒写实意境才是真实的时代,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性,它没有坐而论道的庄严法相,不故作矜持、自许清高,甚至不讲求艺术家孜孜追求的所谓格式、语言表达技巧,单刀直入,大土大俗。

  自2009年至今,余秀华写了数千首打上其鲜明风格烙印的诗作,并获奖无数,期间的2014年,还应邀参加了由诗刊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余秀华等5位“最低层的人”的诗歌朗诵会。

  余秀华的诗同她的身体残疾可谓是一对同病相怜的孪生姊妹,形影相吊,互为表里。她的诗总体上呈现一种自卑、自怜、自赏、自虐的病态,充满着对世俗的暴烈反抗及源于自身现实既在的迷惘、失落、彷徨、无助,甚至绝望,她的毫无遮拦地任流动的诗行倾泻自己心泉,将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大背景下女性“小我”的情感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生、人性乃至隐藏其后的社会病理的究诘、拷问表达得如此直率、粗砺。

  余秀华的诗歌明显体现出其女性性别特征以及身体性写作取向。这一点,和同属同时代出生的女诗人贾浅浅出诸一辙。最能说明余秀华这一写作特点的,是她于2014年10月创作的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而最能说明贾浅浅诗作这一特点的,除了本文开头列出的《朗朗》,还有下面两首小诗:一首是《日记独白》:“迎面走来一对男女/手挽着手/女的甜蜜的把头靠在/那男人的肩上/但是裙子下/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和那男人内裤的气味/深深地混淆在一起”;一首是《黄瓜,不仅仅是吃的》:“寂寞的时候/黄瓜/无疑是/全天下最好的”诗中对性的丝毫不作艺术处理的黄色直白及直白到淫秽的明显暗示,读来触目惊心。


  俗话说“文如其人”,往深层次说,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的形成除先天遗传因素外,主要是由后天成长经历决定的,而个人成长经历及由此影响、塑造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直接和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作为作家个体的“人”的作品风格、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和表达的思想观念,无一不受其所处时代社会大环境熏染和不能超越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如果说作家作品“文如其人”,那么更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文如其时”,表达他们心声的作品无一不打上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的烙印。

  如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其整个生命历程贯穿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而这三个紧密衔接的历史阶段,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历史诗章,黑暗与光明,腐朽与新生,正义与邪恶,新思潮与旧传统空前碰撞、交锋,谁也逃脱不了的血与火的社会大熔炉,启蒙、锻造那一代中华儿女。赵树理作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我党文艺工作者,由于亲睹封建清廷腐朽专制,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外寇入侵,民不聊生,具有深浸骨髓的家国情怀,具有与党同频共振的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崇高政治责任感,他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中,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饱蘸激情,迎着光明,讴歌革命战争,讴歌祖国和人民,讴歌社会主义制度。他写作的系列作品,是记录、讴歌党史、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时代产物,是作家社会实践和人民艺术的结晶,它以其与党和人民、与乡村土地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特质成为那个时代人民文学的典范。

  生于抗战后期的作家贾大山,整个人生百分之九十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度过。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大集体里的一分子,全国人民高扬共产主义理想旗帜建设社会主义热潮时刻激励、鼓舞着他。董存瑞、黄继光、王杰、邱少云、雷锋、罗盛教、王进喜、欧阳海、戴碧蓉、金训华,乃至银幕英雄扬子荣等大批从战争到和平年代,拥有高尚情操、伟岸人格的平民英雄的感人事迹,时刻鞭策激励着全体人民朝着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目标前进。贾大山同万千知青一样,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拥抱农村沸腾火热的广阔天地,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感受着劳动的艰辛、快乐和集体生产形成的改天换地的人民智慧和伟力。在“六亿人民尽舜尧”的民族自信和政治制度自信的社会大背景下,贾大山思想、精神受到潜移默化,基于源自生产生活实践积累的丰富创作素材和同乡亲们相濡以沫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以生动活泼的群众化语言,写出系列洋溢着浓郁时代气息,为乡亲们喜闻乐见,格调明快、思想健康、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

  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贾平凹,历经新中国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及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末政坛巨变,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国历史转折——以“三七开”评价新中国主要缔造者,全面否定文革的改革开放,感受了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痛,历经了由反官倒反腐败引发的89学潮,见证了伴随时代激流,城乡运行体制巨变,人们如冲溃蚁穴的蝼蚁,由抱团拥簇到漫无边际散开,迷惘惶惑地被抛掷在变革时代的波峰浪谷。

  贾平凹从政治运动、历史转折造成的社会剧变中,看到人性的善良与丑恶,深切体会到世事无常,并由对人生前景的迷茫,精神支柱的坍塌,导致对曾经的理想主义信念的怀疑、动摇,市场经济的个人实用主义与毛泽东时代集体理想主义相悖,以个人追名逐利、单打独斗的碎片化琐碎繁缛社会生态取代以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集体化宏大理想主义社会形态,在人们传统思想意识里形成巨大落差。同时,伴随制度改革,开放的舆媒对党史、国史曲意解构,造成人们,尤其是一代青年思想混乱,并由理想航灯的熄灭,前进方向的迷茫而变得颓废,由思想颓废和历史虚无主义滑向人生的虚无主义,——“人生本来无意义,纯属偶然”。理想的宏大主题解构后,剩下一地狼藉散乱、几乎各不相关的细碎的砖头瓦砾,而以这些个体碎片舔着摔倒的创伤重新奋起构建的社会,便是一个五彩斑斓、层层叠叠的充满俗世烟火气息的碎片化社会,它以开放、自由的名义,在与这个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法典庇护下,呈现出人类个体人格多样性,精神文化多元化,几乎所有的人间美德与恶行都在“市场经济”一词的中和下而变得含糊不清。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深刻影响作家的精神世界,重塑他们对政治、社会、人生的认知,辅之以由对历史逆向反思之潮带来的泥沙俱下、丰富多彩的写作方式,使文学成为一种几乎纯属个人狭隘情感和人生感悟的任性宣泻,且掺杂着与市场经济时代吻合的对名利的觊觎。

  贾平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创作的全部作品,恰似一条反映时代变迁的河流,其作品主题由鲜明简捷趋于暧昧芜杂,再到拿着放大镜窥探掺杂着七情六欲的人性,烟熏火燎的人类个体命运的琐碎繁复,并由此升华至踏空红尘的宿命文化意象。其后期作品,与其说是颓废,倒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一种理想放逐后的自我放纵,一种享有麻醉快感的逃避。在这种个体才情放纵的背后,是内心世界空虚的黑洞。——而这正是贾平凹及其作品之于当今社会、文坛现状的大写意。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贾浅浅、余秀华,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没有历经战争年代的烽火洗礼,没有经历计划经济时代集体化生产生活,没有亲身体验新中国创业者的艰辛,伴随她们成长的,是大集体瓦解为以家庭为单元的碎片化的社会环境,是崇尚金钱财富和个人奋斗的年代,是古今中外杂糅的多元文化,关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国史,她们都只是从学校课本和各种报刊杂志、书籍、影像,还有后来普及的互联网上间接了解,她们的“三观”囿于时代樊篱,在对以由否定文革为中心的毛泽东时代党的方针政策偏颇错误的反思的主流思潮,以及伴随这股思潮,由知青作者创作的控诉文革、悲泣“牛棚”、鞭挞愚昧的呈井喷式爆发的“伤痕文学”作品,在国门初开,政治坚冰初融的特殊时期,以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作者个人真情实感和生动激情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以及打破性欲禁区,成为带有深邃政治意旨的势不可挡的文化潮流。贾浅浅、余秀华们在接受这些精神食粮的同时,以自己浅显的社会阅历形成的感性和理性思维,咀嚼、揣摩这些作品表面的和潜在的东西,形成自己对党史、国史,对社会,对人生的囫囵认知。现实中,自由式杂碎文化对历史的多面认知,对人世美丑善恶缺乏鲜明判别标准的中庸,均使在改开后市场经济社会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缺乏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自信,多堕入以功利为目标的个人利己主义和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

  贾浅浅和余秀华虽然生于同一个时代,但在市场化社会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中,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她们处于迥然天壤的不同社会阶层,贾浅浅背靠声名显赫、执文坛牛耳的父亲贾平凹这棵参天大树,在父亲荫庇下,于无忧无虑、众星捧月般的优裕环境中青云直上。她的人生简历是一条简单的直线,除了学校还是学校,所不同的只是由学生到教授的身份的转换。而余秀华的农民父母,只能提供给她贫瘠的成长条件,出生时逆产造成的残疾又在她起飞的翅膀上较常人加绑了一块巨石。在非公正的天道为她营造的灰暗环境中长成后,她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俗世人生劳作(养活自己)、结婚(延续后代)等固定程序,而这些对自小身心就遭受创伤的余秀华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她从幼年开始,便生活在与同龄人不一样的相对卑微、孤寂的环境中,生活外延因生理残疾不断内卷、收缩,导致长久压抑的心灵敏感而尖锐,她的诗歌抒情主体是坚强、倔强的自我,她以自我为炮座,向包围她的世界射出一枚枚呐喊的炮弹。她的特殊生命个体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向人们赤裸呈现自己对乡村,对理想,对人生,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认知与感受。

  余秀华的人生简历虽然较贾浅浅丰富,但在碎片化市场经济社会大背景下,同样是纤弱苍白的,在她的诗域视野里,和贾浅浅一样,只有源自个人对社会感知的杂乱咏叹,没有上升到超拔个人情感纠葛登顶光明豁达巅峰境界,只不过她的诗作较贾浅浅少了许多矫饰的无病呻吟,这是两人的不同生存背景和生活历程造成的结果。

  其实,同赵树理、贾大山、贾平凹等不同历史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贾浅浅和余秀华的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是运动着的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正如我们不能想象清代能够出现赵树理那样讴歌劳动人民的作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能够出现“伤痕文学”作品和贾平凹后期创作的系列颓废主义世像作品一样,贾浅浅、余秀华如果生于过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大概是不可能写出在人们看来不忍卒读的“屎尿诗”“下体诗”来的,它反映了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的欲望、追求和现实精神状态,这些为人们鄙弃不齿的诗作,只是诗人站在贫瘠荒芜的精神原野上,代社会率性发出的原始野性的狼嚎,而不仅仅只在于诗歌作者与诗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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